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梦魇-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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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时候，我曾非常同情那些80年代成年的人们的境遇，当时“文化革命”风头正盛。我后来发现，造成这批人困境的文化潮流在90年代初竟然愈演愈烈。于是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一代年轻人需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90年代孩子们的虚无主义、他们身上穿着的画满恶梦的T恤衫和他们口中传唱的讲述暴力和死亡的流行歌曲把我带回到了过去。特别是科伦拜恩事件之后，大部分美国人都被带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能够回答《梦想与梦魇》一书的中心问题的年代——“我们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后果是什么？人们对此所持的明显批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认真的修复工作很可能就要开始了。
那些选举产生的官员可能会在这一变革中发挥作用，正如他们在对待犯罪和福利问题的变革中发挥了作用一样。《梦想与梦魇》是在克林顿总统性丑闻被揭露伊始问世的。克林顿就是一个“文化革命”价值观具有讽刺意味的集中体现：他一方面夸大其词地向那些“受害者”和“受压迫者”展现自己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却永不停歇地出演极端不负责任的性爱肥皂剧。根据“文化革命”的原则，对弱者的同情要远胜于其他价值，于是乎从他的怜悯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权威便抵销了他在生活其他方面的不轨行为，至少为他所犯的错误找到了托词。历任总统都反映了并且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本届总统每天在行政首脑岗位上做出的种种“表率”无一不为“文化革命”的信条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但是，克林顿被弹劾也许会加深举国上下对他所代表的60年代价值观的反对。
当我写本书的时候，2000年总统大选刚刚拉开帷幕。现在大选似乎是一场对“文化革命”的价值所进行的全民公决。乔治·W·布什已经开始明确反对那种“感觉好的事情就去做好啦！”的60年代文化。他告诉我，他深信“文化革命”的结果是一场国家灾难，这场灾难造成的家庭破裂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问题。从他对我所说的话和他迄今为止的公开表态来看，我相信他会以一种反克林顿、反60年代的形象去竞选和执政。作为一个忠于家庭、致力于传统价值观和传统信念的人，布什年轻时也曾放纵地尝试过60年代的文化。因此，他对于这种文化的破坏性也具有最直接的认识，这使得他最终站出来反对这种文化。我希望他所引发的这场全国性的辩论、他在竞选中所承诺的立足于个人责任的政策以及他将为全国人民所树立的个人榜样能够使我们的文化转向正确的方向。我希望有朝一日，当我们早上拿起报纸的时候，不至于再读到幸运的美国儿童屠杀他们的同学的消息。
谁也不要低估了这场变革的艰巨性。因为许多精英文化的势力还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在我们的大学里，人们被灌输着这样一种信条：一切文化和价值都是平等的，但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传统价值却（高高在上）是不平等的。这一信条正受到前所未有的维护，并传遍了法学院、教育学院甚至公共卫生学院。最高法院仍能通过裁决罗莫诉埃文斯一案将“精英阶级”（法官当然也是其中一分子）所提倡的性解放、反传统道德的观点“强加给全体美国人”（引自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异议陈述）。《纽约时报》、福特基金会和全美教会联合会等仍然踩着文化革命鼓手奏出的与时代不和谐的鼓点前进。
序言上帝的恩宠
在中下层人群里也能听到这种文化的刺耳的鼓点。纽约的一所高中就开设了讲授如何涂鸦的课程，他们认为涂鸦作为一种民间流传的艺术形式，其价值不亚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而在纽约最好的一所公立小学的数学课上，老师却告诉学生哥伦布是一个崇尚种族灭绝的恶棍；其中一名很有天赋的三年级学生甚至没听说过乔治·华盛顿，他还以为那是一个杀手的名字。通俗文化把性解放的限度一再扩大，大家都很熟悉这方面的事例，也用不着多说。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离婚率居高不下，而另一方面90年代同60年代相比，结婚率却下降了三分之一。
