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1-鲁迅杂文精编-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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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八日。
解读
无数的事实让我们怀疑和嘲笑主张读经者，事实让我们会心地领会并进而追问主张读经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同时也就吸引我们分外注意看下文是怎样揭露历来的“主张读经者”的“别有用意”的了。
鲁迅把“主张读经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真心诚意地主张读经的笨牛，决无经营、取巧、献媚的手段，一定不会阔气，其主张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人数也少，不消和他们讨论。另一类是读经的“聪明人”，或聪明的读经人，自然也是阔人。……“读经”不过是他们偶尔用到的工具。
鲁迅在这里是把古书包括十三经，或者以十三经为核心作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代称对待的。……太多的古习惯，太多的坏经验正是来自传统的封建文化，主张读经者就是那些被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也教养的变性了的妄行者。而故意的妄行者对社会的危害则如蚕食毁坏人体的“游走细胞”一样，惟一的疗救法是用“强酸剂”。——这里体现的仍是鲁迅对封建文化整体性的彻底否定的一贯立场与态度。
——李文儒《走进鲁迅世界》
第三部分我观北大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
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解读
本篇是应北京大学学生会邀请，为纪念北大成立二十七周年而作。这是１９２５年年末，攻击鲁迅先生的人，给他扣上一个帽子，称他是北大派。
派别这样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不好的名词，拉帮结派，旁人看来，就觉得危险。什么“党”，什么“帮”，在古代都是罪名，如果有人指他人为帮派，便是把这些人当作了敌人，准备着加以攻击了。反动政府打击迫害进步人士，常常就把“派”祭出来，深文周纳，强加罪名。
但是鲁迅先生却宣告说，他并不惮以北大派自居。
因为他说得明白：和“北大派”联络到一起，并非是私人的利益或者地域的联系，而是自蔡元培先生改革以来，一直提倡和发扬的北大精神：其一，北大是常为新的，其二，北大是与黑暗势力抗战的。
这样，北大派其实并非单是北大一个学校的派别，而是整个中国民主精神、科学精神、革命精神的代表。作为“北大派”的人们，其实是因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而聚集的，中国最富于生命力的一部分。当时段祺瑞政府下令断绝北大的教育经费，对于在困难中抗争的北大师生，这正是一个有力的支援。他们将与一切能使中国走向新生的力量，归属为同样的一个“派”，纵然被压制，被攻击，这样的“北大派”，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的希望。
——孔庆东等《解读鲁迅经典》
第三部分谈皇帝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波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波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作‘红嘴绿鹦哥’。”
在我的故乡，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红，正如鹦哥的嘴一样。
这样的连愚妇人看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
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
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
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闹起来了。你对他说“天”么，他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岂但不仰体上天之意而已，还逆天，背天，“射天”，简直将国家闹完，使靠天吃饭的圣贤君子们，哭不得，也笑不得。
于是乎他们只好去著书立说，将他骂一通，豫计百年之后，即身殁之后，大行于时，自以为这就了不得。
但那些书上，至多就止记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二月十七日。
解读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在没有科学规则的体制里，虽说皇帝至高无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愚弄臣民百姓，而臣民百姓何尝不变着法儿地愚官愚君呢？
所谓“愚”，说穿了就是欺骗和利用。君臣之间，君民之间，臣民之间，包括君君之间，臣臣之间，民民之间，就这么互愚着，相互欺骗着利用着。“愚”简直成为结构社会的纽带，社会便成为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大泽。
谈皇帝谈出来的是“皇帝制”下的社会关系，这关系就是互愚，即互相欺骗互相利用，上边骗下边，下边骗上边，夹在中间的既骗上边又骗下边。历史这样记载着：互愚互骗的政策“全都不成功”。
——李文儒《走进鲁迅世界》
第三部分可惨与可笑
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发表了。因为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
解读
这是极其沉痛和愤怒的文字，写下这篇文字的前几日，鲁迅先生经历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那一日是“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日子，这一天，北京五千多名革命青年和爱国群众在执政府前请愿，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提出要我拆除大沽口军事设施等无理要求，却遭到段祺瑞政府的屠杀，死亡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七十三年之后，我们回想起这一事件，也不由得感到震惊与悲愤。
三百余人的流血，是可惨；而在屠杀之后，段政府还要捏造共产党“暴动”的谰言，继续着迫害爱国志士的事业，则是可鄙、可憎亦可笑的了。
面对这样的行径，鲁迅先生已不能仅仅坐着平静而哀伤地做一些悼文。虽然是在暂时的避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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