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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国家的事-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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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其他地域的文化是共同的,在屈原的《楚辞》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也有不同程度地表现。    
    历史上,楚国无论从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屈原的《楚辞》与北方的《诗经》并驾齐驱,所以有“北诗南辞”之说。鲁迅评价屈原的辞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刘勰对《楚辞》的总体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而且开《汉赋》先河的实际上也是《楚辞》。再从艺术方面来看,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情节性绘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连环画,是在湖北荆门那一带发现的,还有目前认定年代最早、保存得最好的帛画(丝绸上的画)也是在湖北发现的,艺术水平非常高。从音乐方面来讲,目前发现最大的、音质最好的一套编钟是在曾候乙的楚墓中发现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曾经设想用很多乐器演奏《东方红》乐曲,但不论是钢琴,还是其他乐器,都达不到嘹亮而又浑厚的效果。后来用河南信阳出土的编钟来演奏它,音响效果非常好。几十年之后,湖北随州出土的编钟音响效果更好,再后来又在一个墓中发现了西周时期楚国的编钟。从舞蹈方面来讲,湖北黄土岭的战国墓出土的描摹画上有一些舞蹈动作,就是现代舞蹈当中的高难度动作“三道弯”,现在叫“采桑舞”,这说明楚人很早就掌握了这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楚人在行政建制上也有所贡献,他们最早倡议的州郡体制在我国已基本上没有了,但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我国现在只保留了县的建制。楚人在法律方面也比较先进,我们国家原来一直是搞有罪推定,首先设定一个人有罪,然后带着这个观念去收集罪证证明这个人有罪,西方发达国家却是进行无罪推定,这两种做法从人性上来讲是不一样的。令人称奇的是楚国当时也这样做,虽然当时没有“无罪推定”这个名词,但通过分析史书上记载的一些案例,证明楚国当时事实上做了无罪推定。而且楚国人非常重视法典,有一次吴国的军队攻破了楚国的都城,一个大臣跑到宫殿里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要把国家的法典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这说明楚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度的国家。可以说,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战国中晚期达到了一个颠峰。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对楚文化的摧残比较严重,这从地下出土的文物中可以证明。    
    那时候武汉叫“武老二”,武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全国排到过老二,惟有张之洞主政时期武汉的经济地位与实力令国人刮目相看。    
    湖北有一个难处就是发展不平衡,光靠一个武汉是带不动的,除了这一个特大城市,再也没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是几十万人口的城市。    
    湖北早期发展的落脚点不是在武汉,隋唐时期湖北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襄樊、江陵一带。宋代以后直至明代,武汉的发展才比较快,到明清时期已成为天下四镇之一,多数的说法认为这一时期的四镇是河南的朱仙镇、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现在除了武汉发展成为一个特大城市,其他三个镇仍然是小城镇或中小城市。武汉发展的高峰期是张之洞主政湖北,现在武汉一些比较强项的工业、商业、文教、交通都是张之洞时期奠定的基础。像武汉钢铁公司是武汉最大的钢铁公司,最大的有色金属公司是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它们最早的前身就是张之洞建立的汉冶铁厂,当时是用萍乡的煤、大冶的铁到武汉来炼钢。可以说没有张之洞,就没有汉冶铁厂,也就没有现在的武汉钢铁公司。武汉现在一些带有军工、半军工性质的企业,像武汉锅炉厂、重型机床厂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当时的基础,或者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武汉现在的防洪大堤叫张公堤,就是为了纪念张之洞而命名,这条大堤迄今为止仍在发挥作用。武汉和江西的九江一样,天大的事就是防洪,头上都顶着一盆水,如果说荆江湾一旦有危险,首先就是威胁武汉,所以武汉的防洪任务非常重。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3)

    张之洞主政湖北的政绩还可以从商业上表现出来,从当时海关的进出口数字统计情况来看,上海的金融和商业的交易量是第一,武汉(汉口)是第二。那时候武汉叫“武老二”,武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全国排到过老二,惟有张之洞主政时期,武汉的经济地位与实力令国人刮目相看。在文教方面,武汉大学是1893年建立的,当时张之洞把它叫作“自强学堂”,再往前追溯可以算到两湖书院,武汉大学是全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马上要到110年校庆。张之洞当时开设了两个学堂,一个是方言学堂,相当于现在的外语学院。另一个就是自强学堂,是一所带有综合性质的学校,所设的课目比较多。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号称四大名校之一,与西南联大(当时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学校合并为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央大学齐名。可以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武汉大学。在张之洞之后,武汉在全国再也没有这样辉煌过。    
