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梦魇-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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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无家可归者滑向熟悉的、破旧不堪的路途，因为让此路禁止通行的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批评荡然无存，社会和家庭结构轰然倒塌了。休斯顿最大的“希望使命之星”的负责人唐纳德·约翰逊说：“这是性革命、毒品革命、成为你自己、自我满足革命、我这一代人、我不负责、我不受惩罚的论调结出的果实。很多人迷途知返，但一些人却没有。”
产生众多无家可归者的家庭结构不坚固，程度超乎现实想像，就像倒塌的建筑中连在一起的残迹。例如，酗酒和吸毒的无家可归者是下层男子，成长在破损的家庭和社区，这是性格未充分发展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生长在单亲家庭，可能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比非无家可归者多三倍，在没有一个家长的环境中长大，可能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比非无家可归者多五倍。
解体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版本，是一个母亲和其14或15岁的很漂亮的金发女儿。打扮得跟《夏日之恋》中的人一样，两人都在曼哈顿一个教堂经营的收容所吃早餐。其他人不喜欢他们：她们用收容所的牛奶喂她们的猫，另一些人指责说，母亲在街头的麦当劳店门口为女儿拉客，这是性解放的悲哀写照。她们昨天晚上错过了收容所的宵禁时间，因而睡在街头；她们说她们去观看了林肯中心的一次演出。80年代末凤凰城的救世军收容所一个月内收容了三对年轻夫妇揭示了社会破碎到何种程度——每对夫妻都有一个有缺陷的孩子，像恋人一样的每对夫妻原来是兄妹。
无家可归与自由遗弃的孩子
社会解体的极端例子是一个称作“遗弃的孩子”的无家可归团体。名字的冷酷无情点出了他们命运的残酷。他们是一些被父母遗弃或虐待的青少年或不到10岁的孩子。父母因酗酒、吸毒或疯癫而不能照顾他们。或者他们是从养父母家中跑出来的青少年，一些人是无家可归的父母托付给收养人的。
这些孩子经常居住在废弃的建筑物内。有一次，他们中的60个人从洛杉矶一栋着火的建筑物中夺门而出。他们以偷窃、兜售毒品及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勉强口的卖淫”为生。他们的健康状况很差，不上学校。大一些的男子——28或30岁左右，容留一些女孩，常常在她们19岁左右便抛弃她们。洛杉矶儿童医院看过病的许多“遗弃的孩子”当中，一半为吸毒者，三分之一使用静脉注射毒品，四分之一涉足卖淫活动，40％在10岁前受到性或身体虐待，80％在临床上有抑郁症，20％企图自杀。
不可避免地，一些女孩怀孕了，其中一些人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开始制造下一代的无家可归儿童。“严格讲，她们没有办法给孩子充分照顾。”研究这个团体的社会学家凯·麦切斯尼说。但她补充道，所有这些情感饥饿的母亲用夹杂痛苦的热切与她谈起她们的孩子多么好，他们怎样从未像其他婴儿那样因饥饿而哭闹。当然，麦切斯尼看到，他们营养不良，无精打采，哭不出来。
正如其他社会痼疾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无家可归问题发展到这种地步，这样顽固，是新自由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基于那种意识形态试图减轻无家可归问题的大规模行动——特别是公民自由联盟律师们发起的行动——结果使问题更严重。部分原因是他们无意间加速了引发无家可归问题的社会解体。无家可归是社会病态的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治愈它首先要求我们停止做目前认为是解决办法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使问题更糟，请停下来，加倍努力也不会使情况改善。
