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电视-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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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也具有社会性。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对合理性质疑的一般概括（1）
在另外一个层面的批判式收视中，人们概括了节目中的社会行动的表现的批判。从我们一起看电视时我所做的考察及交谈来看，很多人说在他们日常电视使用过程，许多种相似的具体问题和批判会反复发生。这对他们收看电视的思维自觉性产生了不断增强的影响，使得他们有能力无论在节目中对社会行动的具体刻画付出了多少关注，他们都能形成关于节目不合理性的一般模式。一个能代表其他许多收视者的体验的收视者把这种认识称之为对节目的“思维定式”：在这种定式中，故事的主题、环境、故事线索、人物塑造、人物的互动等方面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都被认为是一种不合理。例如一位观众对于《我的孩子们》的描述就是对合理性质疑进行概括的一个证明：
有时，他们（导演）所提供的故事线索是不可信的，你自己在头脑中就会认为那不是真的，因一个人刚出生但转而就3岁了，或者一个人10岁，过了三年他就成了18岁。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不真实……在某一个节目中出现了一把枪，一个孩子总是拿着它。在《我的孩子们》中就有两三次出现过这样的镜头，一个孩子拿起了枪就被认为是要自杀，而实际并不是那样，即使我没有那样把枪到处乱放，即使我不是个演员，我对于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这样整个节目就会让你失去兴趣，因为你知道那不真实。
一旦你暂时放下一个节目，你大可不必去不停地想它。节目都有一种潜意识的程式，不管这种节目如何尽其所能地描绘细节，但你对于它的固定的结果会很清楚，当一个节目即使有不同的四部分时你也没必要担心，因为只要你看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接上头。当你注意到他们在电视中交谈时，你会很自然地发现艾利克（Erica）肯定在倾听。这是她近10年来的一种偏好。一个电话打进来而你知道另一头一个人正在倾听。这时你不是在电话中交谈而是只顾倾诉你所经历的每件事，因为你知道电视的另一边肯定会有人在听。
另一些人也表达了这种一般化的批评，很多“考思比秀”这个节目的规律性收视者也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从事医疗行业的哈克斯泰伯先生（Mr。 Huxtable）和从事法律职业的哈克斯泰伯夫人在日常工作， 表现得一点压力都没有，而且即使有，但对于他们夫妇的关系以及和孩子的关系也没有一点负面的影响。这很显然不合理，有关这一点，一位收视者说：
我认为或许太理想化了，很显然，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足以使他们感到很紧张，但他们回到家却装作生活时时都那么轻松惬意……他们从来没有显示出那种令人生畏的紧张，在这一点上他们像是应该从孩子们身上学点东西，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可能因为他们累了，或是那天别人对他们做了些什么，我想这每个人都很清楚。
同样，另一位经常经收看“考思比秀”的观众认为它很做作：“一个美好的小家庭，但同时也是不真实的，他们的房间从来没有凌乱过，从来没有人对别人大声叫喊过。我注意到了这些事情。”她说：“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另外一位“考思比秀”的观众这样评论道，“很显然这个节目对其自身的整个场景都作了设计，我不相信那在现实生活中会真的发生”（我的强调）。
在我访谈期间，情景喜剧《家庭纽带》是紧跟着“考思比秀”在周四晚国家电台（NBC）的黄金时段播出的。它也成了许多观众普遍批评的焦点。从总体看，我访谈的人认为它比“考思比秀”更为不合理。一位经常收看的观众是这样评论的：
我在“考思比秀”中看到了一幅比《家庭纽带》剧中有关夫妻间以及父母与孩子间家庭关系和互动的一幅更为真实的图画。整个《家庭纽带》中的创意只会令我感到很不舒服。对我而言，它像是一种个人明星的表演。迈克尔·J·福克斯（Michael J。Fox）很有趣，角色表演及所用素材之类的也不错，但他的父母总让人认为是一对笨家伙，或者有点无能，他指导他们如何生活，这听起来在点假……我觉得情景平淡无奇，并且是预先设计好了的。
这种一般化的批评同时也是人们收看其他节目的方式。例如一位女士说她是《王朝》的经常收视者，但是几年过去了，片中人物的不断增长的不合理性，他们之间那种互动的不合理性以及故事线索的不可信最终让她放弃了收看这个节目。
我放弃收看这部片子，因为他们（剧中人物）从真实渐渐变为干瘪和令人生厌。原本一个有自己事业、友善、敏感、有爱心的人渐渐变成了一个讨厌鬼。“他现在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垃圾筒里。他不再是人，他不再友好，也不再关心人。他也不会再哭（他指的是剧中的一个刻板的男人），从另一方面讲他必须强壮同时又很像慈父般。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人。
另一位收视者长期以来一直是《诺特的着陆》迷，但剧中的不合理使他突然变得现实起来。他说：《诺特的着陆》具有所有肥皂剧的全部糟粕。其中的人物本身就不合理，他们所做的事我们常人都不会去做。他进一步将《诺特的着陆》和《王朝》做了比较。他说当这个剧目刚上映时他是和妻子一同看的，但不久他们就对它感到厌烦了。
他们（创作人员）的确把该片设计的很令人激动和有趣。他们的主题……就是使该片表现一种逃避，但我转而对吉思（Jeez）说：“如果我拥有一家大石油公司的话，我不会那样生活，我也不会以那种方法来经营这家公司。”真正的生意人不会像这些人那样蠢笨，简直是白痴。因此，当我看过后说：“的确，我想从电视中有所收获，当我看电视时我也想生活在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但我要使自己相信那是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对我来说是卡通世界。”《王朝》就给了我们一个卡通世界。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对合理性质疑的一般概括（2）