即便如此，我们绝不能认为这种情形和道德是永恒不变的。文化变革一旦发生就会迅速展开，就像当年“文化革命”一样。拿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反吸烟运动就成功地在一夜之间把香烟的形象从充满魅力变得令人厌恶。虽然预言家们认为文化只会无情地走向衰败，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却提供了相反的例证：在一代明君的支持下，作家、社会改革家、慈善家和牧师等精英分子，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把一个私生子无数、犯罪率高涨、嗜酒如命、城市人口贫穷、沉迷于斗鸡和斗牛之中的国家变成了人人遵纪守法、处事冷静、正直向上、家庭团结和睦、人民富裕安康的国度。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我们文化内部开始出现的变革不仅为下层阶级带来了信心，而且也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伟大振兴的希望。〖1〗0〖2〗梦想与梦魇〖4〗简介究竟是哪里出错了？
令人瞠目结舌的贫富悬殊难道不是只存在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吗？它们怎么会在今天的美国城市里死灰复燃甚至根深蒂固了呢？
有些每天我们都能看见的反差现象是如此的奇异；但久而久之也就司空见惯了。在纽约灯火通明的第五大道两旁价值500万美元的公寓的窗户外面有时就睡着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蜷缩在公园的长凳上，面容憔悴，病魔缠身，穿着邋遢的破衣烂衫。在城里的一个所谓的上流社区里，来来往往的都是些上层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社区中间有一堵墙，一边是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下的价值75万美元的公寓，另一边则是他们肮脏破烂的邻居。
在过去几年的圣诞节里，不难看见身穿毛皮大衣的假日休闲族兴高采烈地在高级食品店门前排起长龙，等待购买标价“只有”260美元一磅的鱼子酱。而他们旁边有时会出现另一支沉闷的队伍，那是一群等待教堂施舍菜汤的乞丐。在市中心雅致的后现代大厦里，到处都是健身俱乐部、权贵们专用的午餐厅、自动柜员机和一些大萧条时期留下来的所谓艺术品，所有这一切在大堂里交映生辉。楼里坐着衣冠楚楚、年薪上百万美元的银行家们，他们有的不到40岁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重整产业秩序的大权。城市里的公园和高高在上的轻轨车站曾经一度展现了我们市民的自豪和信心，但现在它们大多充满了粪便的恶臭，到处都是人为破坏的痕迹和信手涂鸦以及南来北往的乞丐。
更糟的例子是，1989年一群“野性十足”的哈莱姆黑人区的青少年在纽约中央公园里野蛮地轮奸了一名28岁的晨练女子。这一案件赤裸裸地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反差。受害者是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的职员，野心勃勃地要在所有方面都出人头地；而施暴者们则是旨在提升“穷人”境遇的社会工程死不悔改的受益者。
仿佛是死神降临一样，美国城市里蔓延的贫穷和堕落吓坏了有钱人。他们忧心忡忡地问道，国家出了什么乱子？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会随处可见？成就了有钱人的制度难道同时也会让穷人堕落吗？有钱人养尊处优的生活难道是建立在掠夺穷人、无家可归者和下层阶级的基础之上吗？有钱人是否应该为穷人的境遇而负责呢？
当有钱人思考他们与穷人之间的关系时，脑子里出现的形象往往只会增加他们的焦虑和罪恶感：他们兄弟家的保姆……上帝恩宠的显贵和他的豪宅前的遭人唾弃的乞丐……援助穷人的宗教义务等等。他们联想到了狄更斯的作品《圣诞曲》和维多利亚家长式道德的楷模、关照子民的好心的文斯拉斯国王。有谁会忘记狄更斯笔下的吝啬鬼斯库奇残酷剥削鲍勃·克拉奇特一家和他最终改过自新、将生命献给了泰尼·提姆的故事？作为善待穷人的楷模，文斯拉斯国王的慈善心肠战胜了大自然的残酷。他在风雪交加的夜晚为需要帮助的子民提供了丰盛的膳食，通过对穷人的恩赐证明了自己没有辜负上帝的恩宠。
令人欣慰的是，现代社会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等级分明。今天的富人并不是穷人的“主人”或者“高人一等”，今天的穷人也不是被人虐待的仆人或被剥削的雇工。但是，他们同社会的大多数人格格不入，而且他们并不劳动。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制度并不符合他们的情况。