对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这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见解：当然他们需要停止从能帮助他们的事情中“解放”出来。我记得有两种扭转问题的办法并非不证自明，对任何相信公民自由拥护者说的帮助无家可归者那一套东西的人来说，这两种扭转问题的办法看起来像与痛苦者残忍作对。但由于公民自由拥护者对无家可归精神病人的看法如此错误——他们成了无家可归精神病人的最坏敌人，尽管实际上他们不是故意的——发现他们项目的其他部分同样错误并不令人惊讶，尽管他们的声明真诚善意，国会议员和电影明星躺在供宣传用的暖炉上，愿意为他们的观点背书。真诚和良好意愿，甚至得到广泛认可，并不能保证正确。
第一个基本的扭转办法是：从无家可归者中重新夺回公共场所，禁止在火车、汽车站、公园和地铁站乞讨、打地铺及向无家可归者分发食品。在已成为无家可归乞讨者地盘的大街上，执行许多城市明文规定却没有执行的规章：禁止“到处”去乞讨。这不是要求把无家可归者关进监狱，而仅仅是“移到别处”或在必要时，把拒绝的无家可归者关押一两天。
第二种扭转办法要求大幅削减公共收容系统。大的公共收容所成了向酗酒者和吸毒者提供补助的地方，吓跑了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疯子。甚至坚持首先建立收容所的拥护者现在也谴责收容所成了充满暴力的丛林，要求提供其他更安全的住宿，你知道事情已经错到不可救药了。
由于自我毁灭所造成的结果不应该受到保护，就像纳税人不可能不问问题、不附加条件就为你提供遮风挡雨的屋顶一样。在收容所就餐，在火车站不受打扰地乞讨以购买可卡因或果酒的零钱——通常几小时内你能获得至少免税的12美元，不次于最低工资标准——像一部分无家可归者那样生活。这种生活很龌龊，但它把那些人与他们行为造成的最直接恶果隔离开，解除了对此类行为的极为有效的威慑。
享有收容权促使依赖性进一步增强。拿我在纽约凯瑟林大街家庭收容所遇见的27岁的洛威尔来说，他带着胜利的微笑而不是感激之情来到了收容所。他先前是周薪350美元的“汉堡王”店的经理，与他一样住在收容所的妻子，在该连锁店的另一个店工作，周薪160美元。当姑妈将他从她的住处逐出时，他去了收容所。几周内，他因下班晚，好几次被锁在收容所外面，所以他辞了工作。
他告诉我他能轻易地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但这种想法随即冷却。“如果你得到一份工作，你将在财政上被虐待，”他说，“无人付给我应值的薪水。”所以他把时间消磨在替收容所做字母标记，妄想成为著名书法家。可惜，他粉刷在每面墙上的字没有显示出任何天分。与此同时，他没有怨言。“你知道我们昨晚晚饭吃什么了？”他问，“牛排！我们有一台电视，一个录像室。我在这儿看的电影比我在外面看的加起来还多。你真的不能要求太多。”假设他要求少，他将很快振作起来，既不是无家可归者也不会退出劳动大军。
我绝对不是说你在收容所不会发现真正的减轻烦恼的例子。当然一些人因火灾、失业或家庭暴力在那儿避难。确实有人遭到了很大不幸或迷失方向、迷茫、失去信心、暂时停止了奋斗。但这些短暂的无家可归者，只占公共收容人口的极少数。
无家可归与自由拯救灵魂
公共收容所不能区别不幸的人、像洛威尔这样的装病的人和真正脱离社会的人。例如，在凯瑟林大街收容所，你看到在一间大的、杂乱无章、有14张床位的屋子里住着四个或五个家庭，发现面目可憎的年轻人和他的16或17岁大的妻子中午了还躺在相邻的床上。经过几个房间后，你忽然看到四张床拼在一起，显示是一个家庭，每张床都铺得像士兵床铺那样整齐，每个枕头顶部放着一个亲手做的动物玩具，一只金鱼在碗里游——所有这些透露出远远不同的生活和高度的激情。但对收容所来说，所有无家可归者都一样，都平等地从纳税人那里得到住房。
至少，公共收容系统制定区别对待的收容政策并减少收容人数将具有意义。如果它们也只提供临时的而不是无限期的住处，人们将减少对收容所的依赖。
即便这样，私人资助和私人开办的收容所很多也赞成开办公共收容所。私人收容所拒绝用似是而非的“头衔”将其变成庞大、昂贵的永久官僚机构，持续扩大主顾人数，让他们长期依赖收容所。私人收容所有公共收容所没有的目的性。它们有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它们的目标是改变生命、拯救灵魂、拯救原罪之人、解救不能得到挽救的人。在人道的社会中，这些目标值得称赞、十分必要，然而却超出了国家的范围。
