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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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树从根慢慢长出枝，开花结果，有生命。西方人的一句话，往往成为思想的一块化石。如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你要问这句话怎么来，他便原原本本有一套哲学慢慢儿地同你讲，可是这句话实际上是死的！而中国人一句话，总要求其是活的。如孔子讲仁，今天我们都要学西洋人讲哲学的方法，来讲孔子的“仁”。那么如（论语）里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这话意义无穷，可是当下则只是一句话。又如说“仁者其言也讱”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如此之类，若我们把《论语》里孔子论仁，依照西洋人的哲学来重作一篇文章，加以组织，成为结构，这些话怕会一句都用不上，或者说这些话都变成不重要的了。我们要知中国人所谓的“言”，不能以看西方人哲学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要把西方人的哲学来发挥中国人的“言”，而不悟这里有一个不同。如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话就不朽了。但若讲哲学，这话便成无头无尾，没有结构，没有系统，没有组织。照西方人的哲学著作，也有许多是多余的，讲了一本书，最后也只是一句话。你说“存在决定意识”，我说不对，也就完了。读中国史，不便要兼通哲学，但中国史里言事并重，如纵横家言，也是一套话，却又不能说它是立言不朽。可见治中国学问，还是有中国的一套，不能不另有讲究。

　　　　　　　　　　　　　　　　　　　　　　　　　　　　　　　　现在说中国史学有记言记事两条大路。像《国语》、（国策》都是记言的，远从《尚书》一路下来。但到孔子时代，记言又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百家言。孔子、孟子、荀子是儒家，老子、庄子是道家，各自著书。如《论语》、《老子》等书，发展成另一条大路，中国人叫它做“子书”。中国人从经学里发展出史学，我们已经讲过，《尚书》、《春秋》便都在经学里的。但史学又发展出了一套于学，子学则只是记“言”的，从其所言，可来研究他们的思想。我们要研究中国思想，从周公开始，周公以前则难讲了。近则从春秋开始，如看一部《左传》，它里面所载贤卿大夫种种讲话，不晓得有多少，但此许多讲话，有可信，有不可信。有有价值的，有无价值的。要讲史学，便又该讲到盂子所谓的知言之学。又当知一书有一书之体制，中国书有中国书的体制。

　　　　　　　　　　　　　　　　　　　　　　　　　　　　　　　　今天诸位读书，主要在找材料。但如诸位讲中国思想，尽向《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书中找材料，却不找到《左传》，认为《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不知《左传》里就有很多伟大思想在其内。我写《中国思想史》，从《左传》里就举出两人，一是子产，一是叔孙豹。叔孙豹讲三不朽，这时孔子已经三岁。子产在《左传》里有一段话讲鬼神，讲得非常有意义，那时孔子已经十七岁。又过了十四年，子产又讲“天道远，人道迩”，这一句话只六个字，似乎不成一套哲学，可是孔子《论语》就是讲人道不讲天道，根据子产这句话的思想发展而来。我讲中国思想，在春秋时代举出两人，都在孔子已生以后，孔子怎会不受他们影响？可是今天，把这部《左传》搁在一旁不理了，便会使古代史无法讲，而下边历史也都无法讲。讲中国思想，讲来讲去，从老子开始呢？还是从孔子开始？只讲诸子、讲经史，把中国史从腰切断了。若我们把此两百四十年春秋时代人的思想，见在《左传》里的，再接上《尚书》里的思想，便如伪古文《尚书》里也还有很多材料。这些中国古代思想，怕会花去诸位一辈子工夫去研究。所以我说《左传》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史的基准观点所在。我前面讲《左传》举了十项大事，而思想一项没有举在里面。

　　　　　　　　　　　　　　　　　　　　　　　　　　　　　　　　现在我再讲一件，如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成”，这可见中国人看重讲话看得非常重要。近人都看不起孔子的正名主义，骂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套封建思想，但孔子所谓必也正名，是说每一句话中总有一个名，名不正了，就言不顺，言不顺的该无法做成事。中国史学，言与事并重，这是中国人的一套历史哲学，所谓“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如近人好言和平，而不重正义，这便是言之不可行了。

　　　　　　　　　　　　　　　　　　　　　　　　　　　　　　　　中国人看重《左传》，不看重《国语》、《国策》，正因为《左传》里有许多贤卿大夫之言，不能和《国语·晋语》里所载有许多后代迂儒之伪言，乃至如《国策》里的许多纵横家言，尽有要不得，乃至不值重视的。若诸位没有知言工夫，只把中国历史当作记事一边去看，便失掉了中国史学中重要的一部分。

　　　　　　　　　　　　　　　　　　　　　　　　　　　　　　　　一九五九、十、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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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钱穆《中国史学名著》—5—《史记》（上）　
　　　　　　　　　　　　　　　　　　　　　　　　　　　　　　　　《史记》（上）

　　　　　　　　　　　　　　　　　　　　　　　　　　　　　　　　我们讲过了《尚书》、春秋、三传，附带提到《国语》、《国策》，差不多秦以前主要史籍，都简单地讲了。秦以后，汉代有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一路下来，就有廿五史，直到清末。以后我们是不知，但这秦汉以来二千年就是一部《史记》作标准。此刻我们讲历史，每把秦以前和秦以后分成两个很显然的段落。秦以前唐虞夏商周三代，可以称作“上古史”。秦以后，倘使我们学西方名称亦可叫做“中古史”。现在我们上古段落已经讲完，接下要讲中古。我想我们该再回头来重看一下，此是做学问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两眼只看着脚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阶段，该要抬起头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回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跑到山顶，当然不看脚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该一望，这是必然的。诸位读一部书，不能一条条尽作材料看，要懂得综看此一部书，又该懂得合看此诸部书，有一番登高远瞩的景象。

