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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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己说过，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句话便是说《春秋》在以前只是王官学，孔子才把它来变成百家言。孔子乃是把古代贵族学传布到民间而开创出后代的私家自由思想，百家言与平民学的，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到了汉代，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便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学。罢黜百家，便是罢黜后起的平民学。汉武帝为何听他话如此做？诸位或许会说，当然因为孔子儒家言便于帝王专制，汉武帝才采用了董仲舒之言。此说似乎已成为近代我们的常识，大家都这样讲了，但我要问，此说出在何书？有何根据？如讲王官学百家言，那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又经章学诚《文史通义》详细发挥，我只根据章学诚的话，稍换讲法，说王官学就是贵族学，百家言就是平民学，如今汉武帝要复兴古代的贵族学，罢黜后代的平民学，是否为便于专制，谁能猜测到汉武帝的内心？又是根据何书，何人所说，总要有一个来历。我从年轻时即注意到此，几十年来就没有找到这句话的来源。问之大家，大家都不管，像是已成定论。此刻我想另作一番推论。据我所想，汉武帝十七岁便做了皇帝，他幼年宫中老师就是一儒生，他对儒家言有濡染，所以易听董仲舒说。我对此事的详细看法，在我的《秦汉史》中讲到很多。当然以前的《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也讲到，而《秦汉史》里讲得比较更多些。我的话都是根据《史记》；《汉书》，明白有来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问题也变了，我们学术上的要求也变了，读书人该可抱些新鲜想法，讲些新鲜话。但究竟要有根据，不能废书不看，信口开河。由我推测，或许汉武帝表章五经为要便于专制，此话乃从日本人那里传过来，但我也没有为此去细找证据。诸位倘使高兴学看日本书，便知在那时有许多话从日本人那里抄来，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至于董仲舒劝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黜百家的话，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说得很详细。此《三策》收在《汉书》里，尽可一读，董仲舒劝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又劝武帝复古，是要复秦代以前的古，那就是三代夏。商、周的古。当时一般人意见，认为秦不可学，二十几年就亡了，我们该学周，绵延着八百年。董仲舒同时人抱此意见的也不少。因此他们要改革秦代的博士制度来罢黜百家专讲五经，但并不说是要便于专制。但究竟周公距离汉代远了，汉代人要讲五经，其实更侧重的是讲孔子、讲《春秋》。他们说孔子《春秋》是一王大法，《春秋》有大法，乃是又是一个新王来了。古代的王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那时，周之王业已经迹近衰亡。我们又要讲到孟子的话：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春秋》正是要来一个新王。孔子也自己说：我其为东周乎？若孔子出来行道于天下，已不能像周公那时的西周了，只得要来一个东周。因此说《春秋》是一部一王大法。在《史记》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既是一王大法，要兴一王之治，怎么可以不懂《春秋》？汉代人再把这话变了，说孔子为汉制法，现在要改制，不能再照秦代。秦始皇专制，大家都能讲，汉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为，怎么又说汉武帝表章五经为要便专制呢？