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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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死了。王阳明为他写了一篇祭文，其中写道：你为什么千里迢迢来贵州？如果你在家乡种几亩薄地不照样可以维持生计吗？你来贵州不就是为了发财吗？你既然来了就要高高兴兴，不能这么愁苦满怀，而你这么百般愁苦，我就断定你活不长。王阳明这个说法还不如金庸一语中的，他认为种地也照样可以维持生计，但他没有想到种地和做官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后者处在社会的上层，发财是地位的伴生物，农民处在社会下层，种地必然与发财无缘。
湘潭县有一句民谣，叫做“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意思一样。湘潭县当时是属于壮县，就像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发达、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县一样，在这样的地方做官，不贪不滥一年也有三万。还有一句官谚：“命运低，得三西”，意思即官运比较差的人，往往派到山西、陕西、江西三个地方去当官。山西、陕西是因为自然条件、生存条件不好，比较贫苦，油水不多。江西则是因为讼风特别厉害，告官的人多，当官不容易。
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
江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地方与中部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人曾问我江西怎么样，我说江西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自然条件还可以，物产还过得去，一般饿不死人，通过自己一年的辛苦劳动，可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愿意出去的老百姓不多。而且，江西这块地方一般远离战争，除了近代有几次战争在江西境内，古代几乎没有什么大战在江西发生，这就使得中原地区和淮河两岸一有战事发生，大量的读书人和有声望的家族都迁到江西来避难。江西离政治中心不远也不近，进退方便，江西的大家族都是那时候移民过来的。于是江西人历史上给外地人以凝重之感，如浙江人所说——江西人有愁苦之思。江西也有不好的方面，混饱肚子容易，但在这块土地上发不了大财，做大生意的江西人一般都去了外面。
明朝有一个著名学者王士性写了一本书叫《广志绎》，介绍各地的风俗，其中谈到河南，说当地老百姓生活困窘，反正无法积累财富，所以有一个吃一个。宋朝王安石变法搞“青苗法”时，苏东坡路经河南，亦记下当地老百姓每当发青苗钱就像过节，他们一年辛苦到头却喝不到一餐酒，吃不到一顿肉，所以政府一放贷款，他们立即借钱，借到了钱先吃一餐再说，一到这时候，镇上所有的酒馆都爆满。等到官府要他们还钱时，他们却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但是江西人一般不这样。据王士性等学者介绍，江西人一到丰收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部存上稻米，冬闲时男人又出去做小生意，女人留在家里养猪织布。江西人会扳着指头盘算怎么过日子，对自己的劳动果实看得很重，转而对自己的名誉、名声都非常看重，容易使外地人对江西人产生一种斤斤计较的印象。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3）
胡平：若说赣人满足于“薯丝饭，谷壳火，神仙不如我”的小农经济的日子，那也是因为“地产窄而生齿繁”的环境使然。关于赣地民俗的俭朴，时有记载：民间岁时之宴酒菜不多，“杯饮豆肉”，众多的食客却可以吃得很执著，很绵长，“日暮尽欢乃散”。无论大人、孩子，有一身体面的衣服、一双好点的鞋子殊为不易，亲朋间往来走动，孩子去上学，一般都是等进门前才穿上……
方志远：我感觉这种盘算过日子的习惯与江西人好争是非、论曲直的特点的确有某种联系。《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道，西门庆宴请蔡御史和宋御史，花了1；000多两银子准备了一桌饭，但宋御史只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既不肯吃饭也不肯收礼物。等他走后，西门庆对蔡御史说，这个人肯定是江西人，为人有些蹊跷（就是作怪、古怪的意思）。蔡御史回答，此人虽然是南昌人，但并不很蹊跷。由此可见作者对江西人的看法。另外一本书写得也颇有意思，就是明朝的沈德符写的《万历野坡篇》，他写到有朋友请他到北京听口技，口技表演者用口技演绎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卖姜的客商与店铺的老板娘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后来奸情暴露了，兵马司与巡城御史一道来处理这个案子。口技者是用京语（北京口音）学店铺老板，用徽语（安徽口音）学卖姜的客商，用闽语（福建口音）学巡城兵马司（相对于现在的特巡警支队长），巡城御史则是用江西口音学的。这实际上表现了当时职业的地域特点，那时候经商最著名的是徽商，当地老板肯定是用北京口音，兵马司也需要进士出身。当时考科举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是江西、浙江、福建三省，连口技者都知道江西的进士特别多，所有的御史都必须是进士出身，所以用江西口音表现御史。这就像现在的笑星演小品，表演老板一般是用广东口音，表演打工仔、打工妹一般用四川口音，表演缺乏阳刚之气的男人一般用上海口音，表演豪爽之士一般用东北口音。
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历史上江西虽然有很多人经商，但从来没有形成消费中心，因为大家来钱都非常不容易。另外从两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非常大。明朝景泰六年泰和人陈循，上奏书给当时的明景帝，说天下读书以江浙闽三省为盛，江浙闽三省以江西为盛，江西又以吉安为盛。为什么江西读书之风这么盛？就因为江西人多田少，许多家庭务农无田，经商无钱，做手工业则有耻于门第，所以子弟要读书，要考科举，以图发迹。我曾说，江西人现在的高考与过去的科举，实际上都是一种体面地脱贫，过去一旦有子弟读书做官成功了，弄一个知府干一干，不但全家都可以跟着脱贫，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下成了当地谁也不敢欺负的望族。现在一旦有子女考上清华、北大，日后又去美国留学，几年过后，满脸沧桑的父母不是去了深圳、上海含饴弄孙，就是持着绿卡在加州的阳光下悠哉悠哉……
