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的革命-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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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在其他地方也相似。匹兹堡，这一昔日肮脏、昏黑的世界钢铁之都，现在频频被评为美国最适于居住的城市之一，并因拥有一位杰出的女市长而更加引人注目。在新西兰，惠灵顿市、克里斯特彻奇市和汉弥尔顿市的现任市长都是女性；凯瑟琳·提扎德（Catherine Tizard）是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前任市长，她刚从新西兰第一位女国家元首——总督的任期上退下。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是欧洲最受欢迎的国家元首之一。
《经济学家》杂志指出，现在大多数国家的女孩子从上学以前一直到中学结束似乎都比男孩强。结束学校学习后，她们“占据了不断有发展的工作，而男人（特别是接受了最少教育的那些人）困于不断衰落的工作。”
毫无疑问，妇女的成功提供了一种新视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安尼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就是突出一例。1976年，她在英国布莱顿开办了她的第一家零售商店——柏迪店（The Body Shop）。到1991年，她的全球连锁店达79家，销售额达2。38亿美元，利润为2600万美元。到1993年，连锁店达893家，每两天半就新开一家连锁店——几乎所有这些连锁店都是特许加盟的。
在她《肉体与灵魂》（Body and Soul）一书中，罗迪克的观点几乎遍布每一页：“我创办'柏迪店'时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我没有上过商学院……如果一定得给我生活中的动力命名的话，每次我都会响亮地提到激情……爱和关怀这两个观念遍及我们所做的每一事情……对我来说，商业界并没有现代英雄。我从未遇到令我激动不己的工业巨头，我从未遇到哪个企业总经理会尊重劳动，具有欢乐感、魅力或戏剧感。在我进入商业界的15年间，岁月并没有教给我什么。在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中，无知者甚多，所有的大公司似乎都由会计和律师领导着，每个公司都呈现出一派垂死的景象。如果他们的生命中还有激情和冒险的话，激情和冒险只包含在资产赢亏表的数据中。这一切该得到谴责！”
正如妇女正在改变着商业一样，类似罗迪克的理论也会这样改变教育。但我们会怎样教人们去“爱”、“关怀”和表示“慈爱”呢？
9。脑的年代
有些人说，70年代是太空探索的年代，80年代是贪婪的年代，90年代会是探索心灵空间的年代：这是我们最终懂得并逐渐利用人脑巨大潜力的年代。
托尼·布赞（TonyBuzan）的经历使我们对此有更好理解。对于任何研究教育的人来说，他算得上是良好教育体制的极好产物。1964年他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在心理学、英语、数学和一般科学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回顾过去，他对于没有被教到的东西疑惑不解。
“在学校，我花了数千小时学习数学，花了数千小时学习语言和文学，花了数千小时学习科学、地理和历史。然后我自问：我花了多少小时学习我的记忆是如何进行的呢？我花了多少小时学习我的眼睛是如何起作用的呢？我花了多少小时学习怎样学习呢？花了多少小时学习我的脑子是怎样工作的呢？花了多少小时学习思想的性质及它是如何影响我身体的呢？答案是：完全没有。
“换句话说，我根本就没有被教过该如何用脑。”大学毕业后，他上一家图书馆找一本有关如何用脑的书。“图书管理员说：'医学书在那边。'我说：'我不想把脑子拿出来，我是想知道如何使用脑。'她说：'噢，没有这方面的书。'于是我想：竟然没有关于如何使用人脑这一最有价值工具的书，我必须写一本。我也确实这样做了。”
从那以后，他写了八本书。《使用你的大脑》（Use Your Head）就是其中之一，销量超过100万册。该书成为英国空中大学推荐的新生入门书籍。该书和其他简单的布赞技巧，对于任何参加“学习的革命”的人都是相当重要的。
10。文化民族主义
随着世界一体化经济不断加强，和全球性生活方式不断普及，与此相对的会出现一种日益明显的潮流，这就是，奈斯比所称之文化民族主义。
