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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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十多年来沿海地区发展得很快，这其实是大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嫁接，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交融，就像养盆景，一棵老石榴不开花也不结果，怎么办呢？弄一棵新芽给它嫁接上，结果老树开新花，结新果，嫁接的意义就是让老树比原来更有生命力。如果蓝色文明硬搬过来，那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发生对撞与排斥。毕竟黄河文明是深邃、厚重的，海洋文明会感到力量不足，得采取折中的办法，而且要有一个海浪慢慢涌过来的过程。
我和国外学者对话的时候，曾颇为刻薄地说，不光是中国，翻看世界历史，可以发现古代文明发达的国家现在都比较贫穷，像印度、埃及，这是一个文明进程的规律，如同一个人有巅峰时期，也有低谷的时候，哪能一直往上走呢？一定会有一个起伏的过程。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没有历史、文化包袱的，他们几乎直接插入历史，又随即应对发展。河南的情况也是这样，郑州发展得最好，为什么？不仅仅因为郑州是省会城市，还由于郑州是一个移民城市，原来它只是一个驿站，没有多少人口，是解放以后建设起来的。在这个移民城市里，没有老郑州的土话，也没有统一的方言，所以这个城市不排外，有包容性，许多人在郑州能做成大事情大生意。在洛阳、开封却不行，洛阳、开封是古老的城市，城市理念固定、传统，是一种超稳定结构。洛阳和开封虽然都是古都，但洛阳比开封要早，外来文化的浓度多一些，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这里建了十大重工业企业，每个工厂都是副省级单位，洛阳一下成了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洛阳只有半个城市是古城。开封则完全是一个古城，历史上又曾是河南的省会，现在台湾的地图上标示的河南省会还是开封，台北的所谓“中央电视台”播报天气预报也是报开封的天气，它的架子似乎还端着。古老的城市特别懂怎么管人、整人，怎样成为人上人，却不懂解放人的身心和发展经济。你别看开封贫穷，人却很“智慧”，我有一句恶毒的调侃，一些开封人特别懂勾心斗角，特别懂权术、治人之术及种种利益关系，有资格出口到国外办勾心斗角学习班、争权夺利培训班。郑州虽然离开封不远，但郑州的影响这么些年却难融进去，开封似乎有一个坚硬的文化外壳。
河南是中国的缩影，研究中国就应该研究河南，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在河南几乎都有明显地体现。
全国有70％的姓氏都来自河南，这虽然不能给河南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间接的益处是有的。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8）
马国强：我感觉河南是中国的缩影，研究中国就应该研究河南，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在河南几乎都有明显地体现。很多知识分子真的是爱之愈深，痛之愈切，觉得自己的民族丑陋不堪，觉得我们的文化对现代化进程起着非常大的制约作用。但这个过程终归会过去，可能河南文化和中国文化中一些被当作是沉重的历史包袱给甩掉的东西，以后某一天还得再捡起来。当发现经济发展换得的是人情淡薄时，人们就开始冷静思考了。年轻的时候我也是愤世嫉俗，总想早一天离开河南，就像当年有些人希望早一点离开中国。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不是太高，河南的经济建设也算不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当我到50多岁的时候，走遍全世界看了看，才明白了我们的文化不能连汤带水全泼完。明白了人不能光活在物质世界当中，还要活精神。我没有一点革命的色彩，只是认识到对历史的反省一定要通达和客观。
