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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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别人的，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最近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匈牙利籍作家，他是一个犹太人，“二战”的时候被德国人关进集中营。他在作品里回忆了那段残酷的生活——在集中营里叫干活就干活，叫举手就举手，人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意识。但在心里总还是有想法，只不过不能表达出来。很多年里，中国农民有些类似于这种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情况。
江西近些年发生的变局也似乎与农民无关。从实际利益来讲，他们还是有所受惠，比如京九线通车以后，家乡农民感觉到了一些好处，他们到汕头打工更方便了。但从制度层面上讲，农民感觉不到这些变化，他们也不关心这些事情。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4）
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在万家湾村，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30来个人。其中大部分留在县城、乡村学校教书，端上了公家的饭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10人左右，有的在杭州、南昌、九江工作，走到北京的就是我一个。子女能够摆脱农民的身份，到城市生活，这对于农民的家庭来讲无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那年我到汕头看村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活得猪狗样。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在嘴上表达很真诚，但我心里清楚，只要进入了体制，便会拥有体制给的资源，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至少还有医疗保障。而他们远没有可能享受这些资源，他们还处在窘困之中，若遇上什么灾祸，更陷入于磨难，很可能要自生自灭……
我和他们交谈这些问题的时候，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觉得自己没能帮上他们什么。他们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觉无地自容。
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享受感，也没有一点美学的鉴赏感，在一种农民心理的激愤下，感到的惟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抚摸着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的。在故宫，我也是怀着一种极大的厌恶看那一件件宝物，其中一块重达几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陕西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完了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在我心目中，让今人赏心悦目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换了一种说法。
我与城市生活一直格格不入，与城里人交往比较少，所谓白领阶层的生活与我无关。我在城里的小区住的时候，每次看到老太太、年轻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交流？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更太平吗？
我心里装着村里那么多孤儿，惦记着他们的命运，你说我看见城里人养狗，心里会是什么感受？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往往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临别时脸上当然得堆满笑容对人家表示感谢，心里却一阵阵刺痛，这几千块钱拿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我会在心里盘算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忘记了这顿饭，这盘算才结束。
如果我用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城市里各种时尚休闲或者小资生活，那我肯定是反感的。但是我又经常告诫自己，不能用这种眼光来要求别人。农民被体制甩得这么远，沦落到今天这一步，这是由某种历史原因造成的，在中国，对历史的梳理与清算，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要有漫长的时间。而且，在当今再不讲“阶级斗争”、也不提“阶级感情”，只讲市场经济，以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社会氛围下，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像农民一样过日子。
但不管怎样去“消化”，我总有两个问号“消化”不了——
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政权，是从赣南一片广袤的乡村开始出发的，为其终于坐拥江山而前仆后继喋血沙场的，大抵也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但建国之后，为什么很快便采取一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治国方略？
而现在，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很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还是一体的。但走出农村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笔下亦没有为农民说过几句话。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创作有着很大影响，但我还没有面对农民这一特殊的群体来进行创作。
刚到北京时，我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见过一次面，他看我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出身的学者，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打交道。但他也发现一个问题，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发展的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与研究“三农”问题有关。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现在研究农村问题的，都是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的城里人，像上海的曹锦清先生写了《黄河边上的中国》。所以我对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不管他们研究哪方面的具体问题，我都对他们肃然起敬，毕竟他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民。
