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国家的情况叫中产阶级，而不叫资产阶级。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一个中产阶级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就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人数增多了，而且在产业结构中出现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型。
我觉得企业家这支队伍对社会推动作用是相当大的，私营企业家队伍形成以后，对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影响，因为政府要出台一个什么政策，要看看是不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那就要听听这些人的意见，甚至要看这些人的脸色行事。所以现在不是有人说，浙江有些乡镇里面掌权的不是政府，而是一些有钱的主，我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人有钱，有能耐，有开拓精神，那么他可能会看得高一点、远一点。比如说按传统观念去搞企业的话，企业可能会亏钱，而这些人用新的理念管理企业往往会挣钱，企业搞好了，地方的税收自然就增加了，像浙江这几年税收的增长就非常快。前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了800个亿，这是指纯利，上缴国家的还不算，有了这些钱可以做很多事情。再说民营企业老板有钱以后，一个人的消费毕竟是有限的。这时他们的资金主要用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再生产，只要一扩大再生产，社会上就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可以缩小贫富的差距。因为原来没有工作的人现在有工作了，可以拿到工资了，贫富差距当然也就缩小了。再一个他们还会投入一些钱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像浙江一些私营老板，对社会捐助过很多钱，比如：捐钱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这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有好处的。
现在对民营企业家究竟怎么看？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说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三个代表”的提法是在广东高州讲出来的，但在这之前，江泽民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都来过浙江考察私营企业，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疑给他们以深刻印象，他们肯定看到了民营企业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你说国有企业这么搞，那么搞，但投入的钱大多像丢到了无底洞，在总体上总不见成效。浙江的经济却没让国家费什么事就发展得很好，而且还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对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是起了作用的。他们对浙江企业家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浙江的企业家在成为私营企业主之前，有90％以上都不是手头早有启动资金，他们原来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机关干部，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原始资本的来源有50％以上是个人劳动所得的积蓄，还有的是向亲友借的。当然在起步阶段对打工人员也可能存在剥削或其他什么的，但他们的成功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投入了资本等要素，再一个就是管理。
一个社会如果像浙江这样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不一样，比如说发展旅游事业，在这里有很多私人老板投资去搞，国家只要制定政策从宏观上去约束就可以了，比如规定要保护好生态，你投资开发的土地只能占其中多少，要保持多少绿地。一般来讲有了这些民间资本的注入，当地的旅游业很快就会活起来。再比如，农业是政府最发愁的，传统农业怎么转化在哪里都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但民营企业投资搞农业，可以加快传统农业转成现代农业的速度，至少浙江现在是比较快地朝这个方向转。有的民营企业也愿意投资教育，像浙江的万里学院等民办学校就有不少是民间老板投资的。投资教育应该是非盈利的，至少是盈利比较少，但他们投资办教育对促进整个社会的教育发展起了蛮大作用。
此外，民营经济的大量发展，对于形成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需的道德观念也十分重要，比如说现在的道德观念就是要讲诚信。为了诚信，会派生出许多社会的中介组织。因为有的问题市场解决不了，政府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就要通过社会来解决，所以社会就产生了一些中介组织，像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信息中心、技术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技术转让等等社会组织。这些年浙江的中介组织发展得比较好，它们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这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走向完善的一个标志。
浙江人对解放思想的认识要比其他省区更加深刻，更加切身。这是浙江现代化进程重要的基础，也是浙江现代化道路从民间迈出的根源。
浙江民营企业家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分量日愈加重的同时，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影响也日愈扩大。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4）
史晋川：浙江现代化的进程到底是怎样启动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复杂。无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是直接的导因，但问题是，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某些省区的现代化进程则不如浙江。由此判断，浙江肯定存在着一些其他省区所不存在的特殊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浙江现代化的内因，则是浙江民间长期潜存着的物质利益冲动。
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许多地区，地下包工队、黑市交易、长途贩运、高利贷等，与当时的体制根本冲突、有着巨大政治经济风险的牟利行为，就已经普遍存在。许多人曾为此轻则挨斗，重则判刑，甚至丧命。直至1982年，在当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中，乐清县柳市镇还打击了“八大王”。“八大王”实际上是该镇具有代表性的八大个体经营专业户。当时7人被判刑，1 人在逃，全国通缉。
