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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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掺水分呢？一般来说自己要深入实际，不能光听汇报，在会上听来听去是不行的，比如说招商引资，我既要看数字，还要到现场去看，哪些工程在做？哪些项目在投产？哪些税收交了？用电量是否上去了？这些东西是实打实的。在苏南我们就是这样防止泡沫、挤去水分的，在考核经济发展时早就不看GDP值了，第一看工业开票收入，这肯定有税收的，没有人可以做假。第二看用电量的增长，经济发展了用电量肯定增长；第三是看财政收入，这都是没法掺假的。
胡平：现在中国省部一级的领导中，有不少是“老三届”，即“文革”前夕正读初中、高中的中学生；或者说，所谓“老三届”，大抵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饿过肚子，1966年夏秋在天安门广场拍过巴掌、喊哑了嗓子的一代人。但更大量的“老三届”人，现在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我看你也是这一代人，还有这代人的代际意识吗？
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抓住发展不放松，把大家的思想和能力全都聚焦在发展上，这才是对包括“老三届”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最重要的关心，若没有发展其他的关心只能是杯水车薪。
吴新雄： 我正好是“老三届”，初中一毕业就碰到了“文革”，孟书记也是“老三届”，现在我们都会想起“老三届”当年的一幕一幕青春岁月。现在虽然和他们的联系并不多，但我注意到建国后的每次运动他们几乎都赶上了，对过去极左政治和计划经济的错误后果，“老三届”确实承担了很多，相比之下，改革开放20多年带来的很多好处，他们却分享得不多。比如过去上山下乡主体是“老三届”；现在企业改革、下岗分流又轮到了“老三届”，很多“50对象”是“老三届”，他们现在都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很重。计划生育也是从“老三届”开始的……应该说，这一代人是吃苦的一代人，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一代人，属于比较特殊的群体。
作为这代人中的一分子，我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我对他们满怀同情。我一向以为各级领导应该更多地关心他们，一是要更多地关照他们再就业，因为他们都是50岁上下了，和年轻人竞争岗位没有了优势，所以党政机关的保洁、保养岗位要更多地考虑他们。二是对他们中特殊困难的家庭要体现社会的温暖，他们的年收入一般很少，住房条件不好，买不起商品房，政府要适当发展经济适用房，当然这一点不光是针对“老三届”的。说到底还是要加快发展。不管是对“老三届”也好，对其他弱势群体也好，最终让大家普遍感到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靠发展，所以要抓紧时间发展，拼命地发展，而且发展还不能用常规的办法发展，人家花十分力气，我们要花一百二十分的力气。如果我们的实力雄厚了，那么，最低保障、公益事业等问题都可以比较好地解决。有些问题不能简单地推向市场，政府该照顾的还是要照顾。所以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抓住发展不放松，把大家的思想和能力全都聚焦在发展上，这才是对包括“老三届”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最重要的关心，若没有发展，其他的关心只能是杯水车薪。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5）
胡平： 我听你夫人曾经说起，你好不容易回无锡休息几天，坐在家里沙发上都心不在焉，一天到晚没有几句话，不知你在琢磨什么。吴书记，你能不能谈点个人和家庭情况？
母亲勤劳一世，俭朴一生，为孩子们操碎了心，1977年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当市长。父亲也吃了一辈子苦，1992年去世，他看到我当了官却看不到我对家里有什么照顾，父母亲只要求儿子把工作干得更好。
吴新雄： 小时候家里比较苦，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子女多，共有七兄妹，我排行老六，最小的是一个妹妹。父母把我们七兄妹带大确实很不容易，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大姐连初中都没有上就帮助家里纺纱织布，后面几个小孩都念到了书。我作为最小的男孩子，家里自然很宝贝，没有下过乡，最小的妹妹倒是下了乡。可我也吃过很多苦，三年“困难”时期，我十三四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老是吃不饱，每天在居委会的公共食堂吃6两米饭，菜里不见一点油，那时家家户户不让开灶，回家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在学生时代我一直要求自己成绩要好，功课要好。初中毕业以后我分到工厂当工人，每天不声不响埋头工作，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将那点微薄的工资交到母亲手里。后来仅初中文凭的我，却被挑去江阴很有名的南清中学当教师，教了两年初中班的物理，现在这所中学是国家重点高中。后来又送我到南京化工学院上学，学的是基本有机合成。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有人鼓动“停课闹革命”，去造反，当时我是班长，我说都不准去，全班同学坚持读书上课。3年零8个月后毕业，分配工作我没有找后门，当时也不懂什么是后门，结果把我分到了江阴县化肥厂，当了车间技术员。干了不到两年，调到技术科负责工作，不久又当厂长。35岁时入政界，1983年底起先后任江阴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副书记、市长，1992年起先后任无锡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长。
除了大学期间系统地学习过，后来大多是一些短期培训。但在无锡当市长时，我读了美国蒙东娜大学与上海国际金融学院合办的MBA，每周上课的日子晚上6：00从无锡开车到上海，7：30上课上到9：30，然后又开车回无锡，整整坚持学习了两年，到南昌来的时候正好毕业。因为多是美国教师上课，对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很有好处。作为一个市长，当时我已深感现在对外开放了，一个领导干部不懂英语怎么行呢？我又请来市里最好的翻译，给政府机关处长以上的干部上课，刚开始有60多个人，到后来只有10来个人，但我不管工作怎么忙，一直坚持到“三讲”的时候才停下来……
