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2)-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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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司马错硬生生咽回了“九成”两个字,坦然道:“其一,房陵与我接壤,用兵便利。楚国向来畏惧魏齐两国,而蔑视秦国,其最大的粮仓,不敢建在毗邻魏国的江淮之间,也不敢建在毗邻齐国的泗水之间,甚至也不敢建在江水下游的姑苏地带,只因东南的越国虽已成强弩之末,却素来与楚国不和;这房陵地带,僻处两江之间的山谷盆地,与郢都所在的云梦大泽相距仅六百余里,水路运粮很是便利。房陵北面是秦国的商於郡,穷山恶水,多少年来不驻守军队。楚国认为这里最安全,便在这里修建了最大的粮仓。”
嬴驷怦然心动:“家门有大仓,好!再说。”
“其二,房陵守备虚弱,是楚国弱地。”司马错长杆一圈秦楚边界:“天下皆知,秦国的用兵路子历来是东出函谷关。楚国从来没有想过秦国会打到房陵,所以军备松懈之极,房仓只有五千辎重兵,只是用于协助粮食吐纳,几乎没有任何战力。其三,时间对我军极为有利。郢都大军要驰援房陵,山地行军,至少须十日方能到达。旬日空余,对于秦军来说,足以占领房陵所有关隘要塞。其四,楚国援军不足惧。楚国没有新军骑兵,车兵与水军又无法施展,能开到的只有步兵,而楚国的步兵恰恰最弱,战力与秦国锐士不可同日而语。有此四条,臣以为胜算当有八成。”
这一番透彻实在的侃侃论述,嬴驷立即掂来了分量,不禁大喜过望。但他素来深沉,面上却是振奋中不失冷静:“两成不利,却在于何处?”
“举凡战事,皆有利弊两端。”司马错的丈杆又指向了那片连绵山川:“其一,山地不利于骑兵驰骋,须得步兵长途奔袭;若遇急风暴雨、山洪爆发等紧急险情,我军兵员可能锐减。其二,奇袭贵在出其不意,若有泄密,大为不利。”
一言提醒了本来就很机警的嬴驷,笑着拉住司马错的手:“还是到厅中说话,墙太薄。”
司马错恍然:“臣粗疏无礼,君上恕罪。”趁着拱手做礼很自然的抽出了手,恭敬的将嬴驷让在前边:“君上请。”
来到正厅,嬴驷坚持让司马错与自己一案对坐,灯下咫尺,促膝相谈,直到雄鸡高唱东方发白,犹自意兴未尽。司马错又详述了第二场奇袭战,目标是巴蜀两个邦国,方略是夺得楚国房陵后就地屯兵休养并训练山地战法,一旦准备妥当,立即轻兵奔袭。嬴驷本来不谙兵事,但他素来细心多思,竟一连串提出了十多个具体困难,询问司马错如何解决?司马错虽然谋划缜密,还是对国君的细致入微深感惊讶,便一一对巴蜀国情、巴蜀地形、道路选择、兵士装备、粮草供应、作战方式、双方兵力战力对比、占领后如何治理等等,做了详尽回答。嬴驷听得极为认真,很少插话,更没有点头摇头之类的可否表示。
“此两战若开,需要多少兵力?”这是嬴驷的最后一问。
司马错知道国君的担心所在,明白答道:“两场奔袭战,臣当亲自为将,只需两万步兵锐士足矣。新军三万铁骑,分驻函谷关、武关、大散关,只做相机策应,重在防备北地胡人南下掳掠。至于山东六国,臣以为彼等自顾不暇,两三年内绝然无力觊觎秦国。”
嬴驷一阵大笑,登上轺车辚辚去了。
三日后,嬴驷在咸阳大殿朝会上宣布:国尉司马错巡查关隘防务时日较长,离都期间,国尉府公务交由上大夫樗里疾一并署理。国中大臣,竟是谁也没有在意这个变动。国尉视察防务,本来就是份内职责所在,况乎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后也确实需要大大整肃各个要塞隘口,自然需要花费时日,岂能朝夕就了?
犀首却觉察到了此中微妙,心中大是不安。
他来秦国,献上的是“称王图霸,统一天下”的大计。按此大计方略,秦国应扩整大军准备东出,才是目下急务。而扩整大军,正是国尉职责所在,是国尉最不能离所的重大时刻;而今国尉却突然去视察“防务”,实在莫名其妙!视察关隘防务虽说也是正常,然则此举此时与“霸统”大计南辕北辙,却是极不正常。莫非秦国要采取守势,抛弃他的“霸统”大计?否则,如何解释司马错的作为?
