冯玉祥家事-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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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位于河北省中部，东北距北京141公里，西南到现在省会石家庄124。5公里，与北京、天津呈鼎立之势，西依太行山脉，东扼冀中平原，北探三关，南通九省，被称为京师门户，天下通道。自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保定在军事上的地位益显重要，成为京畿重地。保定文化荟萃，人才辈出，战国时代燕国大夫郭隗、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元代著名曲作家李好古，都是保定的骄子。冯玉祥就出生在这块人杰地灵的沃土上，冯玉祥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儿童时代，因而保定便成为冯玉祥的第二故乡。冯玉祥后来操的是保定口音，也是这个缘故。
康格庄距保定城东约二里之遥，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村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余家。讨饭的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之家。他们大都以农为主，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每家土地大多在十亩上下，做生意的人不多。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唯一的营业。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品，在康格庄都不容易买着。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村民的衣着十有八九都是褴褛不堪，补丁满身。绸缎绫罗更不消说，这里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是洋布之类，这里也很少有人穿。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咸菜，是他们经常的蔬菜。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不舍得吃，只临时泡点盐水下饭。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等杂粮。
康格庄的房屋，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才在屋顶抹一层石灰。所谓石灰房，为村内最好的房舍。全村的瓦屋只有两家，其余都是些破旧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建不起院墙，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算做院墙。院墙内外，破乱的瓦片，瘦小的牲畜，是村内惟一的点缀品。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人情世故中免不了要送些礼。平常交情的是送一百三十钱的礼，交情深厚的，送二百五十钱的礼。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起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搀着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硌掉。
康格庄的人除了完粮之外，很少和政府打交道。政府不注意群众的生活，群众也不关心政府的行为。保定府距这里虽然只有二里远，然而，村民们对于那里的城市文明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有时反而用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村内与村外，如同隔成两个世界。在这里听不到关于政治的谈论，也听不到列强侵略中国的痛史，外面的种种巨大变化，很少波及到康格庄来。
康格庄村民整年忙碌着、愁苦着，惟一的娱乐是看戏。当然，这样的机会也是难得的。保定府附近流行的戏剧有“哈哈”、“二簧”、“梆子”、“老调”等数种。这类戏剧，对村民的影响非常大，自然也影响了幼年的冯玉祥。戏中的人物让冯玉祥爱憎分明，特别是“老包铡陈世美”、“溪皇庄拿花得雷”两出戏，使冯玉祥从小就疾恶如仇。
第一部分：平凡家世苦难童年 1
流离之苦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准军分驻于津郡各属，于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始。冯玉祥的父亲随军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在保定城里住了不久，1885年，在冯玉祥才三岁时，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全家又迁到康格庄，与一户姓王的农民为邻。那时康格庄距保定城东约二里之遥（现已为保定市区）。冯玉祥家初搬来时，在村的小西头路南租赁了陈家的两间西屋住着，房东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不大好，房间只有一丈余长的样子，房身也非常低矮，冯玉祥的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到顶上的横梁木。屋内除了睡眠的土炕及做饭的地锅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陈设不用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个坐的地方都不好安排。四周的墙壁，因为风吹雨打，又年久失修，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常常有成块的泥皮向下滑落。因为天天做饭，炊烟在墙上涂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黑灰，一进屋就好像进了暗室，漆黑一团。
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冲上去，多年停滞在屋顶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七八糟，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到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脏乱不堪的房屋，就是冯玉祥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过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冯家总算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还有两间小房间。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敞了许多。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的呼喊，就是大人也异常欣慰。
一天黄昏，冯玉祥的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冯母一手抓着冯玉祥的手，一手抚摸着他的头发，眼睛直向他的左耳朵看着。过了一会儿，她对冯玉祥说：
科宝（冯玉祥的乳名），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常常撒腿就往外跑；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没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吗？
冯母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说完了，抬起头来，望了望冯父。两位老人脸上浮现出从未有过的珍贵的微笑。
原来，冯玉祥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方短。这大概因为冯玉祥在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大人又整天忙于劳作，没有功夫顾及到孩子的正常发育。日子久了，冯玉祥的左耳朵就比右耳朵短小，没有得到平均生长。冯母同冯玉祥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他取笑罢了。