母亲勤劳一世，俭朴一生，为孩子们操碎了心，1977年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当市长。父亲也吃了一辈子苦，1992年去世，他看到我当了官却看不到我对家里有什么照顾，父母亲只要求儿子把工作干得更好。现在我当了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兄弟姐妹都感到很高兴，但都很支持、维护我，没有提任何要求，他们都还留在江阴干着普通的工作，工人还是工人，教师还是教师。我爱人原来是江阴电厂的普通职工，也没有因为我而沾光，当了30多年的工人，我调江西以后她就办了内退，现在也来了南昌。我们只有一个男孩，现在美国上大学，读工商管理，今年就要毕业，回国希望留在无锡工作。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6）
胡平：吴书记，现在你调来了省里工作，请你谈谈江西的发展。
现在南昌以及整个江西，可以说是“人心思上，人气兴旺，经济提速，城市变样”。
有人说我敢说敢做敢为，除了个性使然，也是环境使然。
现在江西人跑出去，人家比较尊重，各部委看到了江西的发展势头一派热气腾腾，士气高昂……
吴新雄：现在南昌以及整个江西，可以说是“人心思上，人气兴旺，经济提速，城市变样”。所有这些变化与成就，离不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离不开江西人民的心血与汗水，离不开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最典型的是“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学习教育活动，真正使江西人民聚焦事业、聚焦发展，上上下下扭成一股绳，通过发展方向定位、策略定位、干部价值标准定位，实际上为所有一心一意谋发展、抓发展的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思想保证和舆论环境保证，所以才会形成今天如此良好生动的局面。孟书记和黄省长不但工作思路非常清晰，如什么工业化战略，以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为主动力，做强做大工业等等，而且他们以宽广的胸怀，卓异的胆识营造了让各级干部放手干事的环境，他们也给了我一个大胆干事业的不可多得的最好环境。我以为，凡是有合力和活力的地方，就是充满希望的地方；凡是有合力和活力的事业，就是充满希望的事业。而活力来自于创新改革，合力就来自于放心放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有人说我敢说敢做敢为，除了个性使然，也是环境使然。同时，孟书记和黄省长的事业心、责任心都很强，值得我很好学习。
我到了省里以后，投入的最大精力仍是招商引资。今年3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政协港澳委员和知名企业家会议，像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霍英东、马万祺的儿子及何鸿焱等港澳台地区的大老板全都来了。虽然江西这两年势头起来了，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毕竟基础比较薄弱，我们得通过一些成功的实例来宣传江西的变化，我们还得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吃千辛万苦，还没有达到一说开招商会，人家全都主动跑过来的程度。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要放下身份，待人以真诚，多为客商着想。我对客商说，为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我请你们来投资，如果你们在这里不成功，我以后怎么对得起你们这些朋友。你们来就是帮我们发展，那我们一定要帮你们成功，你成功了也带来了我们的成功。我们也不能说什么条件都能满足人家，那样做就虚假了，有些事情要事先说清楚，哪个项目好搞，哪个项目不好搞，但只要你搞，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你成功。
这次开全国人大会期间，我天天在外面跑，电视中很少看到我参加分组讨论的镜头。这样跑是必须的，因为机会难得。江西现在的经济还不发达，我们需要各个部委在项目上、资金上、政策上给予支持。现在江西人跑出去，人家比较尊重，各部委看到了江西的发展势头一派热气腾腾，士气高昂，而且我们现在跑不是简单地要钱，而是先表示感谢，其次告诉他们江西打算怎么发展，怎样崛起，对外开放准备怎么搞，城市化怎么推进，机制创新、人才培养准备具体做几件事，做到什么程度。江西不会依赖在国家身上，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由输血型变成造血型。但目前确实比较困难，需要国家支持，我们会以良好的发展来回报国家。各部委也对江西的发展给了有力的支持，仅在“两会”期间，为我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已获得各部委承诺拨付给我省的各种项目资金109。17亿元，国债资金26亿元，还争取到一批政策的扶助。
令人欣喜的是，政治文明的构建终于纳入了社会历史的进程。而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也在人民的眼里被日益识辨出来……
胡平： 在2003年2月十六届新进中委和候补中委的研讨班上，吴新雄的发言讲的是政治文明。他说，政治文明就是实事求是，不惟书，不惟上，只惟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他还说，政治文明应包括有政治领导人的风范与魅力，邓小平就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
今天的一些中国人似乎已经不记得还曾经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政治家的存在。众所周知，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政治只意味着在种种革命的口号下构陷同胞，砸烂文化，瓦解经济。即便在走出了恶梦之后，政治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依旧是平民百姓不敢靠近的危崖深池，同时又是政客们豪言壮语的讲习班、勾心斗角的展示会。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古老文明的伟大民族来说，政治文明很长时间里不是空白，就是苍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令人欣喜的是，政治文明的构建终于纳入了社会历史的进程。而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也在人民的眼里被日益辨识出来——
真正的政治家有政治上的信仰和追求，而不是把政治工具化、庸俗化；
真正的政治家亲民近民，致力于公共利益，而不是把政治变成私利；
他们有执政的知识、能力和业绩，他们是职业化的；
他们有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和魅力，敢于有所担当。
人民并不要求政治家无私无欲，只是期盼他们热爱光荣胜于热爱财富；
人民也不奢求政治家有金刚不坏之身，只是希冀他们襟怀坦白，知错即改。
这样的政治家必然大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