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电视-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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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电视（4）
尽管人们收看电视的时间量不同，所喜爱的节目也不同，十分清楚的一点是，收看电视这种行动常常能为收视者提供种种机会，哪怕仅仅是短暂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反思，有时是批判性地反思所收看的故事、事件和问题。有时，它只是提供机会让人们不同地想像他们自己。当人们收看电视时，他们常常沉溺于符号化过程之中，这是一种成长的过程，这时，他们会常常投身于一种自我能力的展示之中。当这些人把电视视为一种思维自觉的活动时，收看电视就成为一种具有连贯性的活动。结果，作为收视者，他们能够洞察自己、他人和世界。所有的这一切惯例性地发生于电视权力的作用之中，不管这是一种设定意义参考框架的权力，还是一种构造诠释的过程、或使思维标准化的权力。
同样的符号化可能性也存在于他们在访谈报告中提到的他们经常思维自觉地参与的生活之中的其他活动之中。这些活动可以是阅读、写信、与家人或朋友交谈、绘画等等，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控制节奏、形成连贯性，同时也获得洞察的能力；或许这方面的重要性要高于电视对他们的意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电视之外，所有的这些人都从事其他的活动，这就表明在他们的生活中，的确存在着对电视的标准化效应的思维自觉性抗衡。
另外，这些人以一种游戏的或反思的方式投身于其他活动之中，有时也包括电视活动。这一事实表明了他们有能力超越对事物的不假思索的态度，能够更具思维自觉性地摆脱工作所带来的种种思想和体验。缺乏任何一种这样的能力，就不能摆脱电视的标准化效应。但这些人能够把他们自己视为以一种刺激其想像力，持续地体现出其心灵存在的方式而参与各种活动的人。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尽管电视可产生作为其权力效应之一的思维的标准化结果，但与此同时，这种效应必须放在思维自觉性的概念架构中加以具体对待。正是这种思维自觉性，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构成了电视使用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投身电视和收视电视的社会性，以及投身并参与其他活动的社会性——是构成标准化效应的一部分内容。不管电视权力效应有多么持久，这种持久性的程度都可以与收视文化的社会性同日而语，由于这个原因，它不能被轻易地归结在话语权力效应的标签之下。正如我们在罗布、唐和菲尔这三个下班之后惟一地投身电视的人那里所发现的那样，这种社会性的确是电视权力的另外一面。虽然法兰克、约瑟、玛乔里、珍妮、米切尔、雷、安妮和卡罗尔已经习惯于“相对无知觉性的”使用电视，但与此同时，通过规律性地投身并参与电视之外的其他活动，他们依然能够以一种更具思维自觉性的方式构造他们自己。除此之外，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时还能思维自觉地投身电视。当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思维自觉地行动时，他们是作为自我行动的。通过作为自我而行动，他们使一种分析性的断言变得复杂了，原本这种断言把投身电视等同于收视者思维的标准化。我所作的访谈以及参与性观察表明，这些收视者能够意识到，他们在投身电视时比投身其他活动一般地较少具有思维自觉性，因此，他们也能认识到他们对于媒体权力效应的参与。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投身电视
在我访谈的人中大约有25个人一般并不把他们下班之后的投身电视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分开来。相反，他们说他们在同时投身于电视和其他活动。这种收视电视的方式体现了一种在我的研究中出现的最有意义的不曾预测到的发现。我把这种特殊的电视使用方式，即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投身电视的行动，定义为同时收视。在分析这种特殊的电视使用时，我认为权力在此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发生作用，正是这种情况，部分地构成了同时收视的思维自觉性方面的复杂情况。因为这些人对电视的注意力是时断时续的，所以电视并不能像为那三个惟一地投身电视的人那样为他们设置意义参考框架。但是电视权力的确在构造他们的诠释过程方面起到了作用，在发挥这种作用的过程中，电视话语的权力从原来用故事线索和节目的叙事轨迹全面展现社会行动这种方法上，转化为用节目的较短的，高度仪式化的社会行动来发挥电视的话语权力作用，十分有趣的是，这在电视收视者那里造成了一种意义创造的分离的，而非集中的结果，而这又使电视在人们生活中的霸权地位遭遇到严重的挑战。电视同样能够发挥作用，使人们在同时收视期间习惯于期望、寻找一种相对无思维自觉性的方式参与各种活动。这与这在本章前面的章节中讨论过的标准化效应相似。尽管在此标准化效应以及不同的方式发生作用，因为在同时收视中，电视是与其他事物一样被投身的，而不是较其他活动而言具有较少的思维自觉性。但是，即使具备了在人们生活中发生作用的这种权力的动力因素，它们也不能构造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全部社会意义。正如我在前面两个部分中所说过的那样，正是在投身电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性，电视的权力效应才能作为背景，并在许多情况下受到限制。
