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工夫茶-第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д摺！ 〕敝莸幕缺椴际澜绺鞯兀杏牒胙锍敝菸幕⑾铝俗恐ρ�
第一部分人杰地灵话潮州（3）…（图）
人杰则地灵，所谓一方人物留声一方水土。奇英俊彦，能工巧匠的荟萃，必然会以各自的聪明才智，共建文化潮州，充实潮州文化。 潮州城古称“凤城”，俗叫“府城”，是所在郡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物古迹遍布城区和近郊，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具备了独特的风貌。古城格局之形成，无不体现时代趋势的历史因果。因此在1986年12月8日，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处：建于宋代的湘子桥；建于唐代的“粤东首刹”开元寺；国内罕见的宋代府第许附马府；集潮州木雕大成，被誉为“华南第一绝”的己略黄公祠；位于笔架山麓，绵延2公里的笔架山宋窑遗址。 潮州湘子桥初名康济桥，始建于宋乾道七年（1171）。明宣德十年（1435），知府王源重修，改名广济桥。王氏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增立望楼，分别命名奇观、广济、凌霄、登瀛、得月、朝仙、乘驷、飞跃、涉川、右通、左达、济川、云衢、冰壶、小蓬莱、凤麟洲、摘星、凌波、飞虹、观滟、翠、澄鉴、升仙、仰韩，形成“广济桥上廿四楼”之格局，出现了湘子桥发展史上之鼎盛时期。 明正德八年（1513）知府谈伦重修，又为“十八梭船廿四洲”定格。潮州湘子桥是我国古代梁桥和浮桥相结合的首座“开合式桥梁”。著名桥梁专家潘洪萱著《中国的古名桥·广东潮安县的湘子桥》指出：“建造开启桥的构思，在中外造桥史上创建了新篇章”（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5月版）。1958年湘子桥改中段浮桥为钢梁桥。1988年，湘子桥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已全面动工恢复“十八梭船廿四洲”旧貌，并修复桥上原有的二十五座楼阁和十八座亭屋。不久的将来，这座在中外桥梁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古桥将重放异彩。 潮州尚有省级文物单位十一处。其他古城墙、古城楼、古寺庙、古桥、古塔、古祠、古牌坊、古民居、古遗址等文物胜迹七百多处。此外，令人瞩目的潮州方言、潮剧、潮绣、潮州抽纱、潮州音乐、潮州陶瓷、潮州木雕、潮州花灯、潮州剪纸、潮州香包、潮州木偶、潮州小吃等，无一不是本土历代文化积淀之具象，更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美学工程所形成的艺术系统。物华天宝，它们的存在，当能唤醒人们民族文化的自觉，强化复兴民族文化的决心，从而助长保护、爱护传统文化的态势。 城东古城垣临江而立，长二千一百多米，始建于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是总管太中帖里申报朝廷请准修复之“堤城”，其作用在于“御暴涨洪流之患。”历史文化之积淀，使这段旧城垣具有高品质的环境和独特之景观。这段古城垣，现已全面修复，形成潮州古城东面的重要景观——“滨江长廊”，引来了众多的中外游客。
第一部分人杰地灵话潮州（4）…（图）
潮州音乐源远流长，广泛传播于粤东、闽南、港澳台及东南亚各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群众喜闻乐见、自唱自娱的重要文化娱乐手段。由于演奏形式灵活，少者三五成组，甚或独乐，多则数十上百，成团成队，诚所谓“小大由之”。再加上场地选择随意，或街边路口，或居家庭院，或乡镇闲间，或江滨池畔，正所谓“随遇而安”，因而群众基础深固。有专家认为，潮州音乐应包含弦诗乐、锣鼓乐、细乐、庙堂乐、潮阳笛套乐、外江乐等六个部分。而其中的弦诗乐应为潮州音乐主干，其他音乐品种无不借助弦诗乐生存和成长。“潮乐十大套”之《寒鸦戏水》、《昭君怨》、《大八板》、《平沙落雁》、《黄鹂词》、《凤求凰》、《月儿高》、《锦上添花》、《小桃花》、《玉连环》，是潮州弦诗乐中颇具代表性的精品，堪称潮乐中的“阳春白雪”，深得爱乐者的青睐。 和潮州音乐结下不解之缘的是潮州戏剧。潮州戏剧是中国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它用潮州方言演唱，流行于粤东、闽南、港澳台及东南亚一带。据《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载文，潮剧原属曲牌体制，源出宋元南戏，后结合潮州民间曲调和演唱素材，融汇演进而成一个独立的剧种。