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在不确定的世界-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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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拉里和我对墨西哥发生危机的原因的认识是一致的。墨西哥尽管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改革，但由于在经济景气时期借债过多而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导致它在人们情绪发生转变时很脆弱。当市场开始失去信心时，政府为避免面对现实，尽可能地一拖再拖。墨西哥政府借的债越来越多，还贷期限越来越短，为维持与美元有固定汇率的比索币值，发行与美元挂钩的国债，动用有限的美元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和外国的债权人及投资者没有留意经济不平衡的出现。他们继续融资，以至于当经济出现紧缩时，问题就变得几乎无法控制。
墨西哥的问题始于90年代初期，当时墨西哥的经常账户赤字——基本上是贸易赤字、纯利息支付以及其他一些项目——迅速扩大。为弥补这一差额，墨西哥需要美元，因此便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吸引美元。最初，墨西哥出售根据比索计算的资产。但到后来，由于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冒汇率下跌的风险，墨西哥政府又开始大量发行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Tesobonos）。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债券对墨西哥和外国投资者很有吸引力，但墨西哥与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的巨额账户赤字无法无限地持续下去。让事情更糟的是，墨西哥的金融系统脆弱而拮据。
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其潜在的不平衡是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但经常是某种本来不会造成麻烦的事件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就墨西哥的情况而言，1994年初，恰帕斯地区发生的暴力叛乱和两位政治领导人被暗杀给金融市场造成了严重惊慌。人们开始感到墨西哥债券风险较大，因此大幅度降价抛售。国内外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把钱存在墨西哥。为满足对美元的需求以维持汇率的不变，中央银行不得不一再抛售其外汇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发现，尽管一再提高利率，自己越来越难以通过发行新债券偿还债务。
就像金融市场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消极影响不断自我强化。由于投资者担心汇率可能下跌，他们纷纷兑换美元，造成政府外汇储备进一步减少。这进而又加大了比索币值下跌的可能，并加剧了人们对政府无法还款的担心。政府做出的为保护投资者以美元计算的资产不受损失，而用比索偿还政府短期债券的承诺显得越来越不可信。随着外汇储备的耗尽，政府孤注一掷，为维护固定汇率制而采取了部分贬值的办法，但这无济于事。国内资本继续外流，外国市场信心猛跌，政府被迫让汇率自由浮动。市场的注意力转到将在数周和数月内到期的巨额的短期债券。没有人愿意再购买新债券。因此政府将不得不把大量的比索投向市场，偿还即将到期的短期债券——这又造成汇率进一步下跌。
墨西哥危机经常被认为是墨西哥政府政策的失败。但关键在于，这也是债权人和投资者规则的失败——关于危机的这一点在几年以后将变得非常重要，那时我们在其他地区面对同样一些问题的卷土重来，而且是以更大的规模。受高额回报前景的诱惑，投资者和债权人没有充分考虑在向墨西哥贷款时牵扯到的危险。然而，一旦投资者神经紧张，他们的反应是迅速而不可原谅的。墨西哥迅速失去了通向国际资本市场的途径，并且无法为偿还短期债券筹措资金。大多数观察家相信，从长期来看，墨西哥是能够偿还其债务的。但在短期内，面对仅有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几乎有300亿美元的债券将在1995年到期的情况——头三个月有100亿美元——墨西哥和外国的投资者希望撤出。不管怎么说，毕竟没有国际法能够使国家在破产法院重组其债务。因此，我们不进行干预有可能造成一个国家拖欠债务，而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会牵扯到我们的国家。
墨西哥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政策制定者以及私人企业界的人经常会碰到这种局势，在这种形势下，所有的决定都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潜在可能，而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坐视不管的危险是墨西哥出现严重的经济困境，并蔓延到新兴市场，使其发生衰退，并进而对美国的增长和繁荣造成打击。采取行动的危险是，如果失败，会潜在地危及对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的偿还——而如果我们成功了，则会带来道德损害。艾伦、拉里和我都反对让短期债券的持有人利益无损。但我们最后认为——我想这是对的——尽管帮助某些投资者会产生负作用，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把墨西哥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我们也担心墨西哥危机会影响全球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如果一年后墨西哥部分原因是因为未能适当地管理外国资本的流入，而出现债务危机，这种情况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一步改革会是一次打击。拉里在进入克林顿政府前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尤其关注这一问题。他提出，“听任墨西哥的局势恶化”，将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中国、波兰、巴西和南非发出一个令人沮丧的信号，而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尽管我们轮流扮演魔鬼的辩护人，但艾伦、拉里和我在我宣誓就职的几天前达成了一个大致的共识。我们都开始认识到，不采取行动的危险比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危险更为严重。艾伦总结了我们三人的看法，把一项援助墨西哥的计划称为“最不坏”的选择。
1月10日下午，在等待我的任命书下达的时候，我们三人，加上其他一些人包括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继任者劳拉·泰森女士，就确认我们给总统的建议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拉里和我赞成艾伦的看法，即我们应当拿出相当一笔资金，其数额要远远超过我们认为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使用了柯林·鲍威尔军事干预理论的一个推论。在海湾战争时有名的“鲍威尔理论”提出，只有当美国的利益面临危险时美国才应当进行干预，而且必须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预。
当然，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为以压倒性的力量解决墨西哥问题需要多大力量。一个参考尺度是墨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的总价值，当时大约相当于300亿美元。但考虑到墨西哥政府的其他债务、墨西哥银行的外债以及当墨西哥国内比索持有者把比索转换成美元而可能出现的“资本外逃”，这一参考程度也可能是不够的。在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拿出大笔资金援助墨西哥时，我们建议美国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对我们政府而言这种担保与贷款有同样的财政风险，只是有某些技术上的有利之处。
