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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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史公自序》里只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此两句话十二个字，其实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国的学术分野：一个是王官之学，就是六经；一个则是百家之言。在六经中也就有各种讲法，如《春秋》有《公羊》、《谷梁》。《左传》。他著《史记》，要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整个学术之各部门，要来辨其异同，编排起来，而从此中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是此处十二个字与上引十个字见解工夫究有不同，只是他说要“成一家之言”，则两处一样，并无异说。
其次要讨论他的书名称“太史公书”，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谓“成一家之言”的，而后人称之为《史记》，这是后起的名字，只是一个普通的史官记载之名。现在要讲“太史公”三字，这更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司马迁的父亲做汉代的史官，司马迁书里就称之为“太史公”，而史记里有许多司马迁自己的言论，开头也便说“太史公曰”，则司马迁又自称“太史公”。此三个字究该怎解呢？《史记集解》引如湻说：‘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这应是一很高的官，待汉宣帝后，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这是如湻的说法。但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里，只有“太史令”，无“太史公”。“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说它位在丞相之上。但我们又怎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据了宣帝以后的官制呢？而且如湻的话根据卫宏，而卫宏是东汉时人，那么这问题还该细探，不该如此便解决。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里说：“向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可见太史公自己也说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决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着说：“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若位在丞相之上，则决不和卜祝并举。《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谈又说：“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可见司马迁父子当时是做的“太史令”，决没有错。但因尊称他父亲，故改称“太史公”，后来他写《史记》也便自称“太史公”，而其书即称《太史公书》。但为何司马迁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称“太史公”呢？有人说这是他的外甥杨恽称他的，也有人说是东方朔看他书时所增的。我想这些话都不可靠。他在《自序》里已称《太史公书》可证。但他《报任少卿书》开头就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云云，那时的司马迁已经不做太史令，而为武帝之“中书令”，为何一开头便自称“太史公”？至于“牛马走”三字应是对任少卿之谦辞，不应说是对自己父亲太史公之谦辞。那么此书首太史公三字，或许可能是后人增添进去的。现在再复述一遍，专查《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来驳集解如湻说，这最多只有到七八分，未达十分。今引太史公自己。的文章《报任少卿书》，明云“厕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证据。《史记》上究竟是“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呢？抑为“太史公”呢？则又要追究到《史记》的版本问题上去。至于像“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九字，却尽可存而不论，而摇动不了我所要作的最后定论。这不是已经解决到十分之见了吗？然而我还有一讲法，讲到书的背面，字的夹缝里去。所以考据之学有时很有趣味、很撩人！诸位当知，卫宏如湻所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为何如此般信口胡说，在我认为那是卫宏如湻误以当时司马迁充当了“中书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他《报任少卿书》是一篇千古难读的好文章，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提到他读懂了这文章，我今也敢说，我也读懂了这一篇文章，那文章难在一时捉不到要领。我试约略叙说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汉武帝生他气，但爱他之才，并不愿意杀他。定了他死罪，还可自赎。但太史公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既没有钱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免死，就是受腐刑。这事在太史公心里最难过。但他结果自请受腐刑，把他生命保全了，主要是为他书没有写完。所以他在这文章里特别讲到受了宫刑不算人，来道出他为何不自杀，只为了要写完他这一部《史记》。而汉武帝则特别爱重他，因他受了宫刑，遂得派他做中书令，即是当时的内廷秘书长。他朋友任少卿认为他既为武帝最亲信的秘书长，应可帮任少卿讲话。而司马迁之意，他下半辈子的生命，则专为写一部《史记》，再不愿意管其他事，讲其他话。直从他为李陵事述起，来请他朋友原谅。至于赎死罪，只几十两黄金便得，而司马迁家里竟就拿不出此几十两黄金。而那时朝廷贵人家里千金万金的多的是。这篇文章意气运转，非熟读不易晓。至于卫宏如湻所说，则正是司马迁做中书令时的情形。若说天下计书先上中书今，后上丞相，那是不错了。而那时的中书令则正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做。若说当时一个秘书长的地位还在丞相之上，这也未尝不可如此讲。或许卫宏如湻弄错了，把中书令误会到太史公。若如我这般讲，讲出了卫宏如湻因何而错，才可以说考据到了十分。因此我们就证明汉代并无“太史公”这一个官，这样我就对《史记》的大概情形讲完了。