当他们从对合理性的质疑中进行概括的时候，观众的批评是建立在叙事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但却和我前面讨论过的更为基本的批判性收视发生的情况不同，他们的意义创制活动摆脱了对节目具体刻画的关注。人们仍是在叙事传统的话语中寻找着意义；但是，由于他们形成了一种他们认为故事应该或能够如何的一般批判模式，这就意味着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刻画上的批判相比，他们对节目话语的心灵与情感的投入，更有距离感。尽管如此，一个重要的而且对于这两种批判性收视关系都有效的假定就是，节目制作者的意图（这里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应以一种现实的手法来刻画社会生活，从而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传播过程中吸引观众。站在观众的立场上，这种情况可以在表象层面、“真实”层面或在两个层面上都能够发生。
这两种批判性收视活动通常同时发生，并且也会和以叙述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纠缠在一起。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当人们独立收看电视或与他人一同收看时，情况都是如此，但它更表现为一种与他人一同收视的特征。
据我观察，当人们一同收视时，他们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引出他们对合理性问题的一些质疑和评论，而这在单独收视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很典型的，由一个收视者对于在屏幕上出现的某一具体的场景或行为所作出的评论，将会引起在场的其他收视者的进一步评说。这种互动起先集中于对合理性的质疑，而后它就有可能跳出这一点进一步讨论所看电视的情节发展，比较这个节目与其他节目，或比较不同节目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等等。这种交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我前面提到的那种一般化概括。在这一过程中，批判性收视关系的思维自觉性投入，就会让位于一种脉络取向的收视实践，在这种收视实践中人们相互交换他们先前参与以叙述为基础的收视活动和批判式收视关系中的所得所见。这样，当他们把刚看到的和储存在头脑中的大量电视及电影图像联系起来时，他们的这种收视活动就更呈现出了明显的文本间比较的特点。但以我的观察，当人们一同收视时，他们要等到插播商业广告休息时才会充分地展开这种讨论，因为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收看电视，而不是讨论电视。
有时，我在研究中发现，在一致性批判及其人们在这些批判之间所作的联系中，会形成一种收视者贴切地概括为“电视游戏”的情形。在这种游戏中，收视者还会相互竞争，看谁能在观看时首先发现不合理的地方。这种批评的声音往往成为人们在收视过程中形成一致性观点的基础。毫无疑问，因为这种游戏重点就是要找出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所以也就往往成了人们的一种乐趣的来源。但同时，这种乐趣是从对电视节目的游戏中得来的，这种游戏也有助于他们不断再生一种意识，表明他们没有被不真实的电视节目所哄骗。
不论人们是否在批判性的电视收视中进行这种游戏，由于他们在电视节目中找不到足够合理性，这的确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寻找合理节目的欲望，从而也使之成为让他们继续收看的基础，在我和一位女士座谈时，她对电视持续投入的标准的转移是很明显的，她说：
隔一会我们就收看一些很难说清好坏的东西……那是《花边》（Lace）吗？……不，不，它是《米斯特拉尔的女儿》。我们看它是因为它是有关一个艺术家的。太不幸了，我们居然会喜欢这样的电视。
这种情感在我访谈的其他人们中也会产生共鸣，在他们当中，一位收视者就描述了为什么不合理的节目反而能让人们乐于观看：
我喜欢看那些荒唐可笑的电视节目……也喜欢看这样的电视；其中的事情因为本来就是荒唐的反而会不再有其他做作的成份，而和那些自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戏剧并在黄金时段播出的肥皂剧不同。这就是我为何过去经常收看（白天）肥皂剧的原因——我过去经常取笑他们。它们很适于观看，因为它们看起来太可笑太荒唐了。我不能想像人们会真正地认为这样的事情也会真的发生过。我也无法设想那些创造这种节目的人会一本正经地看待这些东西。但那不关我们的事，我说的是制造了这种节目的人——同是又使人们收看这种东西的人。如果他们诚实地试图告诉我哪些节目是精彩的，哪些节目是荒唐的，我就不会收看；但往往当他们写下某个作品时，他们看到人们好像在笑，于是他们就继续写道“这是我在生命中最白痴的一部作品”，我反而会去看。《王朝》、《达拉斯》、《猎鹰羽》（Fal Crest）及其他的晚间肥皂剧……我喜欢嘲笑这类事物。直到他们知道它是一种可笑的东西为止。如果他们试图告诉我它是严肃的，那么，坐着收看这种人们强迫你相信的东西将是一种侮辱。
通过质疑节目的合理性以及对这种合理性的质疑进行概括，电视收视者能够与叙事传统所刻画的现实保持距离。这一点反过来也使他们自己同叙事传统中传播的话语的意义和权力保持距离。为了获得这种与呈现给他们的社会现实之间在心灵和情感上的距离，我与之交谈的一些收视者经常用他们自己真实生活的体验，或他们自己的关于真实生活的概念，作为判断节目的合理性的标准。然而，事情对于人们并非就这么简单。如我前面所提及的，我也考察了在作出这种合理性判断时标准的一种转移——从真实生活的参照点向电视或电影参照点转移。很多在参照点方面呈现出这种转变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参照点，在他们对节目作出任何一种判断的过程中，实际已经发生变化了。另外，收视者首先会搜索节目的不合理性，他们会从电视所展现的现实出发尽力发现这种不合理性，而同时，他们也不会放弃这样的观念，即叙事传统中意义的发展过程应该构成他们持续关注电视的基础。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识别程式（1）
以我看来，第三种批判式收视活动是最复杂的，我称之为程式识别。不言而喻，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视收视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人们试图找出合理的节目，并参与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这种历史还包括人们对于所见所闻的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判断，其中包括我说过的对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