司马错新贵失势,受了国君冷落被变相贬黜?不可能。如果那样,上大夫樗里疾或者自己,总应有一人担负扩整大军的重任。最重要的人物突然离都,做的又是与“霸统”大计毫无关联的事,“霸统”所急需的大计筹划也泥牛入海……种种迹象,还能说明什么呢?
第三部分:西出铩羽新人新谋弃霸统(5)
心念及此,犀首大大的不是滋味儿。身为天下名士,谋划之功历来都是功业人生的根基。谋划落空,一切皆空。若秦国不用自己的“霸统”大计,自己在秦国就是寸功皆无,自然也就黯然失色,还有何面目居于上卿高位?象他这样赫赫大名的策士,又奉行杨朱学派的“利己不损人”准则,素来讲究“无功不受禄,受之则无愧”,若大计不被采纳,留在秦国必然令天下人失笑;若厚着脸皮留在秦国,一刀一枪的苦挣功劳,也只能是大失其长……想想还不如早日离去,免得自取其辱。
可是,秦公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毕竟还没有水落石出,匆忙离去,似乎又大显浮躁。反复思忖,犀首决意晋见国君,而后再决定行止。犀首历来是名士做派,洒脱不拘细行。此时进宫,不坐那气度巍巍的青铜轺车,却是快马一鞭,径直飞驰咸阳宫。
嬴驷正在湖边练剑,听得犀首请见,立即收剑迎了出来。尚未走出湖边草地,高冠大袖的犀首已经快步而来,迎面一躬:“臣犀首,参见秦公。”
“上卿何须多礼?来,请到这厢落座。”
绿油油的草地中央,有光滑的青石长案和铺好的草席,旁边的木架上挂着嬴驷的黑色斗篷和一柄铜鞘长剑,石案上摆着一只很大的陶盆和两只陶碗。来到石案前,嬴驷笑道:“上卿可愿品尝我的凉茶?”犀首心思一动道:“一国之君,如此粗简,臣钦佩之至。”嬴驷大笑摇头:“积习陋俗,与君道无干,上卿却是谬奖了。”说着拿起陶盆中长柄木勺,将两只陶碗打满红绿色的茶水:“来,共饮一碗。”
国君如此平易如友,犀首自然也不便再恪守名士做派,不待国君动手,便双手捧起一碗递上:“秦公请。”又自己端起一碗,一气饮下。茶水入口,但觉冰凉清冽微苦微甜,胸中闷热的暑气竟一扫而去!
犀首不禁大为赞叹:“好茶!臣请再饮三碗。”
嬴驷爽朗大笑:“此茶能得上卿赏识,也算见了天日。来,多多益善!”说着便又亲自用木勺为犀首打茶。
牛饮三碗,犀首笑道:“谢过秦公,臣有一请。”
“噢?”嬴驷以为犀首要谈正题,敛笑点头:“上卿但讲。”
“请秦公赐臣凉茶炮制之法。”犀首竟是肃然一躬。
嬴驷不禁莞尔:“此等凉茶,本是商於山民田中劳作的解渴之物。原本以茶梗与粗茶叶入水,大锅混煮片刻,注满陶灌,便放置于阴凉石洞;次日正午,由送饭女子连同饭箩挑到田头,供农夫牛饮。上卿欲长饮之,不怕落人笑柄?”
“秦公已为天下先,臣本布衣,何惧人笑?”
“说得好!”嬴驷双掌一拍,对走来的老内侍吩咐道:“将煮制凉茶的家什并一担粗茶,即刻送到上卿府。”
“谢过秦公,臣今夏好过矣。”犀首拱手称谢,倒是着实高兴。
“可本公的夏天,却是大大的不好过呢。”嬴驷的揶揄笑意中颇有几份亲切。
“秦公何难?臣当一力排遣。”犀首本就洒脱,此时更是豪爽。
嬴驷开始就注意到犀首一直称他为“秦公”,而不是秦国臣子惯常用的“国君”或“君上”。战国以来,臣子对国君的称谓本无定制,只要表示景仰之意,君臣朝野谁也不会计较。但如犀首这般,按照王制诸侯的规格生生称为“秦公”的,确实不多。依据周礼分封制,诸侯封国分为三等:公国,国君称“公”;侯国,国君称“侯”;伯国,国君称“伯”。其余领有五十里以下土地的爵位,如“子”“男”等,不足以成为邦国诸侯,自然不在诸侯序列。春秋时代,这种等级称呼还算流行,是公就称公,是侯就称侯,是伯就称伯,尤其是使节觐见异国之君,这种称谓必须顾及。然进入战国以后,邦国等级大乱,楚、魏、齐三国已经自称王国,国君的称谓等级也就名存实亡了。期间微妙的变化,是各国臣子对自己的国君也不再明确的以老规格称呼,而模糊的变为“君上”或“国君”这样的事实称号。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是给本国国格的“晋级”留下广阔的余地,而不再自我拘泥于“公”或“侯”。
当此之时,犀首这般连国号(秦)带爵号(公)一齐称谓,便是极为罕见了。
嬴驷何等机敏?自然不会忽视这个经常出口的称谓礼节。他明白,这是犀首在提醒他,秦国还是个二等战国,应该称王晋级,图霸统大业。今日犀首匆匆而来,虽并未急于切入正题,但一有机会就呼出“秦公”二字,其意便不言自明!
