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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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开航线。王均瑶总裁就提出来由他们公司出钱包航线，最早包的航线是从长沙到杭州。他和航空公司是这样议定的，比方说你在长沙到杭州这条航线开一个航班，这个航班总的费用他来负责，同时机票的收入也是他的。他只要保证航空公司开这条航线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其余多赚的就是他的。他现在做得蛮大的，除了包飞机，乘客在飞机上的午餐、饮料也都由他供应，而且还包了其他一些航线。正泰和德力西集团年产值都在50亿左右，都是做电器的，原来是乐清市柳市镇几个同学合伙办的一家很小的开关厂，后来分成一厂、二厂，现在是两家很大的企业集团，而且总部都开始往上海迁了，中压和高压电器也放到上海去做。把总部迁到上海去当地政府肯定会有一些看法，但低压制造这一块总算保留在温州，当地政府拿它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如果还在温州的话，高技术人才、营销人才、营销渠道、技术渠道、技术创新这些问题不好解决，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当然应该转到上海去，因为上海堪称是当今中国工业的研发中心、营销中心、行政管理中心，上海市政府对此当然是非常鼓励，非常高兴，那都是年产值几十亿的大集团呀！温州像这样在50亿以上的集团大概也就是正泰、德力西这两家了。年产值在10个亿以上的则比较多，像仁本集团、人民集团这些都是。温州现在的GDP值应该有1；100亿左右，经济总量现在还没有杭州强，温州是第三位。排前面的杭州和宁波原来几乎是一样的，宁波稍微比杭州少几十亿。但杭州现在把余杭、萧山划进来了，所以比宁波强，差不多有2；000亿的GDP值。
温州的再一个制度创新是市场化。温州人自己概括是“跑遍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了千方百计”，这是对他们早期创业活动的形象描述。继温州人之后，浙江人在全国各地签定购销合同，进行购销活动。他们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可以说是浙江工业尤其是家庭工业的生产组织者，在生产和销售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大批浸润浙江工商文化精神传统的营销员大军，浙江省是不可能成为“市场大省”的。
据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的研究表明，到1995年全省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约为72％，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左右。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和配套成龙的服务体系成为支撑整个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推动着浙江在过去20多年中由一个处于中下水平的传统农业省份，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在温州从早期的比较原始的专业市场，一直发展到现在用现代市场理念来运作的市场，逐渐用比较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去替代传统的交易方式，过去是现金交易，背着一麻袋的钱去交换货物，现在是电子汇款什么的。像温州这样由传统的专业市场已经转型了的还有不少，如义乌，一是里面的一些专业户现在是生产、销售一条龙了，而且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上。因为他们通过在这个小商品市场几年或者十几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多种销售网络和渠道，不用担心商品销不出去了，可以自己办厂生产产品来卖，不必像过去那样从其他地方批发这些东西到这里来卖，这实际上就是市场促进了工业发展。原来摆的那个摊还留在那里作为展示自己产品的窗口，因为摆个摊是用了不了多少钱的。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出来了很多人，一些人从里面搬出来后自己开专卖店或者开一个门市部，实行品牌经营战略，市场里面留着那个摊位也就是为了方便与老客户打交道。有的是出来办贸易公司，他们已从小摊贩变成贸易公司老板，和国内国外的客户广做贸易。还有一些人搬出来以后，到省外或者国外去开分市场。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在乌鲁木齐、兰州都有分市场，甚至在南非也有分市场了。这些都说明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移，传统的交易方式在向现代的交易方式逐渐转移，不少地方已经进行电子商务，比方宁波余姚的化纤塑料、化工产品的一个市场，那里基本上是通过网上联系来做生意，它的价格已经成为国内同类化工产品价格的指示器 。还有一些市场做得非常专业化，专门卖一类商品……
但这还不是浙江几千个市场的普遍现象。此外，有一些市场已开始消亡，像永嘉桥头的钮扣市场，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钮扣市场，现在开始萎缩。永嘉桥头现在不靠这个市场，而主要是靠小工业，像生产和钮扣有关的、与服装配套的拉链等小产品。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移，这在浙江应该说是一个发展趋势，现在开始明显起来。
工业化的规律应该是农民变市民，而且是大量地变成市民。
乡村地区在向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一些乡镇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乡镇却又是不能丢的。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5）
周伟林：温州人的创造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中国最早的农民城就出现在温州龙港，最早对城市化进行探索的也是温州人。农民有钱了，是还当农民还是变成市民？工业化的规律应该是农民变市民，而且是大量地变成市民。
变市民有很多变法。比如像台湾，当时国民党到台湾以后，搞土地改革，就是把大量的土地包括地主的土地都分给农民，使每个农民拥有土地。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比如入股的方式、土地买卖的方式，使农民获得了第一笔资金，拿到这个资金以后农民可以投资，可以到城市里去发展。台湾是通过使农民有钱以后变成市民。但大陆很多土地不是农民的，是国有的，是集体所有的。龙港那个地方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做的，一开始就成立了“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你想成为龙港新城的市民，那你就自己掏钱进城办企业，不管多大的规模都可以成为市民。基础设施靠群众集资，一个平方米多少钱，每户人家都要出钱。这样的话就开始有市民社会，很多事情比如政府的规划、保安措施或者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都跟投资人有关系，大抵由纳税人决定，所以它一开始就有了市民社会的雏形。原来许多人估计要把鳌江南岸一个荒凉的小渔村建设成如今这样占地5平方公里、各类企业达1300多家的新型城镇，至少得20年时间，但龙港只用了2年，被誉为“龙港速度”。这种城市的模式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前几年浙江省的很多地级市在某种程度上还赶不上县级市，因为县级市紧靠农民，在社会由农业快速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农民变成了市民，所以发展很快。现在这几年地级市也发展上去了，杭州、绍兴、宁波、嘉兴这些城市的发展都很快，而且用的很多钱也不是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于民间。老百姓有钱了，就来城里买房，使自己变成了市民，这就是投资移民。为什么杭州的房价比上海的还高，主要就是因为温州人来这里买房子的多，据说他们带来在杭州购房产的钱达到了200亿。