    解放以后,武汉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地位还可以,曾被称作“武老六”,也就是说在全国排五、六位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沿海地区,湖北虽然自己提出要在中部地区崛起,结果经济没有崛起,妇女们的肚子倒崛起了,意思就是说计划生育超标了,这主要和国家的政策导向有关。现在湖北在全国第九、第十位左右徘徊,既不能说退步了,也不能说有进步。湖北人原来有一个玩笑,说北面是河南,南面是湖南,“两南”夹湖北,我们是进退两难,意思说湖北很难发展起来。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湖北是一个好地方,日子比较好过,不是想像中的穷山恶水,但他们只知道江汉平原,京广线经过的地方也都不错,随州、鄂州、洪湖等地方也比较好。如果到与陕西交界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到十堰市的竹山、竹溪等地方,就会发现比较贫穷,还有大别山地区也是如此,但鄂西人们一般不太去,除非到武当山等地方旅游。湖北有一个难处就是发展不平衡,光靠一个武汉是带不动的,除了这一个特大城市,再也没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是几十万人口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曾想建一个以襄樊、荆州、宜昌的金三角发展区域,把一些大工业项目分散到这些地方,避免过多地集中在武汉。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湖北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取代武汉的优势。    
    “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这是湖北人善开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这一毛病导致湖北很多好东西出不来或者做不长久。    
    “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利有弊,楚文化中最大的负面特点是善开拓而不善守恒,就像楚国当年疆土面积最大的时候曾达到五千里,往东北灭了鲁国,边界到了山东;西北到了陕西的白河,西南面到了滇池,最南面到了广东,东面为楚国宰相春申君的封地,为什么上海又叫申城?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后来国土面积逐渐萎缩,最小的时候退到安徽宿县,宿县被攻破以后,楚国也就灭亡了。当时一流的战略家认为,“天下大势非秦必楚,非楚必秦”,齐国虽然也是一个大国,但它的实力不足以和这两个国家抗衡,当时的天下大势不是三角关系,而是两角关系,但最后楚国还是被秦国灭掉了。秦文化有一种后发的锐气,而楚文化已经烂熟。湖北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是开风气之先,当时有四大家用电器在全国很有名,即:莺歌牌彩电、南波希岛冰箱、鹦鹉牌录音机、荷花牌洗衣机,按理说在当时武汉人能做出这些产品已经是很强了,后来由于不及时改进技术,在技术上没有创新,最后都被淘汰了。外地人的说法是:“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这是湖北人善开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这一毛病导致湖北很多好东西出不来或者做不长久。    
    外地人一提起湖北人就比作“九头鸟”,据说明朝宰相张居正为了反对当时日益引起民愤的吏治腐败,选拔了9个人当监察御史,他们在全国各地明查暗访,专门打击贪官污吏,一时间也是海晏河清,老百姓直呼青天。这9个人都是湖广人,当时湖北、湖南没有分省,他们不一定都是湖北人,但老百姓认为湖北人厉害,只要湖北佬一出面,没有搞不惦的事情,“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就是一种赞扬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元朝末年有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刘基(刘伯温),他是朱元璋的谋士,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后来有人问他,那么多揭竿而起的人都没有成功,朱元璋一个放牛娃却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此,刘基在他的一本书《郁离子》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只鸟长了九个头,可喂鸟的食只有一把,结果九个头都去争这把鸟食,互相争得头破血流。其实九个头共一个肚子,一个胃,不论哪一个头吃到了鸟食,所吸收的营养都供养着九个头,何必去争呢?刘基把那些农民起义比作九头鸟争食,互相残杀。而朱元璋坐山观虎斗,等别人一番自相残杀之后自己起来了。这个故事中的“九头鸟”是贬义,含有“窝里斗”的意思。有人把这两方面意思联系起来,一方面说湖北人精明强干,一方面说湖北人喜欢窝里斗。所以“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因为头代表着智慧,九个头说明智商高;头也代表着生命,现代医学认为生命的死亡不是心脏死亡,而是脑死亡,有九个头说明生命力顽强。毛泽东也比较欣赏“九头鸟”,在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在致欢迎辞时说:“敌人五次围剿砍了你们五次脑壳,可你们还有四个脑壳,九头鸟不得了,要翻天呀!”蒋介石却气得骂“九头鸟”,曾说过“娘希匹,九头鸟难缠!”    
    湖北人的性格与湖北的地域、气候有很大关系。我是一个爱出汗的人,但我到北方吐鲁番那么热的地方,只要躲到树荫下面一吹风,身上的汗马上就干了。而在武汉像是在洗桑拿,是一种闷热,给人一种受压抑的感觉,所以人比较毛躁、脾气大,做事虎头蛇尾。江西和湖南也有这种共性,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有韧性,有人把湖南人比作驴子,驴子有两个特点:一是韧性;二是倔强。这样的性格只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做对了,对到底;二是搞错了也要错到底。有人曾问过清末重臣李鸿章最怕什么?他说最怕湖南人造反,湖南人造反是不好对付的,因为他们有驴子精神。湖北人似乎比较灵活,发现走不通马上就不走了,但同时有可能把一些好的东西也给丢了。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4)

    胡平:用“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人还是比较形象的,湖北人确实比较精明强干,但也确实有些不好的方面。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广东人如果想要骗你,他一开始就骗,中途不会再有什么变化。比如:一个杯子本来只要5块钱,但广东人一开始骗你就卖10块钱,而武汉人可能一开始8块钱卖给你,中途可能在你不注意时要搞点小动作,换一个只值4块钱的更差的杯子给你。武汉人喜欢不停地做这种小动作,所以有些外地人觉得武汉人很难打交道,而有些武汉人还自认为比较聪明。还有一位湖北籍的北京企业家这样认为,湖北商人小智慧特别多,大智慧太少,大目标少,把关系看得特别重。武汉市场、湖北市场就是一个特别怪异的市场,很多品牌在湖北就失败,很多家用电器在湖北就卖不出去。而且,很多方面跟东北人一样,关系好我就帮你做,关系不好我就不给你卖,这个关系在当地相当重要。如果说在北京是谁官大就听谁的,在广东是谁有钱听谁的,那么在湖北常常是谁的关系好就听谁的。    
    陈文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以来,湖北有三次大的开放。第一次开放是被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逼出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成了13个通商口岸之一。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在汉口搞了几个兵工厂,奠定了湖北工业基地的基础,并把汉口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这是湖北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发展。第二次开放在抗日战争以前(1928年~1937年),这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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