嬴驷对犀首的个性做过一番揣摩,知道他自尊过甚,对国君的待贤礼遇极为看重,喜欢国君移樽就教,而绝不会急迫的献策并敦促国君实施。,要正题深谈,就要自己主动。因为在犀首看来,入国主动献策已经在先,剩下的就是国君明断,他只要觉得自己探清了国君之“断”,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纠缠。
第三部分:西出铩羽新人新谋弃霸统(6)
作为国君,嬴驷也不想在此等大事上模糊,犀首一问,他便就势说开:“上卿方略,甚是宏大,然秦国之军力、国力仓促间不能匹配。嬴驷苦思无解,岂不大大难过?”
“秦公之难若在此处,臣以为不难。”犀首的双眸骤然发亮。
“上卿教我。”嬴驷座中深深一躬。
“举凡霸统大业,必有准备期间,任谁不能一僦而就。此谓预则立,不预则废,其要害在于决断。早断早预,迟断迟预,不断不预。依臣之见,秦国可在一年之内做好一切预备。其一,秦国人口已与齐国大体相当。加之秦国民气高涨,半年之内征集十五万大军并非难事。再有半年训练,二十万锐士指日可成;其二,秦国民众富庶,国库饱满,已直追魏齐两国,军资粮草兵器的筹集,亦在举手之间;其三,秦国有北地郡与胡地相接,又有陇西草原河谷,战马来源大大优于中原,一年内建成十万铁骑,应不是难事;其四,国尉司马错乃兵家名将之后,臣已详知其在河西之战中的用兵才能,堪为秦国统兵上将;其五,秦国上下同欲,君明臣良,如臂使指,列国无可比拟!有此五条,霸统大业,何难之有?”犀首一口气说了五条,目光炯炯的看着国君。
“上卿所言甚是,秦国必得一番认真准备。”嬴驷明明朗朗的肯定了犀首的主张,话锋一转:“然则,这准备一年不行,可能要三年,甚或五年。”看着犀首惊讶的目光,嬴驷微笑道:“上卿姑且听嬴驷算算大账,可否?”
“臣洗耳恭听。”犀首倒真想听听国君的盘算。
“其一,扩军在于人口。就总数而言,秦国人口目下与齐国相当,大体不到八百万,青壮男丁当在七八十万左右。按照三丁抽一的成法,可成军二十余万。上卿肯定也是如此计算的。然则,秦国人口分布与中原战国大有不同,有三处人口不能征兵:一,是北地郡与胡地接壤,素来是国府不驻军,而由庶民结兵抵御,若在北地征兵,无异于自毁长城。二,是陇西戎狄部族不能征兵。陇西有近百万游牧族人,悍勇善战,是秦国抵御西部匈奴的天然屏障。西部匈奴飘忽无定,仿佛隐藏在天际云海,往往在毫无征兆的情势下遮天蔽日的压来,惟戎狄这样的马上部族可以针锋相对,其兵员战力不能削弱。三,新收复的河西之地不能征兵。公父、商君与河西父老有约:十年之内唯变法,不征赋税不征兵;而今河西收复刚刚五年,国府何能食言自肥?除此三地之外,商於十三县穷山恶水,历来减征减赋,也要大打折扣。如此一来,所余兵员之地,惟有关中腹地的老秦部族。老秦人众将近四百万,青壮男丁四十万左右。关中农耕为秦国之本,不能三丁抽一,只能四丁抽一。如此折算,大体可征兵十万左右。即或不将原有的五万新军记在征兵之内,也只能得兵十五万。要大出山东,却是差强人意。上卿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