当时，我没能回答出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的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上级安排你做什么课题，你必须按照要求去做，才能得到经费，这样才可以谋生。而以前“三农”问题一直不在国家的关注之中，也不鼓励人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从农村出来的学者只能通过做体制所鼓励的课题，才能求得生存资源和学术地位。如果自己单枪匹马地搞“三农”问题研究，不仅没有条件，而且也不能糊口谋生。
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从农村出来的人，早年农村生活给他造成的痛苦越大，他越是在心底里留下深深的印记。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不想去面对，或者说一个人没有力气去卸下自己内心最放不下的部分。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坐在一起一般不会聊乡间的事情，因为一聊到农村，除了沮丧便是伤痛，我们几介书生面对农村的现状又能怎么样呢？只好把这部分内容封存起来。我不敢看《黄河边上的中国》这类书，越看心里越觉得撕裂，就像我不敢看周国平先生写的《妞妞》一样，那种痛苦不是一个父亲所能够承受的。其实，我们在城市至今仍处在艰辛的奋斗中，尚没有足够的力气与勇气来翻开这一页。
我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制度上的破釜沉舟，也得有农民兄弟在自身精神土壤上的一番深耕细作——即如何主要不是靠外部的关照，而是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去脱贫致富，或者说，我们怎样去尽快折腾自己？
胡平：走访摩罗没有任何准备，几乎一开口就扯上了“三农”问题。血管里淌出来的总是血，他是一位以深刻的忧患意识而著称的学者、作家，而且由于他在城里持有农民的眼光，在乡下却又被视作城里人的双重尴尬，他独到的经历与感受，让我听了心情颇不平静，相信读者们也有同感。
除了前面写下的，我还想说的是——
在摩罗的谈话里多次提到体制的原因。农民被中国的现行体制所排斥，当然是造成农村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当下要调动农民增收的主观能动性，最有效的路径肯定是制度变革，即把本来属于八亿农民的完整的人身自由、经营自由还给八亿农民。但我以为，至少在中国中部，“三农”问题又不仅仅出于体制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农民自己自觉，要敢于自己折腾自己。一旦农民敢于善于折腾自己了——华西村的农民便以自己市场经济丰厚的实践，为中国农民展示了未来农村的绮丽风景；温州的农民便可以把中国和地球当作自己的菜园子一样走来走去……这样的例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亦不胜枚举。
因此，我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制度上的破釜沉舟，也得有农民兄弟在自身精神土壤上的一番深耕细作——即如何主要不是靠外部的关照，而是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去脱贫致富，或者说，我们怎样去尽快折腾自己？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1）
胡平：安徽，绝对是“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安徽是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多产省份，随手拈来名噪青史的就有：春秋时辅佐齐恒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战国时在项羽大帐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汉末三国纷争时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以及周瑜、鲁肃；宋代有名扬天下、节照千秋的包拯；元末明初安徽属地爆发了著名的红巾军起义，凤阳人朱元璋浑水摸鱼，剑走偏锋，终成明朝的开国皇帝；清朝咸丰年间，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皖系集团崛起，为首者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之一，他为一个暮色重重的中华古国如何走上近代化的新途，可谓殚精竭虑，焚膏继晷；进入民国，“北洋三杰”的合肥人段祺瑞是皖系的重要人物；稍后，国民党方面重量级的有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孙立人等；共产党方面著名的有陈独秀、王稼祥、李克农，及陶勇、皮定钧、洪学智等数十位高级将领……梁启超曾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文化、经济上，安徽亦是阔水深流，俊彩星驰。老子、庄子长期在北部涡河一带活动，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故乡。东汉末年，亳州出了“医圣华佗”。稍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史称“建安三曹”，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魏晋时，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竹林七贤”中，有皖人嵇康、刘伶。在清代，散文方面有桐城派，小说上有写了《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入近代，胡适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大师级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其他卓杰人士还有张恨水、蒋光慈、吴组缃、朱光潜、陶行知、黄宾虹、吴作人、刘开渠、张曙、严凤英、舒绣文、邓稼先、杨振宁……由四大徽班进京而发展和完善的京剧被称为国剧，黄梅戏亦唱遍南北，享誉中国。内容宏富的徽州文化，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为当代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之一。明清时，以祁门人马曰为首富的盐商，堆出了扬州的姹紫嫣红珠光宝气；绩溪人胡雪岩更是有名的“红顶商人”，他在杭州元宝街建豪宅的鼎盛时期，家产有4；000万白银，为清廷年收入的一半，可谓富可敌国。即使到了近代，安徽也时领风气之先，中国第一台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