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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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9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的密折，读后不禁惊出一身冷汗，相信林则徐所言决非危言耸听，还在这些警句下用朱笔画了一连串的圈。9月23日，道光帝召林则徐入京，并8次单独与他密谈，商议禁烟方略。11月15日，道光帝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其驰驿前往广东，查办禁烟事务。
“禁烟之议，实爵滋发之”，黄爵滋因此成为同林则徐齐名的人物。
次年三月他升任大理寺少卿，六月，道光帝召见于勤政殿，赞其禁烟疏：“汝所奏严禁鸦片，看似骇人听闻，实是宽猛相济，所谓火烈民畏也。非痛发其端，谁肯如此说话”，勉励遇事仍要尽言。又命为江南乡试主考官，补受礼部右侍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起，黄爵滋受命驰往闽浙沿海一带，勘查水师，视察海防，讲解战守方略。他把闽省海防提到与粤省海防同等重要地位。提出“闽浙总督暂驻泉州”，此议确定了闽海防的战略地位。
当时福建水师有战船二百余艘，因年久失修，“风干日炙，敝坏居多”。原来规定有一套维修办法，但文官借包工之机贪污舞弊，武官也要求分沾，于是文武各官共分赃款，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海防建设。黄爵滋秉公执法，进行了严肃处理，追回赃款，落实了修船计划，又在沿海添设炮台，加强了福建的海防建设。此外，黄爵滋很注重调查研究，他认为过去绘制的地图，错误太多，很不可靠，于是通过历次出使的机会，调查了从山海关到福建沿海一带的形势，重绘成《海疆全图》上下两册，进呈给道光帝，作为了解沿海形势的依据。
道光二十年，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广州、浙江战役失败，穆彰阿等主和派把责任推到林则徐等禁烟派身上，称“开兵衅”是他们禁烟处置不当而引发的。9月，道光帝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派遣琦善为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11月初，琦善抵达广州，与奉派到浙江前线查办“夷务”也是钦差大臣的伊里布，一唱一和，互相勾结，主张对敌妥协退让。黄爵滋对此极为不满，坚决主张必须抵抗侵略，加强海防，他亲到浙江沿海前线，进行调查，11月16日，他与祁隽藻联名上奏，痛陈英军在定海一带的暴行，认为“浙江乃闽、粤之腹心，与江苏为唇齿”，地位极为重要，务必认真设防。这时伊里布已与英军擅自订下定海休战条约，他们揭露伊里布与琦善相呼应，对英国侵略者存在幻想，准备退兵撤防的种种情形，请求道光帝饬谕伊里布“深思远计”，“不可偏听琦善，信敌必退”。回京以后，他又“极言英人劳师袭远不足虑，宜竞与绝市，募兵节饷，为持久计”。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爵滋因户部银库案被牵连遭褫职责赔。后以员外郎候补。晚年家居不出，咸丰三年（1853年）5月，因病卒于北京，享年61岁。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光荣与耻辱（4）
与拼死救国的前者比较，此公则是典型的弄权误国之徒了——
陈孚恩，字子鹤，江西新城（今黎川）人。道光五年拔贡，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后补充为军机章京，累迁郎中。由于这个人善于察颜观色，且会曲意逢迎，很受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的器重，仕途顺畅，官至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又升为仓场侍郎，均为“副部级”干部。道光二十七年（1848年）调署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期间，他与另一“副部级”大员赴山东查办巡抚崇恩贪污、赎职，尊旨将其罢免，并暂代一段山东巡抚。在回京时面见道光帝时说，自己在山东当巡抚时不接受公费招待，而且不花公费。道光帝听了很高兴，特赏其加头品顶带、紫禁城骑马待遇，并赐匾额“清正良臣”。
