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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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无稽之谈。江青等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我们还给他们这样大大超出于一般工作干部的待遇，不仅外面的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知道了会想不通，就连我们这些担负审查工作的同志，心里也有疙瘩。
有的同志向领导上抗议说：“在我们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白色区域地下斗争的老党员、老干部被他们诬陷入狱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在狱中每顿被扔给两个窝窝头，一碗白菜汤，水都不让喝够。为什么这么优待他们呢？是不是太宽大了点儿？”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坐了十年牢房的领导同志总是开导我们说：“隔离起来了，就是俘虏，要优待俘虏嘛！”“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么，如果我们也按照他们整我们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岂不是跟他们类似了么？”“共产党人嘛，心胸要开阔一些，我们不仅要改造他们，还要改造整个的世界，哪能计较这些呢！”黄玉昆同志用摆龙门阵的办法来教育我们。他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了一个AB团，打入苏区和红军内部，进行策反和捣乱破坏。那时候我们那里也受“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到处乱抓AB团。嘿嘿，我就被抓了，还绑出去要枪毙。临刑前，问我多大岁数，我说十七岁。那时规定十八岁以上才枪毙。就忙叫拉回来，拉回来。我这样捡了一条命。其实我只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中国字都认识不几个，哪知什么AB团嘛！我们每次调江青进行讯问，她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据管理的同志介绍，江青刚被隔离审查时，连自己穿脏了的内衣内裤都不洗。自己用脏了的手绢十几块、几十块地堆了一大堆，外衣、袜子更是这样，宁肯任其在她住房里发霉发臭，也不顺手摆在白瓷盆去冲一下，搓几搓。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何曾动手洗过一件内衣，一块手绢。她能在隔离审查中动手洗洗自己的内衣，搓搓自己的手绢，有这么点稀微的进步，还是担负警戒工作的女战士“压迫”出来的。她们跟她吵：“你一会儿说这个‘修’了，一会儿说那个‘变’了，我看你才是‘修’了‘变’了。自己的手绢、内衣，自己不洗，堆在自己屋里发霉发臭，这算个什么？”
我们每次找江青谈话，她都是一手持水杯，一手拿学习材料，还要轻轻点一下头，微笑一下，装模作样地，显出高傲而不失礼的样子。然后就是在问答中的大发雷霆，骂人训人，污蔑诬陷别人，指指戳戳，挥舞手臂和拳头。因为她知道，她吵，我们不会跟她去吵；她闹，我们不会跟她去闹。而担任警戒的女战士们，可不管她那一套，有时要讽刺她几句，弄得她无言以对，很是难堪。有时江青骂人，女战士们还要训她一顿。管理方面的几个领导同志向我们反映，江青最恨我们的女战士李红了。江青也几次向我们提出，一定要我们把李红从她的身边调走，说李红威胁了她，谩骂了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有一次，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紧接着，她大肆污蔑诬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党中央领导，说如某某某，“就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李红当即批驳了她，责令她老老实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这就触怒了江青，她张口大骂：“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气不过，也骂她：“你才是个流氓、无赖、叛徒、坏东西！”江青岂能容忍这么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如此批她骂她，就要撒泼抓扯。李红对她说：“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江青一见李红自卫地动了怒，也吓蒙了，马上软了下来，告饶说：“好了好了，我刚才也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李红咕噜说：“谁跟你是同志！”自此以后，江青又常常嬉皮笑脸地对李红找话说，十分畏惧李红。但是背地里，却提出不要李红当班，否则就不放风，不吃饭。管理人员没有理她那一套，轮到李红值班，仍让李红值。而江青的放风、吃饭，也没有耽误，也是说说而已。这次，她又到我们这里来告李红的状，我们当然也不理她。我还专门去看了李红同志，跟她握手，对她同江青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表达了衷心的慰问之情。
有一次，我们把江青叫来，跟她谈话。她象往常一样，先把水杯、学习材料放在台子上，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凳子上头，然后用双手理理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了挤。接着，就发动进攻说：“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我们说：“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她说：“我是反对林彪的！”我们说：“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发了好一会儿呆。我们又说：“按照你讲的，你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接着，她发狂似地叫嚣说：“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就撒泼了，耍赖了，说：“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几个文弱书生。“四人帮”这些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被抓起来的。当然，我们由组织上分配担负审查他们的工作，但我们的审理，目的也是要经过教育，解脱犯错误、有罪行的大多数，把打击面缩小到最低限度。有一次，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成员刘顺元、张启龙、曾汉周、李士英、于桑要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江青。