假设下列扭转后的情形出现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想一想，大城市的公共收容所缩减或关闭，精神病人得到妥善治疗，私人收容所减轻了暂时的烦恼及试图重塑它们认为可以拯救的酗酒者、吸毒者和脱离社会的人，公共场所扫除了乞丐和睡觉的人、恢复了公共秩序。所有的烦恼加起来会更大吗？成千上万以前睡在公共收容所或地铁的无家可归者将在桥下受冻、在贫民区挨饿吗？
我认为不会。假定对易于陷入绝望的生活加以阻止——有同情心的市民停止以同情的眼光看待酗酒者、瘾君子、游手好闲的穷人、被蹂躏的受害者，对他们施舍是一种公共需要——那么，各种各样的无家可归的吸引力将大减。在保存完好的社会秩序中，市中心不会涌现微小的目无法纪和不负责任的自我毁灭行为，很多人就不会堕入这样一种命运的诱惑。
我们错误地看待无家可归问题的每一部分——谁是无家可归者，他们怎样沦落到那种地步，对他们的困境我们负什么责任，给他们什么帮助。我们以自由的名义把疯子扔到大街上不管，这种自由是在取笑他们。我们对疯子欠缺同情，我们把同情不加区分地滥用到正好看起来像他们并和他们站得很近的人身上。如果我们的公共场所被劫持和掠夺，那样做有助于减轻我们隐约感到的内疚，但不能认识到问题的焦点所在。如果那样做侵蚀了社会秩序，我们——内疚的人——让谁为此负责？
以上谈的已足够多了。该是停止欺骗我们自己，清除貌似有理的自由带来的混乱的时候了。第六章牺牲穷人
性革命、反文化，所有这些促进富人解放的“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使我们行为及价值观与信仰转变如此之大，以致在它们发生时，所有人都意识到美国文化历史中某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东西出现了，改变了美国人的灵魂。相比之下，我们通常认为“文化革命”的其他部分，那些旨在解放穷人的部分，是纯粹的政治现象，如通过民权法案、登记选民、改良学校、划分行政选区等等。但是，所有巨大的政治变革都是从信仰与理想的早期转变中产生的。
甚至在反文化来临之前，在美国人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贫穷根源、穷人与社会其他阶层关系的观念开始有了急剧的转变。我们革命化的关于对极贫的认识与了解；使我们为他们修建了禁锢他们的一座监狱，将他们囚禁在贫穷的命运中。尽管出于仁慈和人道主义的目的，我们给予穷人的都是禁锢和枷锁。
富人新文化中的一个中心观念最为有害，即穷人是牺牲品，贫穷就是受迫害的证据。因为通过劝说穷人，说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牺牲品，或者纯粹是巨大经济和历史力量将他们压到社会底层的不幸的被玩弄的人时，我们使他们变得消极、被动和充满怨恨。出于豁免他们无需为他们处境而负责任的慈善心理，我们剥夺了他们的个人责任感、控制感和自由感，而没有了这些品质，没有人有能力振作起精神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大萧条使知识分子担心资本主义制度上的某种东西可能确实出现了问题，他们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但一直到60年代，这些想法才开始渗透到大众文化当中来。
通过文化体系把穷人再定义为牺牲品，很容易追溯此进程，因为本章将考虑的三个有巨大影响的主题在那个发展过程中很清楚地标明了不同的阶段。第一个而且在目前最为重要的是由迈克尔·哈林顿著的《另一个美国》，他在1989年逝世，当时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自从此书1962年问世以来，恰逢“文化革命”开始，其主要思想依然是关于穷人的居主导地位的正统道德观念的核心。今天，隔了一代之后，你仍可以从剑桥到伯克利的校园书架上发现《另一个美国》的平装本，并且你仍可以发现它经常被报纸和杂志所引用。《另一个美国》直接形成了事件：它帮助劝说肯尼迪总统将反贫困改革运动列入其中心议事日程；同时当林登·约翰逊把被暗杀的肯尼迪总统的反贫困运动作为自己的运动，此书的出名使哈林顿成为工作小组必然的候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