第一部第2节
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要拿出多少资金才足够，没有“正确的答案”或方案，因为恢复信心是一个心理问题，每种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就墨西哥的局势而言，市场参与者们所关心的是短期债券 ，因此我们决定拿出比我们认为墨西哥所实际需要的更多的资金。就像一座庞大的军火库一样，一笔巨额的资金也会给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影响。如果投资者相信有足够的资源恢复经济，而且政府已着手处理潜在的问题，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
得知我的任命书已到达白宫的消息后，拉里和我马上收拾我们的笔记赶往白宫。我们在极其糟糕的时候给总统带去了极其糟糕的消息。仅仅9个星期前，他遭受了严重的政治打击——民主党40年来首次在参众两院都失去了多数。纽特·金里奇和他的《与美国订约》风光十足地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克林顿总统正在努力打拼以在政治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而这时我们来了，1月10日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仅仅根据政策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有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而且有政治风险的决定——这一决定存在着不成功的实实在在的风险。
与往常一样，克林顿没费多少时间就掌握了局势的发展情况。他向拉里和我问了一些问题。克林顿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真的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吗？我们回答，是的。第二，总统想知道，现在的时机是否适合推行我们的计划制止这些后果？尽管无法保证能够成功，但我再次表示，现在正是合适的机会。最后，总统问如果救援行动没有起作用，我们会损失多少资金。拉里解释说，我们将每次提供30亿美元贷款担保，分批提供，如果救援不起作用，我们将能够把我们的损失控制在250亿美元以内。
在听取了我们的分析和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后，克林顿迅速做出反应，表示他必须冒这个政治风险。他说，“这就是美国人民选我们到这里来要做的事”。我还记得，总统说如果他不做出救援墨西哥的决定，他就无法入睡。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比尔·克林顿遇事犹豫不决或受政治而不是政策驱使时，我经常会记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并以此进行反驳。采取行动救援墨西哥，他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只是在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严重受损时冒着巨大的风险。
在我们的讨论结束后，克林顿走向他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要求给他接国会两党领袖。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参议员鲍勃 ·多尔（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和汤姆·达施勒（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 ），众议员纽特·金里奇（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人）和理查德·格普哈特（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都答应支持他提出的提供贷款担保的紧急请求。第二天拉里和我前往国会山去见这些人，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支持。最初，甚至曾经不依不饶地调查克林顿“白水门事件”的阿方斯·达马托（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表示支持，他是参议员金融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达马托说，我们应当拿出不止250亿美元，这样金融市场就不会认为他们会“压倒”我们了。受此鼓舞，我们将我们的提议增加到400亿美元。该提议的一个重要部分也要求墨西哥承诺进行各种经济改革，并保证用其石油出口收入作为还贷担保。
尽管我们获得了国会领导人的支持，但当艾伦和我到国会解释这项计划时，议员们的反应极其消极。1月13日，在会见了100多位两党议员后，我们才开始体会到要让国会采取行动有多难。有几位议员要求我们答应不让美国的税钱面临风险。有些问题非常合情合理，但很难回答。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一再要求我们解释为什么日本和欧洲国家不与我们一起负担这个风险。我回答说，我们的盟友正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他们的努力。而不太圆滑的回答将是，我相信我们的盟友本来也应该通过双边形式做出努力，因为墨西哥的危机以及可能产生的蔓延也会波及到它们。但它们不打算增加双边援助，部分原因是它们认为墨西哥是我们的问题，同时也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判断不一致，它们不认为墨西哥的崩溃会造成全球性的危险。不管怎样，这些说法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观点：采取行动符合我们的利益。后来，拉里和我又发起全面的媒体和政治宣传，说明我们的看法。在我所打出的电话中，有一个是打给得克萨斯州当选州长乔治·W·布什的，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努力。布什和许多边疆州政治家一样，本能地意识到危险所在，并成为我们目标和努力的强有力的公开支持者。
我还不能够肯定我完全理解我们的计划在国会所遇到的消极反应的程度。在一个层面上，国会的态度只是反映民意。讨厌外国人可能是某些人反对救援的原因，但许多人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冒险用我们的钱去做这种努力。或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当时的这种局势可能太新奇、太复杂，无法被迅速接受。1995年，许多人还不了解一个穷国的宏观经济的失误会影响到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观念。几年后，在亚洲危机发生后，这一观念仍然没有被很多美国人接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全球经济还是一个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含义的抽象事物。
我们在国会遭遇反对可能也是因为与其他问题纠缠到了一起。许多民主党议员曾冒犯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支持者，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正在嘲笑这些议员——“看吧，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情况会是这样。”在共和党方面，在活力十足的新议员中，有些人渴望打击克林顿总统，他们对美国的国际参与行动也持怀疑态度。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