1896年，冯玉祥父亲的队伍移防到直隶安肃县（今河北省徐水县），全家遂搬出康格庄，迁到县城北关。自这以后，冯玉祥随军漂泊，很少有机会再回康格庄（1911年，冯玉祥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解回原籍，曾再回过康格庄）。然而，在康格庄的童年生活，却给他一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他在《我的生活》中所言：“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① 2。2 掇拾柴火
因为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得不帮同大人劳作。冯玉祥在七八岁的时候，便时时同家兄一起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的向草地里进发。拔草的地方，大都是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又是一种很好的燃料。一到收麦子的时期，冯玉祥常常与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们一起，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
夏天，高粱快成熟时，干了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披剥，据说这与它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按保定府的惯例，披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披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冯玉祥往往就把其他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披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太难得了。披叶子的苦楚，没有干过的人是无法体味到个中滋味的。高粱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冯玉祥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自己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披。有时从早晨开始，冯玉祥就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披一整天，一直披到晚上，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披完了。出来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晚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而苦涩的粘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丫，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的树枝特别干脆，只要被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天，落下很多干树枝，收集起来，背回家去，可以烧一两天。另外，冯玉祥也常常穿杨树叶。北方的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树叶儿完全脱落，遍地都是。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条长绳，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随手捋到绳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冯玉祥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杨叶和投干枝棒两项工作上消度过去的。童年的贫苦生活，使冯玉祥对农民的疾苦有切身体会，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农民情结，也为他培养了终生体恤民众的情愫。
第一部分：平凡家世苦难童年 2
冯玉祥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冯有茂的薪饷不到月杪发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候，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惟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于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冯玉祥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冯玉祥去赎。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比较值钱的整齐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连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这样剜肉补疮地勉强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断炊了，家中再也找不到可典当的东西时，冯玉祥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
饷一领到手，头一条事就是赎当。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就毫无办法了。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冯玉祥在后头跟着。这时冯玉祥一面走，一面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错了账，多付了人家钱。到当铺把当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叉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里头。
无论是典当还是赎当，都是冯玉祥最难堪的时日。那当铺里比成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在八九岁的冯玉祥面前，俨然是一座望而生畏的壁垒。因为东西不值钱，因为典当赎当太频繁，引起了当铺老板生厌。当小小的冯玉祥踮着脚，把重重的东西艰难地推上高高的柜台，向那柜台老板一遍又一遍地哀求呼唤时，那柜台老板，却不是呵斥辱骂，就是视而不理，甚至把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推上柜台的典物给扔了下来。那时的乞求期待、进退两难和老板的白眼，真像万箭穿心。
冯玉祥在康格庄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但其间也曾有过一度学塾生活，只是为时不久，就又不得不丢弃这个幸福，走上新的征途。
1891年的秋天，冯玉祥开始到学塾里读书。这在有钱人家的子弟看来，当然是一种儿童应享有的福利，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稀罕。然而，对冯玉祥来说，在家庭情况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简直不啻于一个天外飞来的福音。
冯玉祥的父亲是个因为没受学校教育而饱受痛苦之人。他不识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着：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窘苦，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有上学的机会。冯玉祥的哥哥冯基道便在他父亲的这种心愿之下，才勉强入了学。
冯玉祥的大哥冯基道，字志（治）斋，乳名北宝（冯玉祥的祖母取的名，意思是北方出生的），比冯玉祥大4岁，童年时代处处照顾着小弟弟。冯基道不到16岁时，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就投入淮军当兵。先在李鸿章的保阳马队效力，得到提拔重用。淮军改练新军后，被编入新军第四镇任职。民国期间，他晋升为陆军中将，后来转为文官。冯基道为人忠厚和蔼，晚年隐居天津、北平。 ②
冯基道念书的时候，还没有现代的新式学校，只有些“子曰”、“诗云”的私塾。先生的束 （学费），每年才六吊京钱，合三百个铜元。冯玉祥的父亲常常对大儿子说：
“北宝，咱家里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学，要好好的用功，才对得起我们。将来有机会我再替你补兵，那时就休想读书了。”
1886年（光绪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