江西官本位意识的浓重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中原地区老是发生战乱，而且开发过度，社会动荡，百姓生活艰难，很难形成读书的风气。江西则从来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除非是半壁江山的短命王朝，江西曾经靠近过政治中心，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在杭州，但离江西还是有一定距离。明朝的政治中心曾一度在南京，沿长江离江西的水路不远，但总共才53年的时间，后来迁去北京，离江西又远了。江西也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闭塞，赣江也曾经是黄金水道，但战乱相对较少，商品经济不是十分发达，人民为了体面地脱贫必须要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所以导致江西读书的人特别多，科举特别盛。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江西的读书人更是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
明朝老百姓的户口大概分这么几种，一是民籍，包括种田的、读书的、占卜算卦等等；二是军籍，明朝当兵是世袭的，如果你这户人家入了军籍，那就是世代当兵；三是匠籍，主要是手工业者；四是灶籍，是专门产盐的。根据我们统计的数字，整个明朝江西出了2；690多个进士，这还不包括军籍，只是统计了民籍。江西在明朝出的进士仅次于浙江（2；900多人）和南直隶省（包括今江苏和安徽两省，共3；400多人）。明朝前半期，江西考取的进士是全国第一。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明朝有很多江西人当官，当时有一句话叫“朝仕半江西”。开始，有解缙、胡广，这都是吉水人，是永乐时期掌权的。接下来是杨士奇、陈循，这都是泰和人，他们在伦宗、宣宗、英宗、景泰帝时期一直掌权，再往后是彭时（安福人）、费宏（铅山人）、夏言（贵溪人）、严嵩（宜丰人），他们都是内阁官员，而且都担任首辅的角色，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江西帮”主持朝政，前后大概有一个半世纪。从严嵩下台以后就开始弱下来，江西人全面退出中央决策圈。
沈德符曾经谈到明朝有三次挖金的高潮，第一次是在永乐时期，是胡广执政；第二次是在成化时期，是彭时执政；第三次是在万历时期，是新建的张相（张四维）执政，但此人当首辅的时间很短。这三个人执政的时候，为了“惠泽乡人”，起码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江西人到处挖矿，尤其在西南地区挖得相当厉害。有一个院士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写了一个跋，其中指出宋应星为什么在书中对当时采矿业能如此了解，皆因当时中国的矿业大都“操持于先生乡人之手”，即由江西人把持。
从江西商人来讲，也分享到了官本位带来的好处，可以说随着明朝的统一大军打到哪里，江西商人就出现在哪里，只要哪里有江西人做官，江西商人在哪里就能如鱼入水，为此，宋明时期江西商风大盛，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很是活跃。在没有设巡抚之前，明朝一个省的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后来设了巡抚，布政使则变成专门管一个省的财政的财政厅长。明朝宣德十年，河南省的布政使向朝廷打报告，要求驱逐所有在河南的江西人，理由就是说江西人在那里放债。江西人在云南经商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个对江西人有意见的官员王士性，前面说过他还是个学者。在他看来在此地经商的抚州人老是打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司，让他头痛不已，以后他凡是碰到江西人的官司一概不予受理。
另外，河南还有一位著名的大学士李贤，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散文叫《吾乡说》，我读这篇散文颇有自豪感。他说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很好、很富裕的地方，老百姓也很勤劳，但是自从来了江西人以后，这里就不富裕了，因为这些江西人善于经商，而且非常狡猾，总是骗农民去借他们的债。江西人说我借给你钱，你去喝酒吃肉。河南人说我没钱喝酒吃肉，也没有钱还。江西人说没关系，你地里不是有麦子吗？等麦子收割以后再还给我。河南人把借的钱用完了，又想吃喝。江西人又借钱给他，他们说没钱还。江西人说没关系，你可以把地抵押给我。那么河南人又借江西人的钱，但是吃完以后又想借钱，江西人说你还有房子可以作抵押……结果一来二去，搞得河南人都没有了土地。在李贤的眼里这些江西人很糟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李贤在做大学士的时候就把罗伦给贬谪了下去。
可能那时候的江西人就像现在的温州人一样，也有过风光的时候。在明朝，江右帮就是江西的商帮，是最早出现的商帮，徽商和晋商都出现比较晚。江右帮后来是节节败退，一是因为资本小，竞争不过别人；二是官场与商场互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明朝以后，随着江西人在官场的风光不再，商场的风光，也渐成昨日黄花……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4）
胡平： 流布四方的赣商，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耸起赣人的“广告”，大抵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这“广告”，还得到各地赣籍大员们直接间接地支持。明朝以来，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
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除正殿、前殿外，还有廊庑、配殿与厢房，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在武汉三镇亦属翘楚性建筑。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江西人盖起来的万寿宫比比皆是。闽西峰峦如攒的长汀县里也有一座万寿宫，抗日战争时期成了流寄到此的厦门大学的临时校舍……
赣人的“广告”耸得最漂亮的是京畿之地。据南京大学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则有14所，占了34％。直到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仍有51所，还占13％，均为各省之首。它们附设于一座座大小不等的万寿宫，大抵为江西各地商人所建，既为旅外乡人祭祀活动、亲善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了台的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
直到１９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在其一双碧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