改革开放之后也不太平，尤其是温州，由于温州的经济特色是以家庭、个体为经济主体，这一模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数量比例日渐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成分日益上升，迥然有别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因此，它招来的非议也屡屡不绝，此长彼伏，引来了一些人对温州是“资”是“社”的担忧。随着家庭工业、个体企业的发展，雇工经营成为温州经济又一特色，而且“雇”的数量在日益增加。这“雇”与“被雇”的关系很容易让人与“资本家”和“工人”关系相类比。马克思说过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资本家。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基本上是手工业为主，还不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的效率不高，利润率也不高，他计算出8个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供1个人不劳动，这个人就是资本家了。教条主义者们从马克思的理论中照搬出来，以“8”这个数字硬往一百多年后的现实生活中套。
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与一支能干的购销员队伍分不开，他们为温州商品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购销员队伍中确有少数“假冒骗”的现象，致使一些人认为他们是“行骗全国、行贿全国、流毒全国”。由于家庭、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得其分配关系也显示多种形式，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股分配在温州客观存在。这些分配方式使得贫富之间的差距日愈扩大，自然又被扣上“两极分化”的帽子……
为此，自1989年到1991年，国务院和国务院研究室先后三次派出调查组对温州进行实地调查，每一次调查都形成相应报告，报告中对温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作了基本肯定，但这种种挥之不去的非议与责难，还是给广大实践中的温州人以巨大的压力。
尽管如此，浙江这种体制外的生产和交易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变化的种子一直在等待适宜的气候，因而浙江人对解放思想的认识要比其他省区更加深刻，更加切身。这是浙江现代化进程重要的基础，也是浙江现代化道路从民间迈出的根源。浙江的普通群众对变化了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机会，有更主动迅速的把握，否则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后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迅速崛起。然而，对普通的农民来说，追求物质利益决不是一个需要解放思想的观念问题，这就像羊要吃草、猫要偷腥一样成了他们的天性。对于官员来说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追求物质利益在革命的辞典上历来是被排斥的，长期以来总是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挂在一起。因此解放思想对于官员们最为必要，困难也最大。但是浙江文化的柔慧特质和“善进取，急功利”的工商传统，又使得官员们较其他地区能较快地认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目标，越是基层干部越是能在思想观念上与老百姓认同。这样，民间启动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很快就确立起来了。
浙江自下而上的现代化发动力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发动的制度创新逐步突破来自上面的文字或口头的限制，导致正规制度规章的不断改变或修订。第二，民间自主解决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聚集问题。第三，浙江经济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是直接或间接的民营企业。
按照严格的产权经济学的原理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评估，浙江的民营经济比重早已突破了一半这样一个公认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界限。这些方面共同指向了市场化，市场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民间力量的重组。
此外，还有一个在其他省区很难看到因而值得特别指出的情况，那就是浙江民营企业家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分量日愈加重的同时，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影响也日愈扩大。许多人当上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在温州，私营企业成立党委都很积极，像正泰、德力西集团都成立了党委，浙江的民营企业也大都有了党组织。虽然老板们能不能加入共产党，有些领导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犹豫来犹豫去，但自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讲话后，原来是党员后来去办企业当了老板的这些人，他们的心已经放下来了，至少他们不用退党了。前不久我参加台州一个大企业的董事会，董事长就是党委书记，这可是一个很典型的私营企业，董事会成员差不多都是党员，而且董事长绝对控股……
更重要的是，浙江的企业家阶层对基层政府形成了制约，这种势头在九十年代中期已比较明显。这对企业家来讲是很正常的，我这么大一块的经济利益在这个地方，当然要通过参政、议政等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是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比如与官场勾结什么的。有个别地方的企业家，凭着几十个亿、上百个亿的产值，在当地颐指气使，整个镇政府都唯唯诺诺，没有他点头，连镇书记、镇长都没办法当，给人的感觉有些像当年大丘庄的禹作敏。但是对企业家这个群体来说，都会有这方面的要求，这有点类似于欧洲原来的工商阶层、资产阶级兴起后对君主必然形成一定的制约。这种制约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你政府如果不是服务型的政府，我拔腿就可以走。留住了企业就留住了产值和税收，留住了它们也就有了政绩，对这一点政府是很清楚的。在浙江，对企业家，尤其是对当地的一些大企业，一般的政府官员对他们都非常客气。他们的实力摆在那里，在美国的《福布斯》杂志为中国大陆排出的2000年度50名大富豪中，虽然南存辉被排在36位，但如果将其冠以“正泰”字号的三家公司合计，纳税总额达到了6；227万元，他的排名可大大提升为第4位。像德力西、正泰这种企业连省长对他们都客客气气，县长、镇长有时到企业去还不一定能见到老总。有一个典型的事情，比如：90年代中期，天牌皮鞋厂在台州是比较大的企业，省委书记要在礼拜六去视察，黄岩市政府要他们企业在礼拜六加一下班，打扫一下卫生，厂长池幼章说：“这不行，现在有《劳动法》了，双休日要休息！我到省级机关去办事，官员们什么时候礼拜天给我加过班？”此人是记者出身，当过小学教师，脾气比较倔，这样说了也真这样做了，结果没有谁对他怎样。
浙江农村搞海选，很多地方肯定会被村里面那些比较大的经营户、企业家控制住，自然钱在其中起了作用。能逐年提高生活水平、享受好的公共服务，这对村民来讲是第一位，民主权利对村民来讲还是第二位，后者当然会服从前者。村里的集体企业谁来能搞得好？肯定是那些已经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比原来那些老支书搞得好。企业搞好了，农民的福利就增加了。村里要搞幼儿园，要办小学，农民的孩子上了大学要奖励，谁能拿得出这些钱？也是这些企业家能拿得出钱。村里要修路，搞环境卫生，要装有线电视，谁能拿得出钱？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