“我们越是全球化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他说，“我们就越是做着合乎人性的事情；我们越是承认我们的特性，我们就越想紧紧依靠我们的语言，越想紧紧抓住我们的根和文化。即使欧洲在经济上统一后，我认为德国人会更具德国人的特性，法国人会更具法国人的特性。”
其负面情况是明显的：前南斯拉夫巴尔干地区的“种族清洗”和可怕内战；中东的宗教战争；前苏联有些地区的反叛；许多国家的种族偏见。
但它对教育的正面挑战也是明显的。技术越是盛行，我们越会要奋力掌握我们在音乐、舞蹈、语言、艺术和历史方面的文化遗产。一些社区团体已在推动教育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在少数民族社团中尤为突出。从中我们看到了文化首创精神之花的盛开和自信力的不断高涨。
11。不断增长的低层阶级
你不用离开纽约、芝加哥、费城和洛杉矶等城市的市中心很远，就可以看到低层阶级不断增长的严酷景象——主要与肤色和教育失败有关，并且失业青年占绝大多数。
统计数字不断表明，这一低层阶级的成员通常难于摆脱持续的困境。早在70年代，阿尔温·托夫勒（AlvinToffler）在《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中曾预言了家庭破裂时代的来临：更多的离婚，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核心家庭的崩溃。他的大多数预言都已成为现实。破裂家庭碰巧遭遇失业，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社会灾难的因素。
教育是开启完全不同未来大门的重要钥匙。在美国十大城市中，要求中学以下文化程度的职位数从1970年起已经减少了一半。从1989年起，美国新设职位的2/3都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德国，到2010年将只有10％的职位适合非技术工人，而在1976年为35％。
但这并不只是一个失业问题。失业的年轻人倾向于从事更多的暴力犯罪，并不愿担当家长的责任。“青春期男孩是最反复无常并最具暴力的了。美国一半的暴力犯罪是由24岁以下的男孩干的，四分之一的暴力犯罪事件是由18岁以下男孩干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数据也与美国相似。”
《经济学家》杂志在一份权威性的1996年中期调查报告中问到什么办法能制止这种行为。“回答是简单的：双亲家庭。经论证，双亲家庭比单亲家庭更擅于培养不惹麻烦的孩子。”令人担忧的更多理由是，美国在1991年只有50。8％的孩子生活在传统的核心家庭（即双亲都在并且孩子是双亲的生理后代）。在拉丁美洲后裔中，这一数目为38％，在非洲裔美国人中为27％。
《经济学家》的报告指出：“当人们发现不可能提供生活所需之物时，他们也会发现难于学会如何培育后代。他们会退回到一种原始的男子气概之中——那是一个帮派的世界，其中仅有以规则为基础的行为，而这种东西男孩子们在其他地方就不会去学。”
缺乏赚钱能力的人、缺乏自信心的人、年纪很小就怀孕但不结婚的人、很早结婚但没有接受如何做父母培训的人、贫穷的人，都是有危险沦为不合格父母的人。反过来，他们的孩子要打破贫困的束缚，日子会最为艰难。不幸的是，那种束缚并没有消失。
正如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在他90年代中期的杰出著作《工作之终结》（TheEnd of Work）中精辟分析的那样：“信息时代已经来临。在以后数年中，新的更为复杂的软件技术将使文明更加接近几乎没有工人的世界。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机器将很快替代人类劳动，并有希望到21世纪中期几十年间实现几乎自动生产的经济。机器大规模替代工人，将迫使每个国家重新考虑人类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为生活在没有大量正规就业机会的数百万人重新定义机遇和责任，可能会是下一世纪唯一最紧迫的社会问题。”
即使没有其他原因要求学习革命发生——和相应的社会革命的发生，仅仅上述这段话就突出他说明这样的革命势必要发生。
12。人口的急剧老龄化
就像经济正在不断发生戏剧性变化一样，人口构成情况也是如此。发达国家最突出的趋势，就是人口的急剧老龄化。100年前，美国只有240万人在65岁以上，低于4％；而今天，65岁以上人数超过3000万，约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到2050年，将超过6700万，差不多是人口总数的22％。
