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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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是总理直接领导的，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他，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什么。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当然这样重要的文件起草绝不是某人或少数人所能担当的，而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才有初稿，又经过无数次修改才有上呈稿），上呈稿基本完成，经周恩来总理审定，交给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几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都不同意。但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周恩来总理处，他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说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第一部分第9节：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恋爱中的插曲
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后的第一次大会，他的讲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话稿并非他个人的杰作，而是外交部有关方面集体的创作，代表国家的）受到极大欢迎。加上他个人的风度举止也起一定作用，自此他声誉大增，也身价百倍了。龚澎去世已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他再寻伴侣是合情合理的事，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之。我们与她还有过一点交情，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先生在解放前夕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钤老先生家。全国胜利后，章士钊全家也搬到北京，章含之和父母同住那里。朱启钤先生是文晋的外祖父，我们有时去探望，自然就认识章含之了。她那时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我们很少交谈。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后，她调到外交部工作，慢慢彼此才比较熟悉了，但来往也不多。1972年后有一段时间，章含之突然与我家关系密切起来。一次她来到我家，谈了一会儿她忽然对我亲切地说：听说你还在部里业余学校上英文课？我告诉她我的英文口语很差，到外交部工作很不适应，所以每周有几次去听课补习。她立即说，不要去上那种课了，我来给你当老师，保证你学得快。当时我以为听差了，只好回答她：我怎么当得起你这位老师的学生呢？别开玩笑了。
她倒是挺认真的，那段时间她曾来过我家好几次，还给我带来《英语900句》的书和录音带，有些还是她亲自录音当教学用的。那些书当时是很难得到的，我心里很感谢她那样热情指教。但她来我家时真正教书很少，倒是常常闲谈。她到外交部不久，情况不熟，常常问到一些情况，特别有兴趣问乔冠华。后来有人点拨我说，她的本意是想让我给乔冠华牵线哩。也许是吧，但我不愿去揣度别人。
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恋爱中出现了插曲。老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他们，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老乔的儿子告诉我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是否能抽时间见一面。我当即答应了，不久老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听声音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1972年夏，美国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洛克珊·维特克到中国访问，想了解中国妇女革命史。她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同志座谈两天以后又提出要采访江青。几经周折，周恩来总理批示：可以礼节性接见。我们都了解，礼节性接见即无须多长时间，也无须谈许多内容。当时乔冠华副部长指定我作为外交部工作人员去陪见。一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江青和姚文元一起会见了维特克。外交部也派出了礼宾司官员、翻译、速记员等去工作，还有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和陪同等等，将近10人。本以为礼节性会见不过是寒暄几句、互相认识、谈谈一般性问题。岂料江青有备而来，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人大会堂谈了几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江青的这种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最后江青还特别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自己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周恩来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以后该怎办？老乔皱了一下眉头说：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当然，江青的事谁也管不了。7月间，她本人去了广州，随后把维特克也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了广州。江青在广州会见维特克近10次，讲了60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内容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曾数次打长途电话向老乔等领导汇报情况，他们都只回答没办法，随她去吧。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特别向他们汇报，江青还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老乔只耸耸肩，摊开两手，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
第一部分第10节：就是批周恩来把他在外交部批臭
