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梦魇-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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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与梦魇》这本书首次提出，是一种文化，而不是种族主义、失业或缺乏福利制度造就了下层阶级。我并不是说犯罪分子代表了“贫穷文化”或“贫民区文化”，问题在于文化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在大学、司法界、新闻界、基金会、教会等精英组织的领导下，美国文化经历了一场革命，从而改变了某些最基本的理念和价值观，其中也包括对贫穷的根源的看法。当这些新的理念被穷人，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民族穷人认同的时候，便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许多新文化理念忽视个人责任和自我调控，否认成功需要耐心。与此同时，新文化向穷人鼓吹自我放纵——“感觉好的事情就去做好啦！”但是，实际上穷人比富人更犯不起错，一旦犯错结果往往就是灾难性的。由这些新理念产生的社会政策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灾难。
1993年，上述观点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热门话题。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都认为，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几代人持续贫穷势必有经济上的原因。其后几年里，我的文化决定论改变了许多人的信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有志问鼎白宫的乔治·W·布什先生。他的政治战略顾问最近向新闻界透露，《梦想与梦魇》一书“是州长看待政府作用问题的指南”。甚至反对本书观点的两大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包括查尔斯·莫雷和威廉·朱利叶·威尔逊，也都开始认识到了文化在形成下层阶级方面的巨大力量。
其中最有教育意义的转变发生在多伊基金会主席乔治·麦克唐纳身上。众所周知，1993年他曾经积极地为无家可归者呐喊。在一次电视辩论中，他大力宣传当时颇为流行的一个观点，即无家可归者都是缺乏同情心的社会造成的，因此只需用住房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后来的岁月里，那些熟知无家可归者境遇的人使麦克唐纳改变了原来的观点：经过对庇护所里的房客进行调查，他发现五分之四的无家可归者都是瘾君子；他们的问题不是住不起房子，而是源自自我毁灭的行为；这些行为恰恰是由一种能向他们提供住房、衣食救助和同情的文化所造成的。他最终认识到，无家可归者需要的是周围的文化向他们传递一种自食其力、处事冷静、注重个人责任的信息。依据上述原则，他随即对无家可归者展开了名为“做好准备，下定决心，必能成功”的拯救运动。可惜该计划在美国电视辩论中受到了强烈的抨击。
〖1〗00〖2〗梦想与梦魇〖4〗〖3〗序言〖4〗00在我写《梦想与梦魇》一书的时候，我曾经认为既然是精英文化导致了某些社会问题，因此也只有通过精英文化才最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点上我错了。从乔治·麦克唐纳转变的心路历程来看，必须贴近社会实际和平民百姓才能了解社会。美国已经对60年代精英文化提倡的价值观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比如说降低了打击犯罪的力度、放松了福利政策、迅速进行了性观念的革命、把大学变成了新文化的研究场所等等，从上到下，用实际行动对新理念加以确认。这一切造成了切实的显而易见的后果：下层阶级的大量犯罪、粗暴行为、脏乱差等问题使得城市变得不适宜居住；“感觉好的事情就去做好啦！”这一风气拆散了许多家庭，造成了许多儿童由于缺乏关爱而自毁前程。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以一种少谈理论的务实方式治理与下层阶级有关的破坏性现象，但仍未能触及造成这些现象的“文化革命”本身。这种修复工作至今为止有两个里程碑。一是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从1994年开始在这个“谋杀之都”展开的打击犯罪的运动；二是1996年通过的联邦福利改革法案。上述运动及其结果彻底否定了“文化革命”所推崇的大部分理念，这是《梦想与梦魇》一书最后一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鲁道夫·朱利安尼上任前一年，纽约市发生了2240宗谋杀案；公共住房计划由于彻夜不停的枪声而告失败；盗车风行。纽约人回家途中不得不经过闹哄哄的街区和充斥在大街小巷甚至公园里的毒品市场，到家之后必须用三重门锁才能保护自己公寓的安全。朱利安尼上台后立刻展开了积极的新式执法，打击那些妨碍生活质量的过度噪音、涂鸦、卖淫、街头毒品交易和咄咄逼人的乞讨等行为。如果当局不对这些犯罪行为加以惩罚，势必造成公共场所无序、守法公民受到威胁和恫吓、有潜在犯罪企图的人蠢蠢欲动。朱利安尼的警察部队最终摧毁了所有毒品黑帮，清理了诸如围墙和非法汽车拆卸厂等犯罪分子的活动场所，并且不遗余力地收缴街头的非法枪支。