穆彰阿为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1806年）进士，很受道光帝信任，曾任军机大臣20余年，还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当代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是：包庇鸦片走私商和受贿的官吏，阻挠禁烟，鸦片战争中卖国求荣，对力主禁止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林则徐、邓廷桢等进行诬陷，支持琦善对英军求和，又支持耆英与英、法、美签订不平等条约。《清史稿》上也评论说：“穆彰阿当国，主议和，为海内所丛诟”。穆彰阿亦有聪明之处，他不像今日的一些腐败官员，贪权而不贪财，而且对确有才学的人多有施舍，着意培植。由于穆彰阿多次主持乡试，而且身为主考官，依附他的人很多，久而久之形成了“穆党”。
陈孚恩是怎样攀上穆彰阿的呢？道光二十二年7月24日（1842年8月29日），清廷在南京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议和的消息引起主战派的强烈不满，另一位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每逢上朝时，就与穆彰阿争论，予以痛斥，责备其谬议误国，并为林则徐打抱不平，鸣冤申屈。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嘉庆元年进士。少年时家庭贫穷，但学习很努力，推尚气节。穆彰阿知道王鼎的秉性，只要一听到他的斥责声，便作出大度的样子，笑一笑避开。有一次，两人同时被道光帝召见，王鼎在殿上又责骂穆彰阿是秦桧、严嵩，穆彰阿则保持沉默，不与争辨。道光帝心里知道王鼎骂的是穆彰阿，怨气却是冲着自己来的，但又不好发作，只是笑着说：“你醉了”，命太监把他扶出去。次日，王鼎又在大殿上苦谏，道光帝动怒，拂袖而起，王鼎急忙拉着道光帝的衣裾陈说，道光帝仍然不理。下朝回家后，王鼎越想越气，越思越悲，叫下人伺候笔墨，挥笔疾书，写下了一本长长的奏折，小心封好，紧揣在怀里，当晚自缢身亡，以死进谏。
按大清律例，朝中大臣自缢，必先奏报皇上，吏部、刑部派员验视之后，家人才能移动尸身。王鼎家人尚未来得及奏报，暗藏心机的军机章京（军机处文字官员）陈孚恩已闻讯抢先赶到，他命人将王鼎遗体解下，搜检衣带，得到遗书，才大松一口气。遗书的大意是弹劾穆彰阿，建议重新起用林则徐。
看过遗书后，陈孚恩对王鼎的儿子王沆说：“皇上正为林则徐‘开兵衅’引发的后果恼怒，不愿再听人谈论此事。你如果据实奏报，恐怕尊公就得不到恤典了，你也会受到牵连，连你的编修之职也难保。你如果还想往仕途上走，就不能如实奏报，更不能呈递这份遗书。”
王沆是个老实人，被陈孚恩的连哄带骗吓住了，一切听任其安排。于是，陈孚恩乘机篡改了遗书，并以“暴疾”奏上。
事后，陈孚恩快步流星赶往穆府，把王鼎原来的遗书送给穆彰阿，穆很是感激。从此便有意提携陈孚恩，使其平步青云，不到5年的时间，由军机章京而升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大约是副总理还兼着国防部长）。王沆却因未能继承父志，遭到亲戚朋友的鄙弃，他自己也愧悔莫及，于是终身不再出来当官。
王鼎死时，林则徐正在发配新疆的途中，得到消息，悲愤不已。他面对大漠落日，潸然泪下，又吟诗一首，名为：《哭故相公王文恪公》，其中有云：“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
道光二十九年（1850年），陈孚恩与侍郎福济赴山西查办巡抚王兆琛贪污一案，经查实，王被免职，并逮京治罪。随后，穆彰阿又让陈孚恩代理刑部尚书，不久即正式任命。次年，咸丰即位，穆彰阿的权力大大得到制约，不久又被连降六级。陈孚恩亦开始走霉运，首先是“议礼”一事：道光皇帝觉得任内输了鸦片战争，列祖列宗颜面扫地，自己不配进入祖庙享受后代祭拜。咸丰“交廷臣议”，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意见不和，当着皇帝的面，相互戳指对骂。载垣“以失仪自劾”，咸丰没有过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他大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养”告归。
