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新语-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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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在此处援用这个宝剑剑气射斗牛的典故，我认为内里隐喻的含义相当丰富，表现出了他当时十分复杂的心情。
“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在这里他以“斗牛光焰”来代指那些在江南意图收复失土的英雄义士们，把他们比做被深埋地下的宝剑，虽然他们在野不在朝或者在朝不得势，其收复失土的呼声不能被朝廷所采纳，但是他们却代表了大多数爱国人士的意愿，因此他们的思想和呼声犹如深埋地下的宝剑，即使重压深埋之下其光焰也会直指斗牛。
除了上面说的意思外，他用这个典故其中应该还有另一层意思，也就是借这个典故表达对当时的朝廷偏安在江南，即原三国时代的东吴地盘的现状不满，另外也表达了自己收复故土的愿望。我们看他前面一句：“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西北自然是失去的国土，东吴地处东南，西北正是相对而言。“倚天万里须长剑”，说出了他以为唯有仗手中“长剑”，靠武力北伐才能收复那“倚天万里”的西北失土的政治观点，而当时的朝廷却一味的偏安，全然不想北伐只知和谈，以至于象辛弃疾这样的主战派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犹如被深埋地下的宝剑，但即使是这样却依然不能改变辛弃疾他们北伐的决心和愿望，也不能让他们束口无言，他们还是会象宝剑光焰射斗牛那样，通过各种途径不屈不挠地来表达他们要收复失土的愿望和决心。
第二个典故“燃犀下看”，也是出自《晋书》。语出《晋书·温峤传》。温峤，字太真。晋江州刺史，持节、都督、平南将军，镇武昌。温峤曾经击败王含、钱凤、苏峻等人的叛乱，后来返还自己籓镇。之后又因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他“借资蓄，具器用”准备输送到京，在经过武昌的时候，“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时年四十二”。后人遂多用“犀照牛渚”、“犀燃烛照”等来比喻洞察幽微。然而辛弃疾在这里用此典故，却大有壮志未酬的意思，因为当年的温峤在燃犀下看之后就死了，年方四十二。“待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两句，颇有凄凉之意，表现了他虽怀雄心想挥军北伐，但诸多掣肘却使他陷于力有不逮、进退维谷的处境，因此才“待凭栏却怕”、“欲飞还敛”，同时也曲折地指责了那些偏安江南的权臣们的误国行径。
后面一个“元龙老矣，不妨高卧”的典故，是说的三国时期的故事。
据《三国志·吕布传》中关于陈登的记载和附注说，陈登，字元龙，魏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三国志》有：“（吕）布既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云云。辛弃疾用的这个典故，是发生在刘备在投靠刘表以后，有一次在刘表席上谈论人物，在座的许汜说陈登“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在那个时候，江湖人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许汜这里说的豪气是“霸道”、“粗鲁”的意思，为贬义用语。于是刘备问刘表道：“许君论是非？”，刘表的回答很圆滑：“欲言非，此君（指许汜）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来了个摸棱两可、不置可否。于是刘备又问许汜说，你说他“豪”，有事实吗？许汜回答道：“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于是刘备很不客气地说：“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刘表听了哈哈大笑，刘备这个时候并不就此收手，继续又道：“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2），大大地表扬了陈登一下，当然同时也就是把许汜给贬了。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许汜这个人。他原是兖州的从事中郎，是曹操的属下，后来他和陈宫、王楷等叛曹操应吕布，以至曹操在一夜之间陷入绝境。他说的“昔遭乱过下邳”，应该是在吕布被曹操击败以后投靠刘备的途中。陈登历来不喜欢吕布，而许汜的人品又不见得好，所以他这么对待许汜，在他而言是很正常的反应。而最有趣的是刘备，他处世一向很圆滑，但是这里到最后居然也一点面子都没给许汜留，甚至干脆直指他没有“忧国忘家”的“救世之意”，而且“言无可采”，因此陈登才这样对他，也算得上是一大快事了。不过他这样说，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在内，因为陈登曾经说过当今世上，他只佩服几个人，分别是陈纪、陈堪兄弟，华歆，赵俨，孔融，还有一个就是刘备，其他的均是“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3）！