我想再讲一些关于《史记》的文章。当然我们读《史记》，主要在读他的事情，不在读他的文章，而好多大文章又是在言外的。如我所举《孔子世家》《项羽本纪》之类，此皆有甚深意义可寻。但下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崇尚骄文，便都看重班固《汉书》，不看重太史公《史记》。直要到宋代以后，才看重《史记》更在《汉书》之上。明代归有光就是用功《史记》的，清代方望溪承之，有一部《归方评点史记》，为清代“桐城派”所重视。直到曾国藩始主再把《汉书》骈体来补充进《史记》散体中。至于班固《汉书》批评《史记》，说其文“善序事理”“辩而不华”“直而不野”“文质相称”“良史之才”，此是以史书的眼光来作批评，和归方桐城派以文学眼光来作批评不同。但我还是主张以大著作的眼光，该以其成为一家之言的眼光来作批评，当更可看出《史记》文章之高妙。总之，太史公不仅是中国千古一大史学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学家。他的文章除《史记》以外，就只有《报任少卿书》一篇，此外都不传了。好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2005…12…10 09：34 PM
彭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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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8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8—《汉书》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8—《汉书》
《汉书》
今天接讲班固的《汉书》。我们常称“迁固”“史汉”，见得班固《汉书》是和司马迁《史记》立在平等地位的。《汉书》是中国正史的第二部，又是中国断代为史的第一部。《史记》实是一部通史，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他从黄帝下到汉武帝，称汉武帝曰“今上”——现在的皇帝，可见它的体裁乃是一部从古到今的通史。但后人要承续《史记》接下却很困难。每一部书应该有它自己一个系统，不易往上接。自从《史记》以后，就有很多人续《史记》，要接着《史记》写下去。但只是零零碎碎一篇一篇地传，精神不一致，不易成一书。而且这样零碎地续，也没有个段落。到了班固，来一个断代史，采用了《史记》后半部讲汉代前半的，接着再写汉代的后半部，直到王莽起西汉亡为止，历时两百三十年，称曰《汉书》，这样就成了一部断代史。此后的人，都待换了一朝代来写一部历史，直到现代，就成了二十五史。在我认为，“断代史”有它的必要。刚才所讲的两点，就是它的必要。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和世界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政治有不同。它是一个大一统政府，又比较可以说是长治久安，隔了两三百年才换一个朝代。既然朝代换了，当然政治上也换了很多花样。不仅政治如此，一个朝代弄到不能维持，要改朝换代，当然历史也就跟着变。我们用此作分界来写历史，那是非常自然的。近代人抱着一种历史新观点，认为中国历史都只讲朝代，汉、唐、宋、明，只把帝王为重，这样的批评，其实并不尽然。换了一个朝代，就表示历史起了一个大变动，我们自应来写一部历史，把前面那一段记下。从班固《汉书》以后，一路到清末，都如此。只是今天以后的中国，则不像从前了，不再会有一个一个的王朝兴亡。此下历史该经什么时期来整理一次呢？这就成了问题。随时写是不行的，过了多少时才该写，又没有一个客观的、自然的标准。今天以后的历史，只这问题，就很困难。但诸位读历史，第一应知，读史都该注重近代史。第二应知，学历史的定要能写历史。至于如何样去写？诸位都该先在心中构成一问题，该不断讨论思索。至少讲来，班固《汉书》在清代以前确实不可否认的是开了一条写史的新路。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大功。而换了朝代立刻来写一部历史，这是班固的贡献。以后正史都是学的班固《汉书》，这就无怪乎要“迁固”“史汉”并称了。
我们再说，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很受一般人看重，就不断有人来“续史记”。在班固前，西汉还没有亡，已不晓得有多少人一篇一篇地来“续史记”。较著名的刘向、刘欲、扬雄，还有像冯商、史岑等很多人。大抵举得出名字来的，总有二十人左右，中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是班彪，他是班固的父亲，他也续《史记》，称《史记后传》，这是《史记》以后新写的传，据说写了有几十篇，也有说他写了六十五篇。班固《汉书》共一百卷，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连太史公写的汉武帝以前的好多列传都在内。《项羽本纪》还有《陈涉世家》，都改了列传。而班彪就续写了六十五篇，或许这些列传，班固并没有完全用，或许数人并一传，至少班彪所写的后传，在《汉书》中所古分量已很大。但我们无法在《汉书》里找出哪几篇是班彪所写，更无法来考查班彪当初所写，班固有没有改动。大家只知班固《汉书》是跟着他父亲而来，固然我们不必硬要把《汉书附作两部看。但班固写《汉书》时，有人告发他，说他“私改作史记”，因此下了狱，把他家里书一井搜去。其弟班超为兄申辩说，其兄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