当年太平军起义，各地形势危急，由于兵员不足，清廷命在籍回乡大臣帮办团练，用于抵抗太平军。许多在籍官员纷纷行动起来，如曾国藩（前兵部侍郎）、吕贤基（前工部侍郎）、季芝昌（前闽浙总督）、钱宝琛（前江西巡抚）等人，前后达94人之多，陈孚恩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些官员当中，只有曾国藩一人办团练得以成功，并以此建立湘军，成就了一番事业。陈孚恩在江西没有办成团练，只是帮助时任江西巡抚的张芾督师守卫南昌城。咸丰三年（1854年），待湘军江忠源援师到达后，太平军才撤退。为此，陈孚恩分享守城之功，得赐花翎。但他回到北京，未被授予官职。其间，御史钱桂森曾上疏说，陈孚恩很有才干，又在外数年多有历练，建议他入直枢廷（内阁），必能办成不少事。这道奏折遭到了咸丰帝的诏斥，只准其回原衙门。但过了不久，又命陈孚恩以头品顶戴署兵部侍郎，又署礼部尚书、授兵部尚书。能让皇上改变成命的人显然不是等闲之辈，明眼人很快看出这是陈孚恩轻车熟路，再作冯妇，私下投靠了肃顺等人的回报。
咸丰八年（1858年），陈孚恩因其子陈景彦牵涉到顺天（今北京）乡试舞弊案，自请严议，被议失察降一级，但很快又在肃顺的保荐下，寻署刑部、户部尚书。咸丰十年（1860年），又授吏部尚书。本来吏部尚书之职由许乃普担任，在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许乃普等要员正在园内值班，闻警只好仓皇逃亡。陈孚恩则利用肃顺权势，对惊愧未定的许乃普，横加施压，迫其告病，腾出吏部尚书的位子给他。为此，许多官员感到不服气，吏部为六部之首，历来非翰林出身不能当尚书，而他的出身只是一个区区的贡生。这件事情后来成了陈孚恩是肃顺死党的一个有力证据，并被许乃普之子许寿彭上奏痛劾。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光荣与耻辱（5）
胡平：肃顺在咸丰朝很是显赫，不可一世，他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既是三位御前大臣之一，在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死，传位5岁的载淳（即同治帝）时，又成为遗命的八位顾命王大臣之首。其势力之大，附庸之多，在官场内已有“肃党”之称，并让慈禧为首的“后党”日子过得忐忑不安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咸丰帝尸骨未寒，同年11月，载淳生母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合谋，由当时留守北京的奕掌握军队，利用皇室回京时机，发动政变，逮捕顾命八大臣，将肃顺处斩，载垣、端华两亲王赐死，其余5人革职。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辅政，改年号为同治。这便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祺祥政变”。在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陈孚恩亲笔书函多封，内有暧昧不明之语。恭亲王又接到密告，说肃顺的财产有一部分藏匿在陈孚恩那里。
军机处和刑部在会审时，却大费踌躇。
陈孚恩手腕圆滑老练，朝士中颇有人以为陈孚恩是个干才，甚至认为他不但不是“肃党”，相反还是肃顺他们所忌惮的人物。当咸丰帝在热河崩驾，在京留守各项事务的大臣中，只有陈孚恩奉召去承德，“肃党”的形迹如此明显，居然还有人说肃顺要把他叫去避暑山庄，实为调虎离山之计，是深怕他在京城捣鬼，反对肃顺，而其实这正是陈孚恩自己放出来的烟雾弹。陈孚恩还利用江西的京官为其活动、申辩，很多赣籍官员联名保奏他，为其说情。在座的大臣都主张严办陈孚恩，但又不能不加慎重。最后决定对陈孚恩“敬鬼神而远之”，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为了平息那些由此可能引起的浮议流言，恭亲王陈请慈禧派军机大臣沈兆霖和新任兵部尚书万青藜，再议陈孚恩的罪名。这两个人都是汉人，万青藜还是陈孚恩的江西同乡，以示朝廷大公无私，并非满人、汉人意气之争。
两位太后照准后，万青藜接到通知赴内阁会议。他受了江西同乡以及与陈孚恩有交情的那些官员的压力，原准备有一番话说。内阁先给他看了在肃顺府中抄出的陈孚恩的信札，他一面看，一面暗暗心惊，那些“暗昧不明”的话，如果要陈孚恩“明白回奏”，必是百口难以自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的罪名，看似太重，其实还算是便宜，倘若此事发生在雍正、乾隆年间，陈孚恩本人的脑袋早掉了，只怕家属也要受到严重的株连。
万青藜承认陈孚恩罪有应得，但他仍想为这位同乡减轻点罪责，他指出：“陈孚恩早年曾蒙天语褒奖，有此一节，是不是可以格外矜全？请公议。”
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