这25个同时收视者中，有10人说他们在下班之后几乎总是同时地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一特殊时刻做些与电视无关的事情，更多地是例外情况，而不是规律性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下班回家后做事时并不把电视机打开；相反地，他们会拜访朋友或家人，或外出购物。这是时常发生的事情。但他们说，一般地，如果他们下班回家时电视还没有打开，他们就会把它打开，然后在他们或家庭其他成员做些已经成为他们下班后惯例性内容的其他活动时，会让电视机开着。
比如说，巴巴拉（Barbara）是位出版社的高级编辑主管，她一回到家就会马上打开电视，在她准备晚饭和照料家里的其他事情时，她会收看当地及国家新闻节目。帕姆（Pam）是位利普顿的职员，她的做法与巴巴拉极为相似。在她到家时，她的丈夫或她的某个儿子早就将电视打开了，所以当她准备晚饭，照料家务或与她的丈夫、儿子交谈时，电视就那么开着。其他的人也有类似的报告。
除了这10个人之外，还有4个人的活动模式特别地与这10个人一致，但是他们在访谈中告诉我，在理论上存在着有别于这种同时收视的活动，但当他们作出选择时，他们却投身于这种同时收视的模式。
比如，戴安娜（Deana）是个利普顿的实验室技师，她说她在下班之后有时间购物，有时她也想这么做，但通常她却不去购物。同样地，她回家后想读点书而不是收看电视，但通常她也不这么做。
对我而言，通过报告说他们考虑但实际上却并不真的投身于其他活动之中，这些收视者试图使看似无知觉性的电视使用合理化起来：如果他们想的话，他们可以做些其他的事情，但他们选择了不。其他的10个人没有提到自觉地参与其他活动这种可能性。
这种情况使这14人的同时收视成为他们首选的，如果不是惟一的，下班之后的活动。这组人构成了我所访谈过的对象的大约四分之一左右。对这些人而言，以这种方式投身电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当他们下班回家之后，他们不需思考就自动这么做。另外，在建立这种电视使用的特殊模式过程中，这些人在他们的日常惯例活动中排除了其他分离性活动。结果，在这一时间段内，不存在任何在其他活动中形成的对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电视权力的思维自觉性抗衡。
25个人中的其他11人也说在他们下班回家之后，他们也投身于同时收视电视活动，但与刚刚讨论过的14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差别：他们在这个时间段内也能够规律性地投身于电视之外的其他活动中。他们说，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与投身同时收视时一样，具有同样的思维自觉性，这意味着，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参与电视活动与做其他活动有什么区别。这不同于那6个人的情况，这6个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投身电视时总不像投身其他活动那样，具有较多的自觉性。
比如，波拉（Paula）是个出版社的电话接线员，通常在她准备晚餐或忙于家务时开着电视机，但她有时也会散散步，或看报和读杂志以取代看电视；南（Nan）是个利普顿的机器操作人员，当她和她的男朋友放松的时候，或一起准备晚饭的时候，他们通常会一起收看电视，但有时她会去拜访朋友，或外出购物；库尔特（Kurt）在利普顿的装卸码头工作，对他来说，同时收视是下班之后的“惯例性选择”，但他同样也会从事一两种家居小工程项目，其他人也有类似报告。
这些特殊的活动在每个人那里都有所不同，但在电视之外每个人都从事其他的活动这一事实，在所有的11人访谈描述中却是个不变的常数。即使这11人在同时做其他事情时也收看电视，但这种收视并不像在那下班之后总是同时收视的14个人那样，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同样重要的不变的地位。与14人相反，这11个人渐渐地以这样的方式从事于各种活动之中，即这些活动并不围绕于电视而展开，也不会被电视所干扰和中断。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频繁发生的活动
对全部这25人而言（略少于我所访谈的人的一半），下班之后以这种方式花费时间已经变为自动行为了。与电视使用同时发生的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活动，而且在每个人那里情况都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是独自生活，还是与其他人共同生活。与家人或同伴一块生活常常使这种同时收视的惯例性活动复杂化，因为这种同时收视最起码从潜在性上说，是具有社会互动性的活动。尽管从总体上说，家庭成员或其他人居住者所造成的繁乱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从事任何一种特殊活动都会受到干扰，但这反过来意味着当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和不同层次地参与各种类型活动时，他们更有可能经历到思维自觉性的变化。
对那些独自生活的人而言，与他人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