　　　　　　　　　　　　　　　　　　　　　　　　　　　　　　　　从《西周书》到《战国策》，古代史籍，我们都该通读一下。现在要讲汉代，该回头来凌空一望，我们该望到那没有书没有字的地方去。诸位不要认为《西周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都讲过，此外便是不很重要，该听汉代了。等于跑上一峰，又跑一峰，两眼尽在脚下，这等于没有上。现在古代已完，可说是中国上古的史学、或说是中国上古的几部史学名著，都在眼了！我们该要自己放开眼睛来一看。看些什么呢？此诸书是都看完了，正如两脚着地跑，已上了巅峰，现在该要一番掩卷、深思，这是做学问千万要记得的一个习惯，或说一番工夫。能学到这一点，做学问一项很大法门已开在这里了。

　　　　　　　　　　　　　　　　　　　　　　　　　　　　　　　　如何深思呢？这该我们自己发问，所以叫“学问”。读书就是学，到了发问，是第二阶段。无师可问，则且各自问自己。故说做学问要“会疑”。“会”者“能”义，我们要能疑、懂得疑。现在只说“怀疑”，要你不信，常怀着疑，如此又哪肯拼命读书呀！读了书要会疑，不是要不信，光怀疑了，又何必去读？“会疑”是要懂得疑。疑了自会发问。我今告诉诸位，中国有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到现在已两千年，但在司马迁《史记》以前，从《尚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到司马迁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现在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西周书》以前还有唐虞夏商，还有上面的，最少说也该两千年，或还不止。诸位听了这几次讲，自己心里该来一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学，才有《尚书》？这问题没有书本详讲过，可是我们心里应该有疑。好像我们到了这山望前山，前山那面又是什么？我们应该问：为何有了（尚书），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为何又隔了五百年有司马迁太史公的（史记）呢？这里至少是一番中国史学之演进。中国历史到了西周初年才有《西周书》，到春秋末年才有孔子《春秋》，要到汉初七十年代才有司马迁之《史记》。倘使照我上面讲，西周书重要的在周公，春秋背后当然是孔子，中国人尊经，但为什么后起的史学，不尊《尚书》、不尊《春秋》、不尊周公孔子，而尊司马迁的《史记》呢？为什么《尚书》、《春秋》都不为正史，此下的正史只是跟着司马迁《史记》这个系统呢？这问题值得研究。但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诸位都说中国人只懂得尊孔子、尊六经，但写史便尊司马迁，写文章又有屈原《离骚》一路到汉赋、《文选》，这些都不关孔子，这些也都是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在书本之外，是凭空的，要得读书的人自己懂得发问，却不一定能找到答案。问题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诸位且莫要“急功近利”，有了一个疑问便立刻要一个答案，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急着要成果。今且不要着急，问题不能立刻就解决，倘使拿不到结果，那些问题就不发生，如此一来，则成为“浅见薄识”，便是不会疑，更不会深一层疑，就没有大见解。见识则必求深厚，深厚始成重要，要在自己能问。好学深思，使此问题“存在”，存在于自己脑子里。诸位搅学科学，科学上很多大发现，便都从一个小问题上慢慢地花了一辈子乃至几辈子工夫来解答这一个问题。如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掉，往地下落？当然立刻无法回答，书本上也没有回答，而此问题发生了，亦终于解答了。到今天，在很多科学家的脑子里，总存有很多很多问题，无答案，慢慢儿在那里研究。大答案研究不出，先研究小答案。大问题搁在一旁，在大问题中再举出几个小问题。如说：我们人为什么要老？这在医学上也是一大问题，不晓得有多少科学家在从各方面研究，但至今没有确切答案。诸位做学问，要有像此一般的精神，或者可说这即是做学问者之生命所在。要有问题而不急求答案，书能一本本一部部地读，埋头读。有《尚书》，读《尚书》。有《春秋》，读《春秋》。有《左传》，读《左传》。现下又有《史记》，我便读《史记》。埋着头跑向前，但跑到一地方，该要放开眼睛四边看，学了要懂得问。所谓的“高瞻远瞩”，又说是“博览综观”，要综合起来，向高远处看。如我刚才所讲，中国人有了历史文化两千年，才有周公的《西周书》。再进五百年，才有孔子《春秋》。再进五百年，才有司马迁《史记》。再进两千年到今天，当然下面的问题不再是《史记》了！但又是怎么呢？

　　　　　　　　　　　　　　　　　　　　　　　　　　　　　　　　这问题我曾问过章太炎先生，我说：现在是廿五史，下边该怎样？他没有能回答我。此一问题，我仍留在脑子里。诸位千万不要当我是在空谈，诸位要学史学，便该学到这个地方去。我不教诸位做学问的方法要凭空瞎想，或胡思乱想，只是讲过了这几堂课，便该总结起来说，中国有历史以来两千年有周公的《尚书》，中间又经过五百年而有孔子《春秋》，又经过一千年而有太史公《史记》，太史公《史记》到今两千年，这些话千真万确，没有一个字落虚，但“为什么？’那是一大问题。下边我们该怎样？又是一大问题。诸位做学问能到这地方，诸位胸襟自宽，抱负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虽有个远大前途在你前面，但也不一定达得到。这样一来，至少使你做学问可以不厌不倦。

　　　　　　　　　　　　　　　　　　　　　　　　　　　　　　　　我且说《尚书》、《春秋》（《左传》也在里边）、《史记》，这是中国史书中三个阶段，也是三种体裁。如做一件袍子，或条裤子，怎么裁？诸位现在只知要材料，要的是布，但有了布应要懂得剪裁。这便是创造，或说是制作。袍子、马褂、短衫、裤子，各从其便。《尚书》、《春秋》、左传》和《史记》，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