张启龙同志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的主任，八十多岁了，也是江青的老领导和教师。去的目的，也是想劝一劝江青坦白交代自己及其同伙的错误和罪行，让她争取宽大处理。殊不知，当张启龙刚一开口，谈到要她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时，江青突然蹦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她很清楚，张启龙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员。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参加党，以后参加朱德、陈毅同志在湘南领导的暴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后来他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一直在红色地区工作。叛徒、特务的帽子都是扣不上的，所以她只用了个走资派，并疯狂地往几位老人身前扑。我怕她狗急跳墙，伤害了老人，立刻下令：“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进来，抓住了她，她又恶狠狠地朝我蹦过来，气势汹汹地叫嚣：“我还要打倒你，打倒你这个官老爷，打倒你这个大官老爷！”毛主席批评江青开了两个工厂，一个钢铁工厂，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任意歪曲篡改，无限上纲，意图致对方于死地；一个帽子工厂，用诬陷人而不许申辩的手段，给人家戴上反革命的大政治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一个高等学校工作，见那些造反派就是这么干的。这次见到江青，感到她与那些造反派头子，真是一脉相承。回顾我们初次见到江青时，江青一看我们几个人其貌不扬，衣冠平常，说话不夹哼声拖腔，无重要人物之威严，乏智慧奇才之聪颖，很不起眼。因此，她一上场，就摆着谱儿，端起架子，眼睛半睁半闭地说：“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她说了一连串的敢么。
我们想，不打掉她的嚣张气焰，谈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呢！于是，我严厉地叫了一声“江青！”倒令她一震。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力问，有权力听，有权力管。”这一下，才算把她的气焰压下去了。尽管她在以后的交代中，仍不承认犯罪，可是她不得不承认她是有严重错误的。
第三章江青其人其事（2）
有一次，我回北京城里汇报工作去了，江青就嬉皮笑脸地向我们留下来与她谈话的几个同志打听：“你们的那位权威呢？怎么不见你们的那位权威呀？”我们的同志顶她说：“他是审理你们这个案子的负责同志。你不要胡乱猜测，你无权打听他的活动，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们的问题吧！”这番话说得江青瞠目结舌，沉默不语。又一次，江青向我们进攻说：“你们总自称你们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试问，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你们了解毛主席多少？你们熟悉毛主席吗？我，哼哼，再不肖，也跟毛主席生活过三十八年。是三十八年哪！”我立刻反驳她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若干反对马克思、反对列宁的人，那些人，有的是曾经跟马克思、列宁相处过很长时间的，是曾经当着马克思、列宁的面赌咒发誓地要忠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和事业的，对马克思、列宁也是熟悉的。但是，他们最后成为了歪曲、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马克思列宁本人的凶恶敌人，这有什么奇怪？相反地，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马克思、列宁，但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马克思列宁的事业，终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现而抛头颅洒鲜血。对我们之间的这种不同的立场，你有什么奇怪呢？”这番话驳得她满脸通红，如坐针毡。
不两天，我又回城汇报工作，江青又到处打听：“你们的那位理论家呢？你们的那位理论家怎么不在啦！”当然，江青所说的“权威”也好，“理论家”也罢，在她那个字典里，都是加了“反动”、“修正主义”的头衔的，是贬而不是褒，甚至是包藏了祸心的。只不过，在现实里，她终究是一个被审查的对象，她还不敢贸然地把心里的诬蔑我们的“头衔”给我们加上而已。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谢富治等规定，审讯人员在审讯当中，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不得有一言一语一句一字，损伤到他们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 “中央文革”的成员陈、康、江、王、关、戚等。否则，就要同样问罪。这个荒唐的规定，闹出了许多笑话。有的审讯人员，昨夜还在审讯别人，由于一句问话被他人认为不当，或者对被审讯者的所谓“攻击言论”疏于“立刻猛烈回击”，第二天就变成了“利用审讯炮打”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政治罪犯，其中有人因此而被关押好多年的。有的人由于被审讯者说了一句话，自己脑筋迟钝没有反映过来，及时驳斥，立刻被打成“伙同犯人攻击×××××”，也就锒铛下狱。这种事情真是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有的人甚至不敢临审。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他们捕了三百多人。那些青年继承了中国人民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怕杀头、不怕把牢底坐穿的传统，是公开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祸国殃民的罪行的。一到审讯时，被审讯者开口就是骂江、张、姚、王、康生之流，审讯人员耳朵里灌满了骂他们的“首长”的言论。因此，当时的审讯室，除了被审讯者的痛骂，就是自我表白的回击：“你反动！”“你炮打！”“你污蔑！”“你造谣！”要不就是拳打脚踢皮鞭响，还有谁敢接触到所谓案情的内容呢！“你污蔑中央首长！”“你诋毁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罪大恶极！”“你罪责难逃！”“你死有余辜！”这么一来一往的对骂，一句一句地紧跟，相互交织，弥漫在审讯室的空气中。书记员记了许久，下来只能哭丧着脸向“领导”诉苦说：“这，这这这，怎么能作为材料呢！”“领导”只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