河南有很深的文化积淀，这两年国人的寻根意识增强了，寻根是因为大家有钱了，没钱谁愿意寻根？全国有70％的姓氏都来自河南，这虽然不能给河南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间接的益处是有的。有一年我在台北搞美展，一天下午我见到了陈立夫和蒋纬国两位，我们在一起聊了3个多小时。他们和我一见面，就说：“哟，河南家乡来人了！”陈立夫写了一本书《成败之鉴》，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郑州人”。但他的老家是淮阳，淮阳原名叫陈州，就是包拯当年下陈州的那个地方，也是陈胜、吴广的老家。这个地方不得了，现在又有人祖伏羲氏之墓。蒋纬国很爱开玩笑，他说：“国强，我们都有一个'国'字，都是国字辈的人”。我问他怎么说自己是河南人？蒋纬国说，当年父亲要我的装甲兵部队全部推广少林拳，而河南嵩山的北少林拳是正宗的，所以说我也是河南人，咱们都是国字辈……走到河南的每一寸地方几乎都有故事，从河南东部说起，你过了徐州从商丘进入河南，中国的典故、成语以及唱戏的戏本上的故事，可以一路说到西部的三门峡市，像“捉放曹”、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官渡之战”，刘邦与项羽对垒的鸿沟（现在中国象棋的楚河汉界即缘名于此），还有“杞人忧天”等等，它们都发生在河南，可以化为当今发展经济的无形资源。
河南有不排外的特点，这与它地域辽阔、交通方便有非常大的关系。东西南北的方言虽然有一点区别，但是差别不大，不像湖南、江西的南北方言差别那么大，甚至彼此都听不懂。地理方便既让河南深受其害，也深得其利。受害主要表现在历史上主要的重大战役都在这里发生，三国时期几次有名的大战都是决战中原，即使是外面打的赤壁大战，曹操也是从许昌拉过去兵源；官渡之战在河南；李自成商洛出兵也在河南大打一仗。河南境内的战争太频繁了。即使河南不是主战场，也在主战场的边缘，像抗战时武汉会战拉上了河南，台儿庄大战、淮海战役也是如此。深得其利就是经济文化容易交融，这几年河南的交通硬件建设全国一流，从郑州出发一两个小时可以到省内任何一个城市，包括最边远的南阳都可以当天往返。你别看河南不临海，但是信息优势也是有的，因为交通优势特别是地面交通、公共交通优势，带来了信息优势，同行们最羡慕我们《河南日报》的记者，我们的记者派出去方便，当天印的报纸当天就可以发行到全省，在早上8点钟之前，所有的读者都可以看到《大河报》，即使在南阳山区（伏牛山和桐柏山、大别山一带）任何一个山村，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报纸。因此《大河报》在全国都市报中，年创利润和速度是最高的，发行80多万份，年创纯利润8；000多万元。就文化产业这一项来讲，由于河南的交通便利，三两年之内中西部地区其他省的报纸很难超过我们。
河南这三五年与“官本位”意识的告别要比外省走得更远、走得更快，市场化已经逐渐被很多河南人认可。
河南的觉醒光靠知识分子不行，靠当官的也撼不动。河南的觉醒就是从红旗渠的觉醒开始的。
张宇：河南这几年的软件建设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是知识分子，对官方、体制的依赖性没有过去那么强了。河南的作家在全国被称为“豫军”，不管是人在本省还是省外的，有十多个作家在全国都有名，而且都集中在一个年龄段，像二月河、李佩甫、何向阳、周大新、刘震云、刘庆邦、阎连科，还有青年军事作家柳建伟。但河南作家在全国作家中是属于比较民间化的，像二月河、李佩甫从不伸手要官当，也不要什么代表、委员当，作家就是作家，写自己的小说，用自己的小说说话。省文联党组书记说过这样一句话，“还真是奇怪了，怎么到了这样的机关，没有见到一个跑官的作家”？河南的经济界也是这样，企业家们现在普遍认识到只要把一个企业做好了，同样是对社会作贡献，你当你的官，我当我的企业家。
马国强：作家知道自己的事业成功应该在写作上；企业家知道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不亚于政治家，专心致志地当一个企业家；新闻界人士能成为一个知名的记者、编辑也同样是很自豪的事情……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多元化。不像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了又只有做官高，过去这种思想在中原太严重了。现在虽然还是“读书高”，但是比起前几年方向分流了，像我们《大河报》设立了首席记者、首席编辑，你只要做好了还可以当总编辑。企业家现在也在社会上受到普遍尊重，像新飞电器、双汇集团的老总都是河南知名的企业家。河南这三五年与“官本位”意识的告别要比外省走得更远、走得更快，市场化已经逐渐被很多河南人认可，这对于深入推进改革非常有帮助，也是社会在进步的标志。当然现在还存在“万众报考公务员”的现象，这和外地一样，但是万众争当企业家，当名作家、名记者、名编辑的比例，要比过去大多了。
