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思想？我有义务带来思想吗？”
这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反驳，采访者乘胜追击：“在作品《爱可尔斯街的房子》中，主人公马伊蓉·布卢姆在她丈夫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之前，拒绝做爱。您说的是否是这样一个意思：在男人们努力取得受人敬重的新的身份之前，女人们应该跟他们保持距离？”
他母亲瞥了他一眼。她是在用一种滑稽的方式，向约翰求救！
“你这想法有点意思，”伊丽莎白嘟哝道，“当然，至于马伊蓉·布卢姆的丈夫这个个案么；要求他费力去取得新的身份，是特别过分；因为他是一个———我说什么好呢？———一个身份不确定的、有许多化身的人。”
第一课第一课 现实主义（3）
《爱可尔斯街的房子》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也许，它将跟《尤利西斯》一样永存；在它的作者躺进坟墓很久之后，它还将四处流传。在伊丽莎白写这部小说时，约翰还是个孩子。当他想到创作这部作品的和生他的是同一个人时，他感到不安，感到迷惑。现在他该介入了，去把母亲从那已经变得单调乏味的探问中解救出来。他站起身来。“母亲，我想，我们得打住了，”他说，“有人来接我们去参加电台举办的会议。”他又对主持人说：“谢谢您，不过，就到此为止吧。”
那主持人恼怒地噘起了嘴。她会在她的访问记里，把约翰作为一个角色安排进去吗？正在失去权利的小说家和她的老板一样的儿子？
在电台，母子俩被分开了。在监控室里可以看到约翰的形象。他惊讶地发现，这回的主持人，就是中午坐在他身边吃饭的那个优雅的女人，姓莫比乌斯。“现在是‘作家在工作节目’，我是苏珊·莫比乌斯；今天，我们要跟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聊一聊。”那女人道了开场白，继而干净利索地介绍了伊丽莎白。“您最近的小说，”她继续说道，“叫《火与冰》，背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澳大利亚，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不顾家庭和社会的反对，努力想成为一名画家。当您写这部作品时，心中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人物形象？这故事的基础是否是您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
“不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还是个孩子。当然，我们总是把自己的生活作为创作的资源———生活是主要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惟一的资源。不过，《火与冰》可不是自传。它是一部虚构作品。我是杜撰的。”
“我必须告诉听众的是，这是一部有力的作品。不过，站在一个男人的立场上来写它，您是否感到轻松？”
这是一个常规问题，可以打开那扇通向她的那些老生常谈的门。让约翰惊讶的是，他母亲并没有抓住这开门的机会。
“轻松？不。如果是轻松的话，就不值得去做。恰恰是不轻松，是挑战。虚构出一个跟你自己不一样的人物，再虚构出一个世界，让他住进去。虚构出一个澳大利亚。”
“您在您的书中所做的，就是这个吗？就是您刚才说的，虚构出一个澳大利亚？”
“是的，我想是的。不过，在如今，那可是件不太容易的事。现在有了更多的阻力，许多其他作家已经虚构出了许多个澳大利亚，那些形象组成了一个很重的传统，你得推着它前进。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传统的肇始。”
“在咱们国家，您最有名的著作是《爱可尔斯街的房子》，那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我倒是喜欢谈谈这部作品，谈谈小说中的茉莉·布卢姆这个人物形象。您曾经声称或者说一再地声称，这个人物形象来自乔伊斯，您把她改写成了您自己的人物；对您的这种写法，批评家们曾集中讨论过。我不知道，您是否愿意谈谈您对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尤其是您对乔伊斯的挑战。他可是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开辟了他自己的领域。”