汉武帝正要改正秦始皇之所为，而董仲舒首先提出此意见。我不是要为汉武帝董仲舒辩护，只是要讲历史真相。讲历史则该有根据。大家又骂孔子《春秋》；认为书中都是诛心之论，但又说汉武帝表章六经为要便专制，岂不亦是一种诛心之论吗？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批评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们批评他，他也无奈何。我们该要懂得批评现代人。如我所写《秦汉史》涉及此事的，中间那一句话讲错了，这尽可批评。不要认为近代人便不值批评，只去批评死了的。
汉代人要表章六经，就说孔子《春秋》是为汉制法，帮汉代人定了一个新王之法，要治天下，便该照孔子《春秋》；但孔子又哪里知道将来会有一个汉代要他老人家来替它立法呢？但汉代人既都如此讲，因此汉代人表章五经，而其中所特别注重的则应是孔子《春秋》，董仲舒自己就是一个学《春秋》的。以后汉代朝廷上逢到大政大事，颇多根据《春秋》来作裁判的。如隽不疑，如萧望之，都是极显著极有味的例。他们碰到困难案子，根据《春秋》来判断，别人也无法反对。若根据法律，有些事法律上没有。而且法律是近代人定的，《春秋》则是古代圣人传下大义。汉人不根据王法而来根据《春秋》；这就见王法不能专制。如汉武帝要打匈奴，有人反对，汉武帝却说：《公羊春秋》里就有九世复仇之义，可见孔子也赞成我们要复仇。当知汉代人所谓“通经致用”，派最大用场的正在政治上，而最有用的一部经便是孔子《春秋》。讲孔子《春秋》大义的便是《公羊传》。诸位这样一想，就知《公羊传》在当时的重大地位。但我们要问《公羊传》里所讲的是否就是孔子意思？是否我们要讲《春秋》，便该一路照《公羊传》讲法？这里就大有问题。诸位且先看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孔我又另有一篇文章讲到此问题的，《孔子与春秋》；此文亦收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里。诸位要读我此文，便该先知道一些经学史，此问题暂置不讲，此刻再来讲《春秋》三传。
汉廷立博士的，《公羊》以外还有《谷梁》；究竟两家说法有何异同？这在当时曾成一争论，这里便牵涉到齐学与鲁学之辩。所谓齐学鲁学，汉代第一个讲《公羊春秋》的胡母生是齐国人，第一个讲《谷梁春秋》的鲁申公是鲁国人，所以说《公羊》是齐学，《谷梁》是鲁学。齐学鲁学之异同，此刻暂不讲。总之《公羊》；《谷梁》都是传义不传事。后来大家又逐渐看重了《左传》，刘歆就正式提出要立左氏博士，这不是说从前没有人见过《左传》。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却说《左传》是刘歆假造。但如太史公作《史记》，他即看见过《左传＼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便可证明。其实这问题，不需详讲，太史公以前看见《左传》的人还多，战国时代便有人明明引到《左传》。刘歆以后，下到东汉，重视《左传》的更多。一时经学大师如郑众、贾逵，他们都认为《公羊》义短，《左传》义长。到了三国时代，钟繇曾说《左传》为太官家，《公羊传》为卖饼家。贾逵《春秋序》曾说：孔子立素王之法，素王是一个无冕王；我们已经讲过，《春秋》是一王大法，孔子是为汉制法，从前公羊家如此说，现在是治《左传》的也如此说。下到晋代杜预注《左传》，乃把左丘明称为素臣，等于是孔子建立这新王朝中一大臣。下到东晋伪古文《尚书》出现，那时人已不争汉人所谓的今古文分辨，所以唐初人作《五经正义又伪古文《尚书》也在里边。唐太宗贞观，高宗永徽时，奉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而配享先师的只有两人：一是颜渊，一是左丘明，可见《左传》之被重视。循此以下，诸位就可以想到宋代人意见，认为《公羊》传义不传事，《左传》事不传义，一是经学，一是史学，较之汉儒，可说是公平之见了。
下到清代，尤其在晚清道光以后，今文家独盛，从龚定庵一路到康有为，遂拼命来捧何休，何休就是东汉人作《公羊传》注的。其实何休所讲，并不即是董仲舒所讲，其间乃大有区别。但晚清以下大家都讲今文家言，都讲康有为的这一套，说刘歆伪造古学，这只是最近一百年来错讲了的。诸位要知道这事情，我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两书可以参读。