1999年便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严重犯罪减少了大约一半；谋杀案降低了68％；纽约变成了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不再心存恐惧的纽约人夜晚也走出家门，成群结队地涌入戏院和餐馆。过去被纽约的暴力和无序吓跑的游客再次蜂拥而至。这些切实有效的成果粉碎了“文化革命”的所谓正统观念，即在没有根除不平等和种族主义两大“根源”之前，社会无法减少犯罪。亲身体验自己生活质量提高、亲眼目睹城市由于公共秩序的恢复而焕发新生的纽约人难以继续接受那种正统的观念，即应对犯罪负责的是“体制”而不是犯罪分子。他们也不再相信犯罪分子是受害者、可能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惩罚等一派胡言。
序言受到了驳斥
福利改革对于那些社会广泛认同的理念也起到了分化作用。1996年新福利法案通过伊始，就连向来以冷静公正著称的参议员丹尼尔·派屈克·莫伊尼罕都预计将会出现大量的申请福利救济的穷苦妇女和饥饿儿童，但是这种情形根本没有发生。相反，全国领取福利的人数下降了40％以上，因为许多曾经依赖福利的母亲都找到了足以养家口的新工作。大家曾经信以为真的正统理念又一次受到了驳斥。真的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吗？城市居民可选择的工作都太远了吗？实践证明恰恰相反。
诚然，有人批评朱利安尼是用“盖世太保的手段”去降低犯罪，还有一些反对者期待着看到经济衰退时饥肠辘辘的儿童会重新涌上街头——给十年哪怕更长的时间他们也都会反对福利改革。然而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这些政策导致了彻底的文化变革。绝大部分纽约人（还有那些效仿纽约反犯罪措施并取得成效的其他城市的市民）都公开表示不再相信“文化革命”提出的有关犯罪和罪犯的理论。有的即使没有公开表示，私下也已经不再相信。没有谁愿意回到犯罪失控的年代，那时许多人都以为纽约没有希望了。现在犯罪分子和潜在的罪犯也改变了态度：他们都知道警察已经张开了天罗地网，民众对于打击犯罪也越来越支持。他们愈来愈少听到人们把罪犯称为可怜的受害者或是有气概的叛逆分子，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无法继续自命不凡。但是确有许多流行音乐歌手仍在苦苦地鼓吹不法之徒的魅力。同其他人一样，下层阶级的民众也是根据头脑里的理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犯罪数字的减少反映了他们态度的转变。
对于福利来说也是一样。在90年代，美国人愈来愈不喜欢这一制度，因为把劳动视为一种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但此前福利显然成为了下层阶级谋生的手段和失败的社会病理学所开出的需要终身注射的药剂。任何时期街上都有饥肠辘辘的儿童。看到过去申领福利的人成功地进入了劳动大军，而且报纸上还说他们中许多人在境遇改变之后变得非常乐观，福利和福利的受益者、贫穷和对穷人的同情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日益扩大的文化群体正向下层阶级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人是应该劳动的；劳动是体面的事情，无所事事却不然；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就没有相应的权利。津津乐道的传闻最终引起了城里人，特别是年轻妇女的世界观的巨大变化。
从“文化革命”到清除恶果再到改变态度的这一过程，说明了有关理念和现实之间辩证关系的一个简单道理：理念会导致现实后果，现实情况反过来也会改变人们的理念。它同时还说明了另一个古老的真理：现实，尤其是人性本质的现实，不是无限可塑的，而是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人们应该有一种正确的生活。这种生活必须符合我们的本质；这种生活还必须能够完全发挥我们个人乃至全人类追求自由、尊严、欢乐的潜力。在过去的三四千年里，许多哲学家和诗人都一直试图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生活。过去的三四千年也见证了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为了实现一种正确的生活而奋斗。