又是一个明显的机会，这回她抓住了。
“是的，茉莉·布卢姆———我指的是，乔伊斯的茉莉，她很有魅力，不是吗？在《尤利西斯》的字里行间，她留下了踪迹，像一只母狐狸，在发情时留下骚味。你不能说她在拿骚气诱惑男人，她做得不露痕迹。哪怕茉莉不在现场，男人们也会看到她的痕迹，闻一闻，转个圈，相互对着吠叫。
“不，我不认为自己像乔伊斯。不过，乔伊斯的有些书极富创造性，书中有很多材料可以留着以备后用，那些材料几乎是在邀请你去把它们接过来，用以建造一所属于你自己的房子。”
“可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您已经把茉莉带出来了———请允许我顺着您的比喻来说———把她从爱可尔斯街的房子里带出来了。她的丈夫，她的情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有塑造她的作者，都把她禁闭在那房子里，把她变成了一只蜂后，使她飞不起来。您把她带到了都柏林的大街上，给她松了绑。难道您不认为，从您这边来说，是对乔伊斯的一种挑战，一个回应？”
“蜂后，母狐……咱们还是把她的形象改一改，称她母狮吧；她在大街上趾高气扬，嗅着各种气味，看着各种景观。甚至寻找着猎物。是的，我要把她从那所房子里，尤其是那间卧室里，解救出来，床上的弹簧吱嘎作响。如你所说———就在都柏林———给她松绑。”
“如果您把茉莉———乔伊斯笔下的茉莉———看成爱可尔斯街房子里的一名囚徒，那您是否把所有女人都看成婚姻和家庭的囚徒？”
“你不能说所有女人。不过，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茉莉是婚姻的囚徒，在1904年的爱尔兰，有那样的婚姻出售。她丈夫利奥波德也是个囚徒。如果说她被关在婚姻的房内，那么她丈夫是被关在房外。所以说，奥德修斯力图进屋，而珀涅罗珀力图出门。乔伊斯和我所尊重的就是那个喜剧，那个喜剧性的神话，只不过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敬意。”
由于两个女人说话时，都戴着耳机，都对着话筒，而不是对着对方；约翰很难看清她俩合作得怎么样。不过，像平常一样，他对他母亲所表演的角色印象深刻：亲切的常识，无怨无恨，但也不乏尖锐和智慧。
“我想告诉您，”主持人继续说道（声音很冷淡；约翰想：一个冷淡的女人，很能干，但一点都不轻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我首次读《爱可尔斯街的房子》时，它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我还是个学生，读过乔伊斯的书，被其中关于茉莉·布卢姆的章节及其所表现的极为正统的观念所吸引，也就是说，乔伊斯在此处写出了女性的真实的声音、女人的真实的感觉，等等。随后，我读到了您的书，才意识到，茉莉不是非得被限定在乔伊斯所给予她的生活方式里，她同样可以是一位知识女性，可以喜欢音乐，有自己的朋友圈子，还有一个与她相互信赖的女儿———我刚才说过，这是一个新发现。于是，我开始想到别的女人形象，想知道她们的情况；因为，她们的声音是男作家给的，而且以解放她们的名义，到最后，只落得给男性哲学帮腔或服务。我尤其想到D。 H。 劳伦斯笔下的女性形象，不过，如果您进一步回溯，这样的女性形象还可能包括‘苔丝’和‘安娜·卡列尼娜’，我只举出这两个名字。这是个大问题，不过，我不知道，您对此有没有什么可说的———不仅要说说马伊蓉·布卢姆和其他几个人物形象，还要说说广大妇女同胞从男人那儿夺回人生的方案。”
“不，我想，我没有任何想说的，你已经说得够全的了。当然，公正地说，男人也得从浪漫主义的老套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做‘希刺克利夫’和‘罗切斯特’那样的人，更不用说是又老又脏又贫穷的‘卡索邦’了。这将是一幅壮伟的景观。不过，严肃地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寄生于经典作品中。我自己正在摆脱经典的负担。我们得从事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发明。”
这一点根本不在采访脚本里。一个新的开始。她们的谈话会走向哪里呢？可是，唉，那个姓莫比乌斯的女人（此时，她瞥了一眼播音室的钟）并没有捡起这个话题。