潮剧至迟在明初已盛行于潮州地区，并保存有较多的传统剧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58年揭阳渔湖公社西寨村明墓出土的嘉靖年间潮剧抄本《蔡伯皆》（即琵琶记）；继而又在1975年12月，潮州市凤塘公社后陇山园地的明初墓葬出土了宣德年间写本《刘希必金钗记》，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价值至钜！此外，早在195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倩从日本带回往昔已流出国外而在国内未见著录的两种潮州戏文影印本，一为嘉靖刻本《荔镜记戏文全集》（付刻《颜臣》），二为万历刻本《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经历了失而复得的曲折过程，这些珍贵的戏文终于刊行，对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每座历史文化名城，都具各自的独特优势。潮州古城的优势之一，便是“石牌坊”，它能充分突出古城风格。原有石坊分布于老市区的达近百座，以太平路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均匀而密集；涉及古代历史名人一百多位，尽显府治雄风。按其纪念内容，可分府县治坊、府县学坊、选举坊、义烈坊、文臣武将坊、封坊、节孝坊、善施坊、贞寿坊、桥道坊、名山坊等十二大类。石牌坊是潮州历史的“沉积”，也是“岭海名邦”的“石”证、建设技艺的结晶、文物风貌的浓缩。潮州市现已作出总体规划，拟分期分批依旧址逐一实施恢复。石牌坊的全面修复，其作用不仅在于显示石坊本身的艺术价值，增强古城美学功能；更重要的是可较全面、较集中地再现潮州“光荣史”，既为古城风貌定格，也提携了周围文物景点。若然，则“明清古城”之格局可成，旅游景点一体化、系统化的目标也随之实现。 “潮州工夫茶”，正是以这样特定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及接受其长期熏陶的家家户户为依托，在潮州落地生根更至于花繁叶茂的。
第二部分潮州工夫茶源流（1）…（图）
潮州工夫茶是指流传并保存于中心区域潮州及其周围地方的中国工夫茶之冲泡方法，主要程式有茶具讲示，茶师净手，泥炉生火，砂铫掏水，榄炭煮水，开水热罐，再温茶盅，茗倾素纸，壶纳乌龙，甘泉洗茶，提铫高冲，壶盖刮沫，淋盖追热，烫杯、滚杯，低洒茶汤，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敬请品味，先闻茶香，和气细啜，三嗅杯底，瑞气圆融等二十一项。 潮州工夫茶是中国茶道之集大成者；潮州工夫茶、中国工夫茶、中国茶道，实质是三位一体。 中国工夫茶之中心区与外围区 有“中心”，便有“外围”，这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载大司马之职，其一是掌管“九畿”：京城周围千里见方叫作“国畿”，它外面五百里见方叫作“侯畿”，此外还有“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九畿之划分，是以京城为中心，向四周逐渐扩散，从而形成服务京城的各个层次。这里既有政治需要，也有经济需要，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首创了文化区域的“中心——外围”结构层次。 中国就是这样，随着京都的迁徙，文化中心也作接力棒式的转移。 早在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已明显南移，仅以南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而论，足令世人瞩目。如茶叶一项，每年投放市场总值达一百万贯（华山《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文载《宋史论集》）。自南宋建都临安，经济重心南移已全面实现，江浙地区经济繁荣发达；茶叶名种已逐渐取代了福建贡茶的地位。由于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其结果势必导致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中心南移。所以此时的江浙地区业已具备了繁荣中国工夫茶的深厚根基。发展至明代，江浙地区终于成为文化力度最强、能对周围地区起文化“辐射”作用的特殊区域——中国工夫茶中心区。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活跃，社会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动。大批富商凭借其雄厚财货，追逐奢侈豪华生活享受，这不仅刺激了社会风尚的变化，而且导致城市风貌随之改观。最有代表性的是苏州。《巢林笔谈·卷五》说它“奢靡为天下最”；杭州当然也不逊色，《古谣谚·卷六四》引民谣称之为“花簇簇”。