尽管人们不是对所有事情都抱有一致的意见，但是对下列领域的看法却是一样的：维护社会秩序、讲究个人责任、抑制肉欲膨胀、保持适度和清醒、照顾家庭、抚育子女、对人真挚诚实、追求法律允许下的自由等等。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的那些“活体实验”曾试图让人类违背上述原则而生存，其结果是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死伤数字。历史上不乏失败的事例，中世纪自杀献祭的教派即属于此类。我们这个国家好就好在，当我们承认6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一些试验是失败的并随即做出同人类本质要求相符的调整后，我们的城市就能避免彻底解体。但是这种调整开始得太迟了，许多人已经失去了生命，许多下层阶级民众的生活已经被毁灭了。
我想，我们应该将1999年4月发生在科伦拜恩高中的那起令人憎恶的暴行视为我们文化的另一个转折点。在那次事件中，两个来自上层中产阶级的孩子开枪杀死了一名教师和12名同学。如果他们最初的计划完全得逞的话，他们手中的2000多发子弹足以杀光学校所有的人。由于美国文化在60年代被歪曲了，因而信念与现实脱节、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模糊、令人一头雾水的人生观使那些社会边缘人物最先成为受害者。居住在城里的、早熟的、贫穷的、缺乏技能的、教育程度较差的大部分黑人都沦为下层阶级。60年代以后我们的“文化革命”仍在进行。无论是大学中学和小学所教导的、电视节目所表现的、流行音乐所传唱的，还是新闻媒体所报道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都变得越来越极端，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恶性循环。早年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使得科伦拜恩事件中的凶手（90年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校园枪击潮）最终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演绎了自己疯狂的幻想。如果早期的道德观念是另一种样子，也许校方反应得会更快，凶手的家庭也可能会更好地处理青春期孩子的骚动，不至于酿成不可挽回的灾难。
这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在暴行发生之后在一片焦虑和惶恐之中得出的结论。科伦拜恩事件发生后，许多惊恐万分的观察家纷纷在新闻媒体上疾呼：“我们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人人都知道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文化发生了剧变，但是直至今日人们才开始考察这些变化对美国各阶层的下一代会造成何种现实后果——当然这也是为了美国社会的未来。
序言邪恶影响
我在《梦想与梦魇》最后一章里指出了这些后果。我想通过全书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化革命”包括截然不同却相互交织、相互支持的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寻求赋予黑人平等地位；二是寻求个人解放，特别是性解放。我还要指出的是，这两方面都会愈走愈极端，并最终形成一种既不能净化年轻人的灵魂，又不能为他们指明生活意义的文化。这些趋势在“文化革命”开始几年后逐步强化，对年轻人的邪恶影响也日益严重。
“文化革命”的政治层面导致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风行一时。年轻人只能获得少之又少的真善美的理念，而这些正是人类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和奉行的标准。在这场被误导的运动中，黑人和所谓受害群体独有的传统美德及其衡量标准都被一扫而光。家庭是最基础的培养个人性格的社会组织，但个人层面的性解放却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家庭，许许多多的孩子因而成长在根本不安全的环境之中，缺乏自我意识。由于他们的父母（无论是亲生父母还是继父母）也投身于盛行的相对主义之中，因此他们给下一代的道德指导少得可怜。当年轻人进入青春期及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发现“文化革命”后的两性关系非常混乱。这个人类长久以来一直满意的领域开始变得麻烦多多。曾许诺会带来更多欢乐的“文化革命”结果却是减少了人们的欢乐。
1993年的时候，我曾非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