现在要问：这部《左传》是不是左丘明所作？这里也有问题。因为左丘明应该姓左丘，名明，如太史公说左丘失明乃著《春秋》。这个“明”字是不是他的名，已不详晓，可是他不能名“丘明”，则他的书应称《左丘传》，不该称《左氏传》。今明称《左氏传》；这里便有了问题。《论语》上孔子说过：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此左丘明不像是孔子学生，或许是孔子一位朋友，而今这部《左传》所记事情，直到孔子死后，左丘明似乎不像比孔子更年轻，这里便又有了问题。这就是《左氏》真伪的问题。从前人只说《左氏》不传《春秋》；并不曾说《左传》是一部伪书，但其中实有问题，并已有很多人讨论过，也不是到今天才产生的问题。我的《先秦诸子系年》中，也曾集合了各家讲法来讨论这《左氏》的作者。汉代人讲《左氏》，有一个源流，由什么人传给什么人，再传给什么人，和《公羊》；《谷梁》相似，同有源流。而在《左氏》源流中有个吴起，此人大值得注意，怕这部《左传》；总该与吴起有关。吴起曾把《左传》传给他儿子，如此再传下去。至少我们可信《左传》作者一定看见当时各国的历史，尤其是晋国楚国，此两国事，《左传》里讲得很详细。《公羊》；《谷梁》皆不曾见各国史，所以他们书中所记事情很简单，因他们没有看到很多史料，而《左传》则不同。要论同时看到晋楚两国双方史料的，吴起是一个最适合的人。吴起先在魏后去楚而《左传》里特别对晋三家中之魏总是讲好话。又《左传》里很多讲军事，讲得特别好，吴起是一个懂得军事学的人。《左传》里又有很多预言，直讲到鲁哀公以后去，大体在秦孝公以前的都对，秦孝公以后便不对了，恰恰这年代也和吴起的年代差不远。吴起本是一儒家传统中人，所以这部书虽不能说是吴起一人所写，或许起于吴起以前直到吴起以后，总之这部书与吴起有关。倘使没有关系，后来讲《左传》源流的人不会拉出吴起来。因吴起在后人观念中已遭看不起，因此我说《左传》可能与吴起有关。
我今插述一故事，胡适之先生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一天，我们两人闲谈，提到这部书。当然胡先生这部书开始便讲老子，而我认为老子还在孔子之后，但此问题且不提。我问此书提出一个主张，即讲思想定要讲到这思想的时代背景，在那一时代背景之下才有这一套思想。我说：老子尚在春秋时代，要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便该根据《左传》，为何却据《诗经肝《诗经》里当然也有历史，可是和老子时代隔远了。此书在（诗经》里举出当时有人是乐天派，有人是悲观派，有人是怀疑派等，我说这不算是时代背景。拿一本《唐诗三百首》，中间也有乐天派悲观派怀疑派，今天我们好几人谈天，便一定也有人是乐天派，有人是悲观派，这不便是老子思想的时代背景。而且任何一个思想都该讲其时代背景。孔子时代和孟子时代又不同，不能只在老子下面放个时代背景，此下便是思想接思想，更没有时代了。胡先生没有回复我第二个问题，却回复了我第一个问题。他说：当然，因你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还没有发表，我不敢大胆引用《左传》，因认《左传》是一部伪书，所以避而不谈。我今天特地提出此番话告诉诸位，做学问应做通学，即所谓通人之学。讲哲学也不能不稍晓得历史。不知《左传》真伪，讲那时人思想，也易有误。后来梁任公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有过一段长期讲演，讲中国政治思想史，他是康有为学生，但他讲春秋时代中国政治思想便多根据《左传》；这就比较切实。那时有人翻译了一本瑞典汉学家的著作《左传真伪考》；一时极为流行。但讲《左传》真伪的，如我《先秦诸子系年》中所举许多讲法，一个外国人如何能知道？今天我们该多读中国书才是。好多年前，有一美国学生要研究康有为思想，来和我讨论，我说：你不通中国经学，不知《公羊春秋》；如何讲康有为？
我们此刻是要学历史，讲中国古代，至少该从《左传》读起，这一段两百四十年事记载得详细，为何放弃不读啊？诸位学中国古代史，好像不通龟甲文便觉不好，但龟甲文究只是一些零碎史料，很完整很详细的一部两百四十年的编年史就是《左传》。只就历史眼光来讲，《左传》的价值还应在《春秋》之上，这话近人章太炎讲过。他只要反对康有为，因此他只要讲古文学，甚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