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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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门心思就是读书、考科举、做官的江西读书人，除了少数走了出去，到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或者出国留学，前者如在北师大读书的邵式平，后者如去了日本留学的张国焘。多数人精神上还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但不能启民智，变古今，自身也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他们散落在民间主要从事两种职业，一种是教私塾，另一种是成为讼师，替人包打官司。可以这样说，这些讼师实际上是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进入近代以来，当沿海各省如浙江、广东、江苏在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输送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江西仍然在培养四书五经的人才，眼睛仍然在盯着科举制，幻想着有朝一日还能考进士、举人。甚至当邻省的湖南办起了时务学堂的时候，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是个江西人，湖南的民众又大多是江西的移民，江西仍然麻木得没有什么动静……
直到1902年，在上海的广方言馆、浙江的中西学堂、广东的万木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湖北的自强学堂、福建的东文学堂即将要变成日后有着百年历史的著名大学之时，江西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江西大学堂才姗姗来迟，而且起初开出来的课程大体上只是小学水平。有些学者提到，为什么近代江西没有像江浙那样出那么多的科学家？因为江西的考据学不盛，理学却很盛。我也就此做过一个统计，明史的《儒林传》中江西人占了将近40％，而在清史《文苑传》里江西人只占百分之十几，《儒林传》中所谈都是儒家所研究的性命之学，而《文苑传》多讲的是经世致用之道。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疑议，说江西也有不少科学家，像吴有训、饶毓泰这批人，以及近代的詹天佑等一批科学家，但是这与江西的官本位现象比起来不占主流。我们应该跳出江西来看江西，江西尽管出了一些科学家，但江浙及周边几个省出的科学家更多。
胡平：近代教育在赣地起步之艰难的另一佐证，便是出洋留学人数在周边各省区中明显偏少。当时中国主要是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902年到1904年的三年间，全国共向日本派出留学生4；308人，其中有湖北289人，湖南210人，浙江134人，江苏112人，广东86人，安徽56人，而江西只有区区28人。此后，一边是祖国积贫积弱的耻辱，一边是明治维新日本崛起亚洲的奇迹，两相映照，更让一批批热血男儿蹈海东去。到了1908年，全国赴日的留学生，总计达到了近6。5万人， 其中来自赣地的尚不到300人。
近代以来，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靠的是一种非制度力量的推动，这力量大抵表现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受其充分濡染的绅商、知识阶层对于陈旧的王朝政治、经济体制的改良。赣地既不处于沿海口岸，虽位于赣北的九江一度对外通商，其偏低的贸易份额却不足引美雨欧风进窥江西腹地；虽也有少数鼓吹江西工业化的有识之士匆匆来去，如深通西学、有“洋务英才”之称的黄懋材，在本省却如龙游浅滩，无所作为，只有另谋用武之地。珍妃的老师文廷式在原籍萍乡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全县士子张贴谒帖，群起攻讦，结果只能胎死腹中……于是，当周边各省均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工业化之时，江西与工业化的擦臂而过，便是必然的了。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1）
——走进明朝之二
胡平：明朝的江西是很可以说道一番的。无论是社会生活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都很发达成熟。可成熟一经腐熟，赣地不久便转入气数一路走低的颓势了。在明朝的276年间，赣地的情状恰如泰和籍大学士杨士奇在京都那张遥望南天、春风沉醉的老脸，他说道：“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大于江西”。
江西的科举之盛，出仕之众，它们无不关系到江西文人的生存方式与身家性命。在此次访谈中，我将力图描绘在中国历史——并旁及政治史、文化史与科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5位赣籍文人的命运。
当今的文学、影视圈里仅供消闲解闷的私语戏说已经太多了。但我想，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们，奔走于现实生活的熙熙攘攘之余，或许能由他们的生命轨迹里引发一些思索……
方志远： 江西在明朝有几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解缙、杨士奇、严嵩、汤显祖、宋应星，如果我们把这几个人物串起来看，他们实际上代表着中国读书人在封建专制时代的几种命运。
解缙有政治家的见解，却无政治家的素质，且生不逢时。他不会韬光养晦，以静制动，他不懂在中国做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有韬晦之术。
解缙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不光是明太祖看重他，明成祖也看重他，而且江苏、浙江的读书人都推崇他。我所看到的一份材料说，当时属江苏的松江有几个姓王的读书人，他们都是翰林院的学士，也是目空一切的人物，觉得自己的文章是全国最好的。但他们说到解缙，众口一辞：现在满朝的文彩，解学士占了一半，我们几个姓王的占另一半。解缙写的《大庖西封事》，这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对明太祖的国策提出意见，指出当时皇帝杀的人太多了，要实行宽松一点的政策。明太祖之所以器重他，就是因为这篇文章，但同时也觉得他锋芒太盛，让他回吉水去读10年书。这种回去读书的安排，后来成为明朝一些有志于政治的文人以退为进的通常做法。解缙回家乡没有读满十年书，他忍不住又回南京了。其后，解缙能够被明成祖朱棣奖拔，既是他一生中的幸事，又是不幸的事。如果没有朱棣，他最多是一个从六品或者正七品的小官，不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子，更进不了内阁。但永乐皇帝即位的时候，急需起用一批敢作敢为的年轻知识分子，由此带来解缙政治上的新生，也使他成为《永乐大典》的两个主编之一。