这个时期的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见增多。社会经济的变化，催生了王阳明的“心”学。 简而言之，“心”学即是“致良知”之学，它以人心为宇宙的本体，力倡“良知良能”，“格物致知，自求于心”，进而提出“求理于吾心”的知行合一说。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向明初程朱以“一”为本体的独尊学说挑战。在当时，“心”学虽被视为一种对正宗统治思想的叛逆。但的确切实地起到“震霆启寐，烈耀破迷”（《明儒学案·师说》语）的作用，并引发巨大反响。王阳明的弟子王艮率先扬起人的自然之性的旗帜，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使被程朱理学看成十恶不赦的“人欲”升华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之“道”，给了禁欲主义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是李贽、徐渭、汤显祖等大师的热烈响应，终至于汇合成强大的人文思想潮流，成为明末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第二部分潮州工夫茶源流（2）…（图）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是“贵义贱利”，正像董仲舒所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王学泛滥之后，人们——尤其是士子，已普遍认为：“义即在利之中，道理即在货财之中”，唯有这样去认识义利，“乃不流于虚，而天下、家乡受其益也（陈弟《义利辨》）。”在这股新思想的诱导下，士子们开始把目光投向经济，并自觉地从文化活动中开掘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因此，明代中后期，不仅有茶的专著陆续问世，而且数量多、质量好。 概观明代主要茶著，其作者几乎都集中在江浙一带，这显然与上述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前列诸书，编撰者许次纾、高濂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屠隆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顾元庆是长洲（今江苏苏州市吴县）人；周高起是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人。尤其是屠隆，曾发表过大量“异端”议论，实不乏晋人放诞自负之风格，成为开创一代新风的急先锋。且颇为袁宏道所激赏，曾评曰：“屠长卿一人，轩轩霞举，略无些子酸俗气”。 茶书的相继问世，不但给茶事的发展推波助澜，而且是中国工夫茶中心区已达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可见明永乐年间，尽管由于京都北迁而隐伏着文化中心迁移的危机，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潜文化”，却仍然依靠历史的习惯定势维持着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力，没有与权力中心的变异形成直接而迅速的对应性效应。 正是由于不同地区间存在着文化力度的差异，而文化的辐射性与受容性又是文化存在的形式，因此与中心区相对应的是“外围”区。在明代，闽粤地区便成了中国工夫茶的“外围”地区。 潮州地区的饮茶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潮州八贤之一的张夔，是政和七年（1117）进士，他的《送举人》诗中有句：“燕阑欢伯呼酪奴，鸾旌凤吹光寒儒”（见《潮州三阳图志辑稿·卷之四·艺文志》）酪奴是茶的别称；这句诗说的是酒宴之后进茶助兴。 至明代，因受中心区的影响，潮州饮茶已渐次成风，并较多见诸文字记载。正统年间，潮阳教谕周泰《治干寺》诗云：“僧童煮茗烧红叶，游客题诗扫绿苔。”（载顺治《潮州府志·卷十一》）嘉靖十一年（1532）状元林大钦《斋夜诗》（载《东莆先生文集·第五卷》）云：“扫叶烹茶坐复行，孤吟照月又三更。城中车马如流水，不及秋斋一夜情。”嘉靖《重刻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梳妆意懒》有句：“安排扫厝点茶汤”；《闺房寻女》有句：“不见益春点茶汤”；万历《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借银往京》有句；“讨茶来食”。 有明一代，潮州地区饮茶显然较前朝普遍，却尚未成风。万历《潮中杂记·卷十二》载：“潮俗不甚用茶。故茶之佳者不至潮。”足见饮茶之事，尚不能引起文人学士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