“在您比较晚近的小说中，您把背景移回到了澳大利亚。能否请您谈谈，您是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作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澳大利亚是一个遥远的国度，至少美国人会这么认为。在您写作时，您是否也意识到：您是在边远的地方发送报道？”
“边远的地方。这说法有意思。目前，你会发现，许多澳大利亚人都不乐意接受这个说法。离哪儿远了？他们会问。不管怎么样，这说法有一个确定的意义———纵然这意义是历史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不是一个崇尚极端的国家———我宁愿说，我们是相当平和的———不过，我们是一个具有极端倾向的国家。我们之所以保留着自己的极端倾向，是因为从来没有过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反对。如果你开始堕落，也没有多少人会来阻止你。”
她们的话题回到了平常的事物，回到了熟悉的范围。约翰可以不听了。
咱们跳到当天晚上，说说正事，颁奖的事。作为演讲者的儿子和伴侣，约翰发现自己被安排在了听众席的第一排，在贵宾之间。坐在他右边的女人作了自我介绍。“我的女儿在奥尔托纳学院读书，”她说，“正在写学位论文，是关于你母亲的。她是个铁杆迷，让我们读你母亲的所有作品。”她拍了拍那个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的手腕。他们看上去很有钱，是老派的有钱人。毫无疑问，是慈善家。“在我们国家，你母亲很受仰慕。尤其是年轻人。我希望你把这一点告诉她。”
在整个美国，青年女子们都在写关于她母亲的论文。有崇拜者，有追随者，还有信徒。告诉母亲，她有一批美国信徒，她会高兴吗？
咱们跳过颁奖场面。太频繁地打断叙述，不是什么好主意；因为，讲故事，如果要产生效果，就要哄着读者或听者，让他们进入一种如梦状态；在这种状态里，现实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会渐渐消亡，被接踵而来的小说中的时空所取代。闯入梦境，转而去注意故事的建构，会严重损坏那个现实的幻象。然而，除非咱们把几个场景跳过去，否则咱们整个下午都会停留在原地。咱们跳过去的不是文本的组成部分，而是表演的内容。
第一课第一课 现实主义（4）
颁奖典礼如期举行；之后，讲坛上只剩下他母亲，她得发表受奖演说，议程安排中的题目是“何为现实主义”。时间到了，该她露两手了。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戴上了她那看书时才戴的眼镜。“女士们，先生们，”她说着，便开始念了起来。
“我出版第一本书是在1955年，那时我住在伦敦，而那时的伦敦，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是文化大都会。我还清楚记得邮政包裹到达那天的情景，那是提前给作者的样书。我一拿到手，自然感到很激动；因为它是印出来的，装帧好的，实实在在的，不可否认的。可是，有件事让我感到不踏实。我给出版商打电话说：‘保存本寄出去了吗？’我问他。直到他们向我保证，当天下午，他们肯定把保存本寄出去，寄往苏格兰、牛津大学图书馆等地方，我才放下心来。不过，最重要的是大英博物馆。这是我的宏愿：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有我的一个位置，与其他姓氏以字母C开头的大作家，如卡莱尔、乔叟（Chaucer）、科勒律治（Coleridge）和康拉德（Conrad）等，能摩肩而立。可笑的是，结果发现，我的文学紧邻是玛丽·科里利。
“现在有人会笑话我那样的天真。不过，在我焦灼的追问后面，有一种严肃的东西；而相应地，在严肃的后面，有一种可怜的东西，还不太容易承认。
“让我来解释一下。先不管所有那些你们已经写出来的书籍，它们行将灭亡———由于没有人买，它们将被化成纸浆，读者会翻阅一两页，然后打个哈欠，把它们永远扔在一边，它们将被留在海边的宾馆里，或火车里———抛开所有这些行将隐没的书籍，我们肯定能感觉到，至少有一本书，它不仅会被阅读，还会受到爱惜，它会得到一个家，在书架上拥有一个位置，那位置将永远属于它。在有关保存本的想法的后面，我有这样一个愿望：纵然第二天，我自己被一辆公交车撞翻；但是，如果命不该绝，那么我这个头胎儿将有一个家，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它可以打盹，没有人会用棍子来戳它，看看它是否还活着。
“这就是�
![[西里尔·科恩布拉特_孙维梓] 黑箱子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