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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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②所罗列，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署名L．S．。
②传略指刊登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的“左联”五烈士的小传。他们是李伟森（1903～1931），又名李求实，湖北武昌人，译有《朵思退夫斯基》、《动荡中的新俄农村》等。柔石，参看本书《柔石小传》。胡也频（1905～1931），福建福州人，作品有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冯铿（1907～1931），原名岭梅，女，广东潮州人，作品有小说《最后的出路》、《红的日记》等。殷夫（1909～1931），即白莽，一名徐白，浙江象山人，作品有新诗《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等，生前未结集出版。他们都是“左联”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李伟森被捕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其他四人被捕时都是“左联”负责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们为反对王明等人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集会被捕。同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诃德》②，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想斩妖服怪，除暴安良。谁知当时已不是那么古气盎然的时候了，因此只落得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上个大当，受了重伤，狼狈回来，死在家里，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一个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侠客。
这一个古典，去年在中国曾经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这个谥法的名人，似乎还有点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是，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不是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诸教同源，保存庙产，宣统在革命之后，还许他许多年在宫里做皇帝吗？
记得先前的报章上，发表过几个店家的小伙计，看剑侠小说入了迷，忽然要到武当山③去学道的事，这倒很和“堂·吉诃德”相像的。但此后便看不见一点后文，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许多奇迹，还是不久就又回到家里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测起来，大约以回了家为合式。
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④”。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⑤，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
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⑥，有“哭秦庭”⑦，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⑧，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⑨，现在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讲二十世纪战事的小说，旧一点的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⑩，棱的《战争》⑾，新一点的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里面都没有这样的“青年团”，所以他们都实在打了仗。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不堂。
②西万提斯（M．deCervantes，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作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共两部，第一部发表于一六○五年；第二部发表于一六一五年。③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我国著名的道教胜地。旧小说中常把它描写成剑侠修炼的地方。
④“青年援马团”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军在很短时间内几乎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全部领土。十一月间日军进攻龙江等地时，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进行过抵抗，曾得到各阶层爱国人民的支持。当时上海的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援马团”，要求参加东北的抗日军队，对日作战，但由于缺少坚决的斗争精神和切实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这个团体不久就涣散了。
⑤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它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⑥“舆榇”在车子上载着空棺材，表示敢死的决心。“截指”，把手指砍下，也是表示坚决的意思。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申报》报导，“青年援马团”曾抬棺游行，并有人断指书写血书。
⑦“哭秦庭”春秋时楚国臣子申包胥的故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当伍子胥率领昊国军队攻破楚国都城的时候，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
⑧孙陵孙中山陵墓，位于南京紫金山。
⑨“不用古典”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其中第六事为“不用典”。
⑩雷马克（E．M．Remarque，1898～1970）德国小说家。《西线无战事》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九年出版。
⑾棱通译雷恩（L．Renn），德国小说家。《战争》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二年出版。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②。记得前几年，《狂飙》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③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④：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⑤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⑥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长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刘大杰先生的文章⑦——这些文章，似乎《中国的文艺论战》上都未收载——我却很感激的读毕了，这或者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间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围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在仅仅一个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几张白纸，或者全本都是白纸，或者竟全本涂成黑纸，地球也决不会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处，是三十年来，若有所悟，而还是说不出简明扼要的纲领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辔头了。
其口诀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须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⑧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请高等批评家梁实秋先生来说，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从俗。
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譬如说，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罢，从正面说，发挥“其器不利，则工事不善”固可，即从反面说，偏以为“工以技为先，技不纯，则器虽利，而事亦不善”也无不可。就是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⑨，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⑩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话，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会“灭族”也说不定的，连主张“放诸四裔”也不行，这时他不和你来谈什么孟子孔子了。现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开国之初相仿。（不完）
这是“夜记”之五的小半篇。“夜记”这东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留为一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