解缙本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学家，他也具备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该具备的政治见解。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可能具备政治见解？因为他们所读的书就是政治方面的书，正所谓文以载道。对传统文人来说，其他事情都不是最高境界，惟有修身齐家治国天下是最高境界。我们不要把这种理念当作江西的特产，它是传统中国文人的基本价值观。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张居正，他并不是江西人，是湖北人。张居正16岁中举人后，当时的湖广巡抚把自己所系的玉带系到张居正身上，他说你以后的前途比我还远大，希望你这两年不要考进士。如果你继续考进士，充其量又成一个江南第一才子，日后不过是做解缙第二。我希望你不要成为解缙第二，而要成为国家栋梁的政治家。结果张居正停了两年，最后果然从政了。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对于做一位文学家是不太瞧得起的，而对政治家是很崇敬的。还有一个例子：明仁宗是一个非常喜欢写诗的皇帝，他把自己写的诗给杨士奇看，又对其他人自夸：就凭写诗、做文章，自己当个状元肯定没问题。当时作为监国的杨士奇就批评他，说殿下应该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要沉缅于这些风花雪月的文章……
解缙有政治家的见解，却无政治家的素质，生不逢时，当时正处于永乐初期，政局不稳，尤其是朝廷上下立太子之争特别激烈。他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喜欢发表评论。当明成祖要他评论六部尚书时，他的看法非常尖刻，几乎一竹篙打翻一船人。他也不会韬光养晦，以静制动，他不懂在中国作为政治家一定要有韬晦之术，尤其在朝廷面临新旧主子更替之时。明成祖有两个儿子，当时明成祖为立太子的事情问他，他脱口而出“好圣孙”，意思就是说儿子定不了，那就先定孙子。结果军界为此抨击他，说他离间皇室骨肉。后来，明成祖倒不是一定要解缙死，而是有人悄悄地告诉皇帝说解缙还在喋喋不休发表意见。明成祖就问这个人还在吗？于是有一个叫纪钢的人揣摩明成祖的话中之意，把解缙给弄死了，又将其全家充军发配到辽宁的铁岭。我们经常讲的“隔河两宰相”，就是指吉水的解缙与胡广。胡广与解缙是老乡，又是很好的朋友，他曾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解缙的儿子，后来一听说他们全家发配到铁岭就要悔婚，但女儿坚决不同意，说既然定了婚，我就要等他。最后到宣宗时代，解缙的儿子由东北回来了，胡广的女儿仍然嫁给了他，这个爱情故事很是感人。
对于死于非命的解缙而言，有几个人看过那经八国联军烧毁与抢夺、只存世800余册的《永乐大典》呢？不要说国人，今天又有多少江西人知道这位曾经像彗星一样划过明朝天空的乡贤呢？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2）
胡平：解缙18岁时参加江西乡试，获第一名解元，次年又与长兄、妹夫在京参加会试，同榜登第，一时轰动了京师。当他被授官中书庶吉士，得以侍从于朱元璋左右时，民间传说比一张饭桌高不了多少的他，却毫不委琐，潇洒、自负而又疏狂。上任刚一个月，地点在宫里的大庖西室，朱元璋同解缙谈了一会时政后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下去后，解缙激动万分，当天便写好一封万言封事上呈，他批评朱元璋“用刑太繁”，文中为后世创下“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名句。解缙又规劝朱不必去读《说苑》、《韵府》一类杂书闲文，应该重用士大夫进行以儒学为核心的修书，以平息一些知识分子们私下“士不为君用”的牢骚……这就是著名的《大庖西室封事》。
自洪武元年登基起，朱元璋屠灭功臣名将，铲除勋戚亲贵，血洗儒林文士，20几年间，据明史专家吴晗统计，当不亚于他打江山时所杀掉的敌人总数。竟有人不怕死，敢在朱元璋面前作石破天惊之言，让朝廷上下对这个矮子顿时刮目相看。
解缙又献上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太平十策》，他以为若要安邦治国，得在诸多方面改弦易辙。这已经犯了一个大忌，是按皇帝的愿望来治理国家，还是按你解缙的面貌来改造朝廷？接着他替工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李善长所谓“佐胡惟庸”谋反鸣冤叫屈，此公当年与朱氏同一心，出万死，朱氏得天下后，被封为韩国公。良弓藏，走狗烹，这是人人不说、但人人心里雪亮的事情，他却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明太祖心里一定七上八下，可终究没有让自己树的这位“恩犹父子”的典型脑袋开瓢、凌迟剥皮。他要解缙随父还乡，“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传位太孙，是为惠文帝。远在吉水的青灯冷窗下打发日子的解缙，以为在这朝廷换主的时候不能没有自己“保驾护航”，他匆匆赶往南京，可一下船，便被“有司劾缙违诏旨”，因为他离十年还差两年。他上下活动，四处求援，好话说尽，终被惠文帝召为翰林待诏。他总想做官场明星，当皇帝近臣。若干年后藩王朱棣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他侄子的江山，史称“靖难之变”，方孝孺等重臣拒不合作，他竭诚拥戴，长袖善舞。永乐年初成祖成立内阁，阁臣开始参与机务，内阁逐渐成为明朝的权力中枢，解缙以进内阁第一人而名载史册。好几年里，凡“大制作”，皆出自他手。有时半夜他也被叫进宫中，已上床就寝的朱棣赐坐榻前，告以机密重务……
但一个恃才傲物的文人的解缙，总是压倒了一个临深履薄、见风使舵的做官的解缙。满朝文武怀疑他永乐二年借主考会试又担任廷试读卷官之机徇私舞弊是一例，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
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太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
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本来这场立嫡之争，与解缙干系不大。皇二子朱高煦长得魁梧彪悍，勇猛善战，在“靖难”中征战有功，且多次解救其父于危难，当时朱棣便向他透露了这番意思。极想拥戴他为皇储的还有以丘福为首的靖难武臣们所形成的一个军人集团。皇太子朱高炽，体胖性仁，有儒雅之风，爱和文人们泡在一起吟风唱月。首劝明成祖立太子为储的是兵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