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电视-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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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傍晚）我们并不注意电视上正播着什么。我们只是把电视打开，然后说“噢，这看上去挺有意思，让我们看上一会儿吧，”或是干脆选上一会儿台。
有时，收视者在不同的频道间转换的时候，会精心挑选那些不合理的节目，因为他们想批判地收看电视，这几乎就是“正常”的叙事收视的翻版。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群体收视情境中，而且十分地接近于电视游戏中的“讽刺性”收视活动（在我面前的关于合理性质疑的一般化概括的讨论中有所描述）。主要的区别在于，由于人们在转换频道，当某些特殊的场景和故事出现在电视上，而人们又继续寻找更有趣更有吸引力的节目时，叙事传统总是在不断地转化的。
总体上说，在频道转换中经常发生的是，人们最终会“确定”两个——或更多一点的——节目来收看。他们利用遥控器在它们之间重复往返，以便对每一个节目进行同步跟随。由于他们能“把握”每个节目中最有趣最令人激动的部分，这种收视就成为我说过的那种叙事收视。虽然人们对任何一个特定节目的思维自觉的参与都有连贯性和发展进程的性质，但他们在节目之间的不断转换又削弱了这种收视的整合性，使他们的收视具有一种重要的离心的性质。归根归底，这是使频道转换成为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关系的原因所在。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图像游戏（1）
我所谓的“图像游戏”是图像收视的第三种类型。在访谈中人们向我描述这种收视活动，而我在参与性观察中也对这种收视活动进行了考察。它的发生频率没有其他收视关系那么高。
基本上，图像游戏由这样的收视者构成，他们利用特殊的图像顺序，或图像顺序的连续性，把它作为符号空间，在这种符号空间中，收视者可以参与各种不同的想像性活动。与我交谈的收视者常常提到他们在收看电视时会与节目“疏离”这样的言辞。乍眼看来，这样的言辞似乎暗含着被动的、相对无知觉的电视收视。但是，当收视者进一步阐明这种言辞的真实含义时，很清楚的一点是，当他们“疏离”的时候，他们依然会思考、体验和想像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事物。只是，他们并不是明确地寻找建构在文本中的话语意义。但我发现，收视者并不十分愿意公开承认他们是在同图像进行“游戏”。部分原因是这样的一种事实，即这样的一种非组织性的成人游戏往往被贴上非生产效率性地使用时间的标签，而且在宏观文化中倾向于低估它的价值。仅仅由于这种原因，在我的研究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图像游戏的发生频率也可能被低估了。
图像游戏常常呈现想像性活动的自由流动的形式，收视者在这种想像性活动中，能够游戏于视觉图像中出现的色彩、轮廓、对比及其运动。他们能够发现在一个图像或一系列图像中的明亮的色彩或强烈的对比，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它们作为审美的内容记忆在头脑中。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够把这种美学的内容与创作者的创造工作联系起来——必须重申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因为节目和收视者都已经投入到其他事物中去了。当人们发生这种活动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在体验事物，而不是思考它们。我所访谈的人提到，电视广告、音乐电视和体育节目经常能向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从事这种类型的图像游戏。
图像游戏也会采取这种的形式，即人们把他们自己——再次说明，在极短的时间内——置身于社会环境的符号空间之内，或置身于社会行动的某种具体刻画的内部，这种社会环境或社会行动出现在某一图像或一系列的图像上。在这种情况下，内容就比美学性质要重得多，尽管美学的性质依然在把人们引向图像中发挥着它自己的作用。人们被引入图像的符号体系中去——这种符号高度浓缩，因为它是被设计用来传递，几乎是即刻地，那些得到广泛认可并根深蒂固地持有的宏观文化的偶像和价值的。所以，那些有吸引力的图像，如阳刚之气、阴柔之美、性别、贫困、财富、个人主义、技术或军事力量的图像——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图像，事实上就成为人们可以想像和感觉的东西，哪怕就那么一小会儿。人们不必认同图像中展现的人物或情境；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想像和情感认识并在他们的头脑中记录这种图像的符号就足够了。在认识这种图像的时候，人们被带入到一种权力之中，这种权力是节目的这种表象符号所具有的，它能根据统治性文化的神话构造人们的体验。罗兰·巴特斯（Roland Barthes）的著作中采用了神话这个术语。在《神学》（Mythology，1972）中，他首先关心的是要理解，图像的纯粹存在——包括图像重复——如何能够传递一种与在话语上展开的意义不同的意义。在此，我利用这个观念，试图说明图像在再生产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或意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那种符号上强有力的作用，在发挥这种作用的时候，它所使用的方式并不是话语的，而更多的是空间的。
虽然这种幻想的瞬间体现了一种节目的清晰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再生产了这种客观模式，并把这种客观模式作为其对图像的想像性参与的一部分内容。毕竟，收视者是意义创造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即使这些神话在视觉上有冲击力，在文化上超越了文字而具有吸引力，但收视者不会简单地置身于图像的符号空间的内部，从而自动地再生产这种图像的权力。作为有认知能力的收视者，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摆脱节目流，或者，他们能采取一种注意力更为集中的叙事收视，在这种收视中，他们应用另一套不同的权力动力机制。