辛弃疾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一股心灰意冷的心态已经油然纸上，同时也完成了全词从开始时壮志雄心的“倚天万里须长剑”，到后来因为被压制而无力北伐的“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最后只能无奈感叹“元龙老矣”这样一个完整的心理转折历程。想那陈元龙何等豪气，手无一兵之时助曹操覆灭吕布，心怀“吞灭江南之志”，于三十九岁的壮年抱憾而终，而辛弃疾却说他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4），此乃是正话反说，把自己的一派灰心意思表露无疑，同时也表明了他把当朝的误国权臣们看做都是和许汜之流一样，都是些没有“忧国忘家”“救世之意”又“言无可采”之人，对他们格外的不屑。
词最后“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几句，悲愤、凄凉和感叹之情兼而有之，如果联想辛弃疾一生金戈铁马力图收复失土，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的生平，读来着实会让人泣下不已。
（1）《晋书·张华传》：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佩之。斯言岂效与！”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本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
（2）《三国志·吕布传》：陈登者，字元龙，在广陵有威名。又掎角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於古耳，造次难得比也。”
（3）《三国志·陈矫传》：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絜，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脩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馀子琐琐，亦焉足录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矫。
（4）《孟子》：“簟食壶浆”，这里应该是衍生义。
下篇 文史杂谈七 中国第一丞相
要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丞相那个最好，恐怕不那么容易，而要说那一个最不好，似乎也不那么轻松，实在有许多丞相好坏得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但是要说为人、行事、德才不称得最出格或者最不可思议的，那非当推北齐的祖珽莫属。
何以称他为第一呢，盖因其在历代丞相中，是唯一一个有盗窃癖的丞相，又其人品行之恶劣以及才华之高并存于一人身上，为时所仅见，而且他的为人行事的自相矛盾之处，也可以称得上罕见之至。
祖珽，字孝征，范阳狄道人，一说猷县（今河北定县）人，父祖莹，魏护军将军。
祖珽自幼天资过人，事无难学，凡诸才艺，莫不关心，好读书，工文章，词藻刚健飘逸，于文章之外，又工音律，善弹琵琶，能作新曲，并识懂四夷之语，擅阴阳占侯之术，而医术尤为所长，为当时名医。其人之博学多才冠绝当时，为南北朝时的一大奇才，人又神情机警能断事，故少有美名，为时人所推崇。
祖珽初为秘书郎，后迁尚书仪曹郎中。北齐真正的创始人东魏大丞相高欢（字贺六浑）见其所作的《清德颂》，喜之，遂召见口授三十六事，祖珽出而书之，一无所失，大为所赞。兰陵公主（魏孝文帝女）出嫁蠕蠕（柔然），著作郎魏收（《魏书》作者）作《出塞》、《公主远嫁》诗两首，祖珽皆和之，时人均广为传抄吟咏。并州定国寺新建成，高欢欲请人作词，问相府功曹参军陈元康，元康荐珽才学并说其能解鲜卑语，珽二日成之，其文甚丽，高欢悦之。
然祖珽生活放纵淫乱，与陈元康时常作声色游。一日邀友至家，出山东大文绫与连珠孔雀罗令诸妇为赌博戏，又迎参军元景献之妻赴席与众人递寝。还长期与寡妇王氏公开往来，并言：“丈夫一生不负身。”
珽又有盗窃癖。胶州刺史司马云宴客，珽盗铜碟两面，厨人请搜座上客，最后于珽怀中得之，见者深以为耻。高欢请诸僚，于席上失金叵罗（酒器），御史中尉窦泰请令在座者去冠，又于珽发结上得之，高欢重其才而不问。为尚药丞时，又盗胡桃油，觉之被免官。因此文宣帝见之每常呼其为“贼”。东魏武定七年（公元549年），陈元康与高澄（高欢子）同时遇害，元康重伤时请祖珽代作家书，内有：“祖喜边有少许物，宜早索取。”一句，珽遂匿其书，召祖喜问，得金二十五锭，与喜两锭，余皆归己，又盗元康藏书数千卷，祖喜遂告元康二弟叔谌、季璩等，叔谌又白吏部尚书杨愔，愔以“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平息事态。及高洋为相，祖珽又盗官书一部，夜捕之，按律当绞，高洋以其前事高欢而免其死。后有外地客至，欲卖《华林遍略》与高澄，高澄便多集书人，一日一夜抄写完毕，退还其书曰：“不须也。”而珽竟然又盗《遍略》数页拿来当钱赌博，高澄因此杖之四十。凡此事迹不可胜数，按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