温州人为什么要往杭州、上海移民呢？从县一级的角度讲，本县人的交易是在县城完成的，不同的县之间的交易是在地级市完成的，不同的省之间或者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交易是在区域中心或者省会这种大城市来完成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易则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中心大城市完成的，这是从交易的半径、交易的内容来看的。为什么大城市具有这种集聚效应呢？比如，上海学钢琴的人就有十来万，有这么广大的群众基础，世界上任何一个钢琴演奏家来上海办音乐会都会有市场，都会有听众，而在一个县城里面就不可能有这个群体。大城市还有好的大学，会聚集很多有名的教授，有飞机场，有一流的实验设备，有强大的工业化设施，有大歌剧院，有许多优质的城市公共服务。不仅是在温州，浙江的许多年轻人都倾向到大城市里来，为的是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享受生活。
工业化时代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向城市集聚，这样一来乡镇就会衰弱。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产业依托、市场依托，它肯定会衰弱。比如美国的高速公路发展以后，它的乡镇就衰落了，只要设居民区、居民点就可以了，人们要买大件东西都到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地方去。浙江的许多乡村地区都逐步碰到向工业化转移的挑战，不管是居民的生活内容，还是人们的居住方式都会有挑战。
从浙江省来看，现在正在注意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开发这类地区。比如：开发桐乡的乌镇就比较成功，乌镇为古吴越交界处，唐时隶属苏州府，宋时曾归湖州，今属桐乡县，隶嘉兴。此地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巨擘茅盾的故里，名胜古迹甚多。那里一开始修复的时候，搞得商业气息很浓，现在尽量保持古朴的风情。开发的最高原则是“修旧如旧”，把很多管线如电线、污水管等等都埋在了街道下面。人们走进乌镇，一边在斑驳老墙之间的石板路上拾取种种传说，在袅袅的茶香里倾听橹声乃，但一边又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现在浙江许多乡村地区的开发也是这样。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城市的工业化生活使得许多城市都是“千城一面”，都是高楼大厦，人在里面呆久了就会厌烦。城市虽然有许多好处，但也有很多毛病，比如：噪音、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相互之间心灵的陌生化，这时候人再回到乡村古朴的环境里面就有一种亲近感。从内心审美机制来说，第一步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步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步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所以回过头去看，我们的乡村地区在向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一些乡镇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乡镇却又是不能丢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加入WTO以后，这时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有魅力，比如今年特别流行穿唐装，越是古典的东西越有价值，越表现出它的独特性。
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来自于任何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
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起始阶段更像是某种历史的重演，是在沉寂30年以后的后续效应，只是到了后来才呈现出新的特点。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乃创造了一个名词——“父爱主义”。“父爱”多了，人们的精神体能很难不萎缩，相反的情况下，则肯定是如《红灯记》里所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6）
史晋川：浙江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一进程得以持续展开，是什么力量使浙江现代化成为可持续的发展过程？那就是民间企业家的创新。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浙江有效地保障了创新从而使创新成为现实的呢？有一点可以断定，浙江的民间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来自于任何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浙江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公共知识，为这种创新提供了“道德支持”。“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是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浙江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提出过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主张，形成了“义利并存”和“工商皆本”的精神遗产，其中南宋以后兴起于浙东的事功学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其代表人物陈亮，特别提出商的重要性：“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一无相通。民病则求之于官，国病则资诸民。商藉农而立，农藉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龙川文集》卷十一《四弊》）事功学派对经商活动及追逐利润的肯定态度，解决了中国文化传统里义利项背的长时期的心理难题，这一点上位处浙东南的温州以及整个浙江，比其他省区领先一大步。
第二，江自古以来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有着丰富的关于市场交易的知识。南宋时的温州，不仅有发达的手工业，还有繁荣的商业，“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因为商业的繁荣，北宋熙宁十年，永嘉县税场的商税就已高达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一贯六文，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在南宋的临安（今杭州），据《梦梁录》记载，已经出现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南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