此后将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翻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好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曾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应寄到美国去，他曾和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会十分被动，劝她自动取消这件事。但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批准寄出。总理无法处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这份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毛主席这一指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二人负责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译稿全部收齐，分类整理装进一个保密铁柜，贴上绝密封条，交由外交部保密室保管。以后谁也不许动这箱绝密材料。
后来，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即把我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要把谈话内容详尽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当时的记录稿。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那一大铁柜记录稿。经领导同意，我们到保密室去寻找。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封存不许动用的，江青经过谁人的批准能全部取走呢？经过了解，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1974年（或1975年），毛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处，随即在钓鱼台全部烧毁。我心中十分纳闷，这批材料须经周总理同意才可动用，怎么会这样呢？
1973年8月份，文晋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让他在国庆节前到达渥太华，同时任命我为政务参赞。时间非常紧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这在外交部也是少有的。我们在9月份离开北京到达渥太华，准时举行了国庆招待会。
1973年7月，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新情况”时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从此开始，江青就抓住把柄，开始批判周恩来总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朝夕想要打倒周总理而达到夺权目的大好时机，江青等趁机批判周总理是右倾、是修正主义。周总理虽严厉责令外交部多次自我检查，但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到了1973年岁末，讹传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时有错误，于是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外交部乔冠华等人参加，批判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志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这次会议连续开了近两星期，据周总理的保健大夫回忆那段日子，周总理当时正身患重病，而批判会有时通宵达旦。周总理日夜思虑，疲惫不堪，使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暗自伤心落泪。乔冠华参加批判，他在会上如何表现，现已很难查考。1983年他自己曾对采访他的人说，为此他曾向周恩来同志道歉，并取得谅解。
1974年1月25日，首都体育馆举行了批林批孔的万人大会，周恩来和叶剑英两位是重点对象，被当场指责以至辱骂。大家眼看周恩来要被打倒了。
1974年三四月间，外交部内很不平静。曾经参加1973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外交部人员，要在外交部传达政治局会议的内容、精神，同时要对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进行深入彻底批判。那年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以后，据当时在部内的不少同志告诉我，当时气氛很紧张，以姬、乔为首的部党委既有有计划、有步骤地，也不乏有秘密、有公开的活动和布置。当时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同志是代表挨批判的，其实大家都清楚，批姬就是批周。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难道是姬鹏飞吗？这帮从政治局回来的人也毫不隐晦地说：姬鹏飞算不了什么，上面有比姬地位高得多，权力大得多的。……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就是批周恩来，把他在外交部批臭……
当年亚非司某负责同志曾带着义愤的口气对我说起当时外交部的情况；在一次亚非司和非洲司的联席会议上，乔身披灰色大衣，很潇洒地步入会场。在座的同志都很紧张，乔让大家发言，没有人应声。乔即说1970年以后外交部工作中缺点和错误是相当大的，概括地说就是右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严重右倾与修正主义没有多大区别。
在乔冠华为首的部领导掌握下，部内展开了严厉批判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外交路线。要求到会的同志人人表态发言。有的同志思想不通，认为周恩来总理领导外交部执行的是正确外交路线；有的同志一直没有发言，后来也被批判了。
1974年在外交部许多同志的记忆中是难忘的。
我们在加拿大任职期间，加拿大特鲁多总理对中国很友好。我们曾陪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问过中国。
第一部分第11节：最后一次和乔单独谈话
加拿大是美洲国家里最早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西方世界影响颇大。我们使馆的工作也十分忙碌，在那里我们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十分努力，也谨言慎行。文晋的同胞弟弟，留居美国多年，兄弟二人已有30多年不曾见面。他得知兄长到加拿大赴任后，立即携夫人从纽约到渥太华来探望。文晋经党组同意与弟弟见面，按规定不留宿留饭，并始终“三人同行”（即文晋和弟弟见面时，除我之外还必须有第三者同在）。记得当时使馆一等秘书袁翔龙一直陪伴。文晋弟弟离开加拿大之前要请我们到餐馆吃顿饭以表示告别，我们也请袁秘书同往，这使得已是美国人的弟弟夫妇二人大惑不解。弟媳感到好奇，悄悄地询问文晋：这位袁先生是贴身保镖吧，你们在加拿大工作真是如此危险吗？文晋只好笑笑。文晋本来就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又是在“文革”期间，因此在国外工作中更是大事小事都向国内请示汇报，几乎是日日不断。尽管如此，那时外交部的领导还是不放心。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后，使馆里的一位最年轻的馆员，有一天找我汇报思想（当时我是总支部书记），说一年多来，他都受外交部领导之命经常写信专门汇报大使夫妇的活动情况，使馆发生了什么特别情况也要汇报。他感觉到使馆内什么都不错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汇报的。他问我以后是否可以不写了。我有点吃惊，真没想到会如此不光明磊落呵！面对这位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