美国自1920年以来，平均预期寿命已从54岁上升到75岁。除俄罗斯以外，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接近60岁的男性其平均寿命也可望至少达到75岁，女性平均寿命可超过80岁。
以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世界上60岁以上人口数将上升至10亿。许多人把60岁以上的人叫做“第三年龄段”，还有人则认为“退休”一词应从我们的语汇里取消。
费思·波普库姆（Faith Popcom）在《波普库姆报告》（The Pop corn Report）中指出：“现在，65岁是下半生的开始，而不是未日的开始。”
我们将会探讨，60岁以上这一代的人代表了未来教育最大的未发掘资源之一。
13。新型“自己动手”风尚的兴起
工业时代还产生了另一现象：结构与现实的混乱。就像大型公司兴起将标准的集约式生产产品提供给数百万人一样，大型的组织机构也将健康和教育“提供”给人们。
因而，我们将教育（education）与学校教育（schooling）、健康与治病和医院、法律与律师混为一谈。我们把教育当作是别人提供给你的东西，我们认为健康是你从医生、专家和医院那里买到的东西。今天，这些概念正迅速变化。新型“自己动手”的革命远远超过给自己家刷油漆和在自己的花园里种种花草，它包括掌握你自己的生活。
个人电脑现在能担当我们花钱叫专家们去做的很多工作，譬如准备遗嘱、记帐、买股票和债券以及计算税项。
每个明智的人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健康也依靠你自己的运动，依靠你吃和喝的东西、和你锻炼的方式。“医疗”的高额开支更加突出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但“教育”方面的变化迟迟不来。加州教育学家勒纳特·纽姆拉·凯恩（RenateNummela Caine）和杰弗里·凯恩（GeoffreyCaine）在《建立教学与人脑间的联系》（MakingConnections：Teaching And The Human Brain）一书中解释说：“学校教育的作用之一，应当是为学生进入现实世界作准备。他们需要了解他们得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将怎样面对挑战和他们能胜任什么工作。就我们所知，人们认为学校教育基本上能达到那些目标。事实上，学校教育并不能达到那些目标。相反，学校教育培养了错误观念并遮掩了真正的挑战，它尤其不能应付电子媒介的冲击。
“让我们仔细观察美国少年：暂时让时间倒转，从少年身边拿走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电的新玩意儿。我们一样样地将它们拿走，拿走电视、CD机、电脑、影碟机、收音机、录音机、唱机、电子游戏、飞机、空调、自动加热器及在大型商业区购物和获得大量财物的机会。你觉得我们的少年们会应付得如何？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怎样迥然不同呢？我们的生活又怎样呢？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不会反应出多大变化并会与50多年前一样运作的会是地方学校。”
显然，这样的批评并不适用于那些变化迅速、鼓励学生掌握他们自己命运的学校。但这样的批评难道不适用于大多数学校吗？
14。合作企业
90年代以极权主义的崩溃而告开始，我们希望这新的年代也己预示了赌场式资本主义的衰落。
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种制度正迅速地被合作企业的新概念所代替。
在《美国百佳公司工作指南》（The 100 Best Companies To Work For in America）中，差不多所列的每一家公司都开创了职员参与的新方式：合作制、股份制、分红制、继续教育、分班工作制、弹性工作制、项目小组和其他更多的工作方式。
“如果你想看看新公司是什么样的，”约翰·奈斯比说，“你就看新成立的公司，而不是那些不断萎缩、变革缓慢的、家喻户晓的老牌公司。在新公司里，你会发现高度参与式的管理和决策。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参与分享利润，包括信件收发员和接待员在内。除非你拥有股份，否则你不能为许多这样的新型公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