另外，收视者说他们在图像的符号空间内也会从事一种思维的演练，这使他们能够改变和扭转这些神话的权力，不然，这种神话就会影响他们的体验。人们能够在他们面对的图像的神话内容和先前在电视或者杂志上看到过的相似图像的内容之间，建立短暂的但具有意义的联系。比如有一个收视者在《迈阿密的罪恶》中看到了一个开枪射击的场面，他回忆说“那就像是兰博”（Rambo），他说的兰博是约翰·兰博，内塞尔维斯特·斯泰龙扮演，那部电影是《第一滴血》。同样，另一位收视者提到，在他收看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时，魔术师约翰逊（Magic Johnson）和詹姆斯·沃思（James Worthy）这两个湖人队的明星所展现的技巧和体育才华，以及当他们其中的某个人传了个好球，或投篮得分时，这些东西总能让他回忆起以前的相似镜头，如约翰逊、沃思以及其他具有相当才华的NBA明星们在以前的比赛中的场面，这些都是他曾经收看过的。许多女性收视者所说的也大体相当；只是对于她们而言，有关魅力的图像才能在情感上抓住她们的眼睛，并使她们参与这种图像。通常，她们会随便地留意（而不是通过与他人或与自己的精心的交谈）某种角色是如何“做”她的头发的，或眼下的这个发型与她以前的发型有什么不同，或是剧中人物的穿戴，与她以前的穿戴或与其他人物的穿戴是否相似还是不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她们留意这种图像，或许还会简单地评论几句，然后这种图像就过去了。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图像游戏（2）
有时，人们也会把他们自己或他人的现实生活的回忆，与他们面前的屏幕上呈现的图像联系起来。再一次地，他们以短暂的方式，注意剧中人物之间“外貌”的相似性、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行动方式，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人们注意到了，然后他们转而投向其他的事物。有时，收视者所作的联系能够支持他们面前的图像的权力；而在另外的时候，人们在他们所看见的图像及其他们的回忆之间所作的联系又会削弱这种神话权力。这种差别意义重大。如果说这种联系能够给予这种神话以想像性的情感上的支持，那么，它们的权力就得到了扩大，人们也就更加深刻地被卷入到由统治性文化所提供的意义结构中去了——而且，他们也并不必然地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另一种相似的图像游戏中，收视者说，他们把图像的符号空间当作出发点，去思考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事情，而这类事情与电视上的内容并不相关。他们可能已经开始从事一种叙事收视，或是通过游戏于色彩、轮廓，以及电视广告中图像的运动，通过卷入图像的神话内容，或通过建立种种我刚刚描述过的联系，通过这些活动，他们或许已经开始从事其他类型的图像收视活动。但与此同时，十分自发性地，他们也会，用他们的话来说，“外出，”从事一种想像性的短暂的远足。在此过程中，他们会带出关于他们自身的，关于他们所认识的人的，关于过去或现在的体验和境况的，事实上，关于任何事物的思想和体验，其中任何一项都不一定与电视内容有任何关系。图像流中的某些东西可能促动了这些小小的远足，但那也就是此时电视能够影响他们的程度了。他们——收视者——可能会再次采取叙事收视活动，或从事其他类型的图像收视。然而，这些远足却是独特的。人们借此机会，能够详尽地发展他们能创造的意义，与他们在叙事收视中所做的一样；但是，他们跟随的并不是叙事传统。相反，他们会在图像流中自由进出。这种类型的图像游戏中，始终存在着对图像的关注，因为存在着这种远足，而这种远足是建立在人们自己的生活基础之上的。这种电视收视方式在一位收视者的访谈材料中得到了说明：
大概在……下午8∶〖KG2〗00，我们会收看电视，然后回到这样的状态，“是否看电视取决于是否有值得收看的东西”，也取决于我脑子里是否有事。如果我的脑子里有事，那我就不会收看电视。为了思考那些我必须思考的问题，我进入“盯着电视机看”的阶段。我就盯着电视机看，并且在脑子里思考它，我喜欢看我感到舒服的电视，但我并不在乎电视上正演着什么。如果播放的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或如果那是个新节目，我就有机会去看看这个新节目的某些细节，直到我能判断这个节目是否荒唐为止，然后我会重新思考其他的事情……比方说《迈克·哈默》。以前我曾经看过一两次，但它是那种（那天晚上电视上）没有好节目时我才看的节目之一，是那种我不会认真看，但有它在电视上我会感到舒服的节目之一，就是因为其他节目都比这种节目更加愚蠢。所以我能盯着《迈克·哈默》，常常回过头来看看节目里发生了什么，随后就再次离开。
因此，在图像游戏中，所有种类的想像性活动都会发生。人们能在视觉图像之间，在图像的视觉性质和图像中刻画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行动之间，建立联系。他们同样也在这些视觉图像的一种或全部性质，和其他媒体图像或记忆中的真实生活体验之间，建立联系。他们会把他们看见的，在某一场景或人物互动中刻画的这一刻或那一刻的社会行动，与随后的场景或人物互动中的相似的，或不同的社会行动联系起来。他们能够在这些时刻之间，以及在这些时刻与他们对其他电视或电影的回忆中获得那些相似的——或不同的——时刻之间，建立联系。或者，他们能够发现这些时刻中的刻画，与他们回忆中的报纸和杂志上的刻画之间，以及这种刻画与他们自己的真实生活体验之间的关系。用另外的话来说，他们能够透过电视图像，然后与之疏离，进行一种想像的远足，这种远足从总体上说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些联系与想像中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密切地与电视上的内容相关。事实上，人们在作出这些思维上的联系时，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变化，似乎是永无止境，不可预测的。但是，所有这种图像游戏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收视者能认识到电视节目的商业同等性。当人们从事图像游戏时，他们知道，任何一种图像，任何特征，或任何一种节目的刻画，最起码在一个意义上，是可以互换的。它能由节目创作人员操纵，所以是屈从于他们操纵的东西。收视者可以使他们自己摆脱通过叙事传统而展开的意义，并以任何一种他们所选择的方式与图像游戏，并在图像之间建立联系。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结论
当人们收看电视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