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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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现代化不仅在财大气粗，还必须拥有自律、管理和科学这“三剑客”。
错误的认知是，民主就是大自由，而法治即是要把大家依法严格地管起来。实际上，实行民主与法治的终极目标，应是培养有高度自律能力的公民。
这样的公民，既充分懂得自由的界限从而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也能自觉地依法办事从而最小程度地减少外力强制。如果一个社会中这样的公民占了大多数，现代化才有了灵魂和生命。
管理，则是现代化最重要的行为特征。一种狭隘认知是，管理就是能把人拢在一起办事。但这只是管理的功能之一。管理的反义词是随意。随意在文学幻想中感觉不错，但在实际生活操作里会经常碰壁。
管理就是责任，是系统、精确、勤勉和科学的责任，应涉及现代社会的各个功能、部门、过程与环节，质量和效率才可能应运而生。
最后，谈到科学。应该指出，传统所说的科学，更多指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及成果运用，科学家与科学教育的培养和普及等等。
今天的科学，在继续利用研发成果的同时，已发展到把其方法和逻辑推广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传统上被认为是非科学或人文学科的领域，如饭店和酒店的管理，主要城市和旅游景点的综合质量评估，文字和图像处理的电脑化等等。于是科学在今天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要，更有用。
总之，欲突破非现代化或反现代化的顽固障碍堡垒，就必须充分启用以上“三剑客”，亚洲才会催生自己真正的现代精神和魅力，才会有经济与文化建设的真正“可持续性发展”。
第三部分 想法领先 行动果敢第5章 超越雕虫小技
外国人过往的习惯，似乎总要把中国人与唐人街联系起来。
无疑，唐人街（外文的字面意思往往是“中国城”）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在世界各地，外国移民以同一种族和国家来源如此大规模的群聚而居，主要生活和生产活动在同一有限区域进行，实属不多见。
当然，关于唐人街的历史与存在，中外人士也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譬如说老外到了唐人街，觉得中国人一定是抱团齐心，否则怎么会身处异邦，还要聚居一隅呢？而华裔本身却经常自责为“一盘散沙”，表面的居住生活形式似乎不足为训。
历史的解释，是早年沿海如广东和福建的中国人，飘洋过海谋生，面对陌生同时不乏敌意的异族文化、语言、工作和生活环境，自己的母文化恰好又不幸处在历史的劣势，对外界严重匮乏竞争力、辐射力和同化能力，于是中国移民们最为关心的，恐怕不是开拓改变什么，而是要维持起码的生存。
基于这样的目的和外界的激烈竞争与威胁，“一盘散沙”也被迫形成了至少是形式上的某种凝聚，文化的纽带作用贯穿其中。华裔劳工和移民们，为了相互依托、相互提携，避免被外族各个击破，最终选择了唐人街这种生存策略和模式。
不过“维持起码生存”藏身之地的初衷，乃决定了唐人街自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是只靠文化和种族认同维系的一种松散社区，并无独立严密的组织和公共管理机构，更不是“国中之国”。唐人街的基本作用只是为早期华裔移民在海外生存提供了一个立脚点。简陋的环境、小本的生意及与主流外界的隔绝，一直是唐人街的主要特色。
然而，在所在国民众的印象里，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唐人街就是中国和中国人的缩影，泱泱东方大国的子民似乎是最善于把自己封闭保护起来，只懂开饭馆卖杂货，凑合打发时日，对高级进步与发展近乎麻木的一群人。
譬如美国，1950年朝鲜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绝大部分美国军人的心目中，怎么也想不通由唐人街里那样的东方人组成的军队，竞还敢跑来与玩飞机，开坦克，放大炮的美国军队较量？
唐人街在美国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直到50年代朝鲜战争，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划时代战斗和80年代后中国新一代留学生移民登陆美国，对美国主流社会与职业发起有力竞争，才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不少美国人终于认识到，唐人街只是中国万花筒的一角，更多是过去历史的留痕，中国的大国之魂已经重新觉醒，新一代中国人正以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参与竞争的宏大心态，在文明最高层次的不同领域中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如果一提起中国人还就想着唐人街，那只能说明其自己过时落伍了。
真正有力量的文明、民族与个体，并不见得一定要靠群居结社。团结固然重要，但团结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关键要靠自我力量的不断提高与超越，而非只知打发时日和苟延残喘。只要建立现代发展观，新一代中国人必定能铸就全新的开拓力量和社会结构，直至重返先进文明的前沿。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代和民族的发展进步，连唐人街本身都不再甘心困守自己饱经沧桑的老旧面孔，因为藏不是办法，脏乱差不应再与中国人同在，封闭、愚昧、懦弱必为更多华人所不齿，中国人必须学会主动出击，唐人街也要学会以新的面貌，向世界传达出全新的信息。
第三部分 想法领先 行动果敢第6章 性格也要领先
从宏观着眼，一个人的质量如何总是离不开三大指标：体力的、智力的和性格的。生活中的成功者，大多拥有这三大指标的综合高分，而很少出现低迷或偏颇。体力是物质基础，智力是文明基础，而性格则是前二者的精神粘合剂。只有通过这三位一体，才能激发出人生真正的力量。
就东方民族来讲，真正的挑战不在智力，也不在体力，而是在性格的培养。东方人的智力具有传统优势，只要有基本的选拔和受教育条件保障，这个优势就不会轻易丧失。
至于体力，可以相信，随着生活的改善，食品和医疗条件的发展，社会和职业对健康要求的提高，国际体育竞争的日益激烈，自我强身健体意识的增强，东方民族应会一代比一代壮硕。