张宇：作家现在有事一般不找领导，比如住房问题，我们赚钱自己买商品房，找领导还嫌麻烦，还得向人家低头，说软话，你给我就要，不给我就自己想办法。我们觉得很正常，西安的同行对此还不理解，如贾平凹就说我，你傻了，自己掏钱买房子，让公家分一套不就完了。但我觉得自己花钱很自主。人们开始背离“官本位”意识，开始觉醒和自我创造，追求个人的价值，这是河南必然会兴旺发达最重要的表现。
马国强： 现在河南下海的官员不多。从表面上看，官员下海是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表现，实际上不少下海的官员是贪官污吏，他们在当官期间铺垫了很多东西，下海是为了享受这个结果。但也有些官员下海真正是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像河南桐柏县开始送干部到沿海打工，有些人打工以后不想当官了，他们在打工的过程中发现挣钱很荣耀，留在当地当起了小老板。这种人虽然还不多，但这种观念很有代表性。过去中原人最愿意守着自己的家园，但现在的开放意识可能比其他内陆省都要强。河南人走出去以后，择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让河南人给人家搓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是温州人、扬州人干的事情，现在让江西的农民出去给人搓背可能他们还会觉得很丢人，但河南商丘出了一个“搓背村”，不管这活是脏是累，农民觉得用自己的双手，通过辛勤的劳动去挣钱非常光荣。河南现在有很多“搓背村”、“擦皮鞋村”、“编柳篮村”，这说明人们的观念真的开始变了。
河南最有名的是林县，就是建红旗渠那个地方，号称是“十万大军出河南”，他们以建筑业为龙头，有十几万人在外面搞建筑，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多年积累的石匠技术用在了建楼上，保证了施工质量，北京西客站就是林县人建的。建筑业内只要一听说是建过红旗渠的林县施工队，二话不说，绝对放心，这支队伍可谓在全国无往不胜。辉县有一个郭亮村，就是谢晋导演拍电影《清凉寺钟声》的地方，现在这个村叫“影视专业村”。郭亮村处于太行山区，过去与华北平原是隔开的，交通很不方便，这里的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在万丈悬崖的陡壁上挖出一条十几公里长的洞（隧道），里面能够通汽车，他们每挖一段就在上面掏一个天窗透亮，整个工程的艰巨不亚于修建万里长城。红旗渠和郭亮村集中表现了河南人坚韧不拔、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能力，你如果去看了会非常感动，这两个工程让去看过的人无不为河南农民感到骄傲。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9）
张宇： 我为红旗渠和郭亮村的事写过一篇小文章，这两个工程和愚公移山的精神是有联系的，而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河南的济源市。这种精神可能来自于河南人的血脉，南方人往往只要把算盘一打，觉得付出的劳工不合算，就不会干，而河南人不计较利益，就是要想办法把山打通。过去没有想到郭亮村能成为旅游村，现在它比人造景观的效果要好十倍，虽然它也是人造的，但当时不是为了让人们参观，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与外界的沟通。红旗渠现在也是歪打正着，现在旅游效应大大超过了灌溉效应。更可喜的是通过修建红旗渠，为后人找到了一个谋生的手段，所以才有今天的十万大军出河南。
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现在看不一定对，但说实话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确实在于农民。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不解决，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尤其在中部落后的省份，农民觉醒了才是真正的觉醒。河南的觉醒光靠知识分子不行，靠当官的也撼不动。河南的觉醒就是从红旗渠的觉醒开始的，当农民从土地上走出去，其主要收获不仅是经济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