跟维多利亚时代充满人情味和高尚道德的理念不同，现代理论都是不带个人感情因素的经济理论。它们认为有钱人作为一个阶级，应该为穷人阶级的悲惨境遇负责。就拿杰西·杰克逊大力鼓吹并用以反对里根政府思维的“经济暴力”理论来说，它就认为富人得到解放意味着穷人更加悲惨，因为有钱人获得减税会使国家能够流向穷人的财政收入减少，也就破坏了社会保障体系。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论提出，80年代有钱人创造的世界经济只是回报了他们自己，却限制了穷人的机会。
序言摆脱贫困线
但是，铁的事实足以推翻杰克逊之流的理论——1980~1987年间，联邦福利支出上升了44％。80年代的经济繁荣不仅造就了富翁，而且还创造了令人吃惊的184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不仅包括技术工种，也包括非技术工种，为所有愿意规规矩矩劳动的穷人开辟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虽然80年代的经济发展的确增加了贫富差距——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二章里还会强调，但是发展本身不能解释下层阶级的成因和为什么街头会充满无家可归者。既然有大量的不要求很高技能的工作机会，既然今天的劳动很容易使人们摆脱贫困线，既然机会的大门一直就向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敞开着，美国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的贫穷绝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人人都可以尝试通过合法而不是犯罪的途径去摆脱自己的困境，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
〖3〗简介究竟是哪里出错了？〖4〗0〖1〗0〖2〗梦想与梦魇〖4〗这样一来，美国根深蒂固的贫穷问题就成了一个谜。如果工作机会确实存在——至少80年代是这样，为什么还会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继续贫穷呢？大城市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景象：乞丐打着“我需要帮助”的牌子在麦当劳门口乞讨。
对于为什么在充满机会的情况下最贫穷的人也不去工作这个谜，本书的答案是，他们贫穷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本书第二章到第五章将要讨论的许多案例都说明，穷人缺乏抓住机会的内在动力。他们向子女们传授一整套自暴自弃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加之缺乏智力与情感的培养，通常会导致下一代继续失败。他们往往三四代人都会犯同样的毛病：辍学、不工作、依赖福利、犯罪、吸毒等等。
但是，他们身处的下层阶级文化可不全是他们自己的杰作。一方面，下层阶级文化确实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但是它的特性首先是由整体文化造成的，其次应归咎于下层阶级独特的历史，最后才是内部的个人原因。换言之，下层阶级文化只不过是整体文化下的一种方言。
这才是富人与贫穷问题之间的关联。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富人之所以与贫穷问题有关联，是因为他们在过去30年里用激进的方式重塑了美国文化——为了完成“文化革命”，他们把美国文化由里向外、上下颠倒地掉了一个个儿，而受害最深的就是穷人。
这一切却是事与愿违的。有钱人以相互联系的两大解放的名义在60年代开始了文化革命。在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的激励下，他们首先寻求的是为穷人和黑人带来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他们的指导理念是民主；他们的光荣目标是完成民主事业，通过把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和更具有包容性来实现民主的价值。这股民主的动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贫穷战役：增加福利、下令学校必须开校车、实施更多的公共住房、职业培训、戒毒、特殊教育等项目、开展对黑人的研究、出版了《另一个美国》和《根》、开设多文化课程、出台新版教科书、为黑人建设校舍、讲授敏感课程、确立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大学里开展政治整改运动等等，不一而足。
主流文化中关于民主社会的本质和穷人地位的理念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穷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本书后面的章节还会陆续谈到这个问题。除了试图解放穷人、结束他们的边缘化之外，“文化革命”还追求另外一种更加特殊的解放。这种解放虽然只是间接地影响了穷人的命运，其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