但是性格，也有人称之为非智力因素，因为它深深地积淀在民族的文化与习俗之中，欲对之加以变革，则绝非易事。性格指标一般衡量品德、胆识、勇气、独立能力、开拓能力、乐观精神等等因素的大小或多少。
每个人的性格成因有先天的影响，但主要还在后天有意无意的熏陶、培养和锻炼。于是，从'人之初'就开始注重性格培养至关重要，而传统东方文化的一大误区，乃是对人的性格培养起步太晚。再加上传统农业文化中许多保守、苟且、懦弱、圆滑，甚至迷信的负面指导作用，都令人的性格发展大打折扣。
于是，欲增加东方民族的性格优势，关键是要提早加强正面投入，要从婴幼儿（1－3岁）做起。为了扭转婴幼儿性格培养的落后状态。首先应去除三大误解：
误解一：这么小的孩子，只要管好吃喝拉撒睡就行，不用注意什么性格。实际上，科学研究和观察表明，一旦孩子产生与外界的交流，其性格成长便受到规范和影响。一岁的孩子一般已可以与外界进行简单的交流，其性格已开始形成。
误解二：除管好孩子的身体和生活外，再教授一些智力上的知识，如认字、识图、听歌、说话等即可，其他的事情可以以后再说。实际上，除了智力因素外，人还拥有更为重要的非智力因素，也应从小培养锻炼起。没有发达的非智力因素，人生不会成功。
误解三：非智力因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培养。实际上，说难也不难，人的性格成长就在日常的行为举止和习惯养成之中。
在清楚了三大误解之后，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婴幼儿性格培养应做到'三要三不要。
三要：
1要多走出去，户外活动有利于提高婴儿的外界适应能力。
2言语交流上要多一些鼓励和积极引导：如：好勇敢的宝宝！再来一遍！宝宝什么都不怕！宝宝真能干！宝宝，好样的！等等。
3要积极开始鼓励训练孩子的独立性，如自己玩耍，自己吃饭，自己喝水，自己走路，自己睡觉等等。
三不要：
1不要太多为孩子包办，少一些怜悯，多一些鼓励。应放手培养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要帮助孩子注意安全就行。
2不要用消极的语言来哄孩子，如：我们哭得好可怜啊。我们胆小，做不了这个。我们赶不上别人。这东西好可怕呀，等等。
3不要只知道眼前孩子小，要多一点战略眼光，把孩子的性格培养与孩子未来的前途和出息联系起来考虑，才能有效防止娇生惯养。
常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实际上，对英雄式人格的锻炼培养，应开始得愈早愈好，才不至于延误了性格培养的宝贵有效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只有这样，一个文化中，才会产生出更多勇于探索创造和创业的人，更多不畏邪恶维护正义原则的人，更多光明坦荡蓬勃向上的人。只有这样的人群，才能推动和实现文明的重新崛起！
第三部分 想法领先 行动果敢第7章 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是众所周知的一句箴言；但真正操作起来可不容易。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教育如此发达，竞争如此激烈，大家相互进行“聪明攀比”还来不及呢，谁还有时间和兴趣在“糊涂”方面下功夫？
也许，这是因为大家对“糊涂就是智慧”这一理念的认识尚不深刻。这里所说的“糊涂”是建立在“聪明”基础之上，而且又高于“聪明”的一种智慧境界：即智慧地糊涂。目的是既要聪明，又要防止聪明过头，物极必反，导致聪明反被聪明误。同时，糊涂是聪明的助推器，既聪明到了一定程度，就一定要学会糊涂，才能达到更聪明的境界，这乃是小聪明与大智慧的分水岭。
至少有两类聪明应被糊涂替代。第一类是在“小事”上过度用心，结果小题大作，拿着鸡毛当令箭，结果反耽误了大事，这也是俗称的“耍小聪明”。前一段报载华人中的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先驱，在获奖之后的岁月里，却因为出版物署名的排列先后次序这等小事，搞得彼此严重不合。本来“文人相轻”是因为缺乏客观评判标准，大家总觉得“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
然而科学家，而且是身居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也还不能免俗。是不是因为在冠名一事上彼此都想显得比对方更聪明些，结果反沦为历史的一段遗憾和笑柄？！聪明的更高境界，是糊涂地聪明，如此才能成就“大聪明”，这恐怕是许多聪明人都始料未及的。中国古人有“大象无形，大音息声，大智若愚”的智慧思辨，仍值得现代人深刻领悟和实践。
从人种与智慧的关联方面，目前世界较为公认的是犹太人和东亚人的平均智商较为领先。但无独有偶，犹太人和东亚人中由于“小聪明”过度，由此表现得吝啬与刻薄者，也不在少数。不错，犹太人中有“大智慧者”，如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马克思、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作曲家门德尔松等，但也有不少善耍“小聪明”者，结果往往弄巧成拙。
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商人夏洛克，为了放高利贷竟提出要贷款人以自己身上的肉作抵押，实在是有些“精明”过头了。现时世界，美国有一位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名为乔·李普曼；2000年还作过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李普曼作为犹太人在美国参政，想有所一番作为，这无可厚非，但却不可聪明到与偏见为伍。此君的作派是，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提议，只要是在中东问题上美国支持偏袒以色列的，他就热烈拥护赞成，同时对阿拉伯世界持一贯的强硬态度。难道参议员先生就不能想想，当年希特勒用武力没能解决犹太人，今天以色列就能用武力解决阿拉伯人？！
同是这位李普曼，在1999年5月8日美国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美国政府尚数次道歉，该君却在电视上毫不反省美国的罪过或对中方人员财产损失表示遗憾，反是道貌岸然地指责起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威胁”了美国驻中国使馆的安全。试问以这样狭隘的政治判断能力和是非标准，李普曼参议员的政治智商到底有多高？！
第二类应被糊涂替代的“聪明”，是单向和缺乏弹性的聪明。譬如长期困扰中国教育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