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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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万岁！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打倒江张姚三家村！”这张小字报充分反映了天安门运动的主要精神。其实后面还有一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但学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不知是害怕大家怀疑他们执行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呢，抑或是担心大家把小字报及其作者认作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以后他们在其内部查对笔迹的大量工作中，也一直不敢公布这第四句话说的是什么。当然，“文化大革命”扶起的当权派也不是十足的白痴和笨蛋，他们不好明说谁谁谁写了这张小字报，而是采取了内部搞笔迹鉴定。公开查核3月下旬至4月上旬谁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干了些什么，看到了些什么，以及追查学院内部和社会上存在的抨击“四人帮”的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等办法，来紧缩包围圈。
我所写的文章的原稿都被强行要去，退回来时，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以及各种偏旁字头，都用铅笔画了圈圈，是来不及将铅笔印迹擦去呢？抑或是故意留下一个心理上的威胁，就不清楚了。我是搞过公安报道工作和检察工作的，既有一些技术知识，又懂得一些政策。我想，与其默默无声地吃个闷胡芦，不如公开摆出来让多心的人莫衷一是。我就抓住这点，高举毛主席一再教导政法干部不准用特情侦查手段对待党员、干部的指示，直接找军、工宣传队和专案组理论。他们没有做过专门工作，情知公安专业知识和政策水平不如我，只能答复说“那是随意勾画的”，“谁敢对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搞笔迹鉴定、搞特情侦查呀”，弄得他们只能推卸赖账，尴尬不堪。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泄了气，输了理，降了格。当然，他们在广播大喇叭上的威胁、恐吓、挤压、诱导，声嘶力竭的狂呼乱叫，每天几次搞半夜突袭，矛头针对的就是汉语教研室。
第一章十年的周旋（2）
他们的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在召开的有全院几百人参加的党员大会上，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革命政治谣言”为名，声色俱厉地对我进行了当众审查和追询。工宣队长：（叫我的姓名要站起来）你说，你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没有？！答：我是4月3号那天，从那里路过，去看了一下。这些，在小组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说了吗？工宣队长：我没有跟你谈每个人，我是问你。你在天安门，干了些什么？！答：我……我看了看花圈，有许多花圈很大，有许多花圈做得很精致。我在想，如果靠我这个手艺，笨手笨足的，一定做不出来。（全场一片哄笑）工宣队长：（对大家）不准笑！不准笑！严肃的斗争么！（转对我，严厉地）我是问诗词，问诗词，反革命诗词？！答：这个嘛，人山人海的，挤得很，有一个人把我的腰都撞痛了。啊，诗词，我看见有的人在朗颂，有许多许多的人还在拍巴掌。我想，算了吧，不去看它了，听又听不大清楚，就回学院来了。（两位领导同志气得鼓鼓的，全场又大笑。）工宣队长：（高声地）我问你，为什么你那个教研室，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不积极？答：是那样么？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积极的。但是，有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有的是在大操场放电影时黑咕隆咚地听人说的，有的是在男厕所里听女厕所那边的女同志说的，有的是在女厕所里听男厕所那边的男同志说的。唉，我倒是在想，应该专门学习好追查的技术，追查起来……可能就好些了。（全场禁不住的再一次哄笑）院革委会主任：我说，你，说来也是学院里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了嘛。师傅好好问你，你为什么老这么嬉皮笑脸地打哈哈呀！答：他们要笑，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有笑嘞！（又是一片哄堂大笑）。
汉语教研室的同志，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藏诗。诗词的少部分副件，作为抄录来的，按清理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用塑料纸包好埋进了花盆，卷进了绵线团，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作为线团存放起来。至于“反革命政治谣言”，我们不仅听见过，还加过工。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为了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派了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一男一女说话和气，从不生气，从不赌气，但都是惯于打小报告的人物，他们善于探听到别人难以探听到的内容。他们到了汉语教研室，找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快嘴”的同志，问她知道多少“政治谣言”。那位同志说：“我倒听过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知道的，我不敢说。”派去的人说：“你说吧，在这里说说可以不追究，不算在传播之列。”于是，她说了：“这是领导上要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经点头承诺之后，她说：“有人说毛主席骂中央首长，你是‘上海帮’，‘四人帮’，你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你不代表我。不过我没有相信，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有一天，毛主席要许世友和王洪文，把自己的拿手的本事显一显给他看。许世友站在一堵墙根下，运足了气，平地身体竖着上升一尺许，几分钟悬浮空间，然后轻轻落下，面不改色心不跳。主席说，许世友表演过了，王洪文，你会什么呀？王洪文说，我会打猴拳。主席说，打猴拳也好嘛，你打一套来看看。王洪文就猴子舞爪地打了一套。主席鄙夷地笑了，说：我看哪，还是许世友是真功夫。你不行。”她紧接着表白道：“不过我不相信，主席日理万机，你说哪会有功夫看王洪文打猴拳呀！”“这可是领导非要我讲的，不是我在腐蚀领导啊！要不是这样，机关枪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讲。”当时的事实说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康生等人，与广大人民群众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睁开眼睛是瞎子，张开嘴巴是疯子，竖起耳朵是聋子。他们看不见，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他们说的话也没人听，实际上，他们已经陷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虽然还在滥发淫威，但他们的日子长不了。有一天，教研室的一个同志来找我谈他的政治观点。对这个同志，我们本来没有把吴江、乔文祥来和我串连在清明节要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情况透露给他。但他是强烈反对江青等人的，因此才来找我。他谈到天安门运动中，他写过一首《请示》的诗：“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诗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遣词造语也简洁。他说，他准备被捕，坐牢，枪决，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要我们照顾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态度十分诚恳。我俩沿着学院的办公大楼转悠，又在大操场走了一个大圈还不忍分开。“四人帮”的穷凶极恶，逼得我这个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地下工作人员，重操了在重庆进行斗争的手段。我告诉对方，以上对我说的话，到此为止。只要没有人揭发检举，查笔迹的技术鉴定，是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因为笔迹不像指纹，在技术上就不能单纯具此认定。即使因此被抓了，只要矢口否认，抵死不认账，对方也难以定性定案。关键是善于隐蔽自己，额头上又没有刻字，怎么可能就找到你的头上来？这个同志的妻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我专门骑车进城，到广播电台宿舍找他。遍寻不着，只能向他的邻居打听，人家说，已经好几天不见他家的人了。我更着急，担心他出了事，心急火燎地满处找。最后，总算在复兴门修建中的立交桥下，发现这位同志和他的小女儿，在一块塑料布搭的篷子里休息，才放了心。这个时期，“四人帮”还在抓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院提出大震大批判，小震也批判，不震更批判。但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新贵们，把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而飞黄腾达的命，看得比我们更有价值，生怕房子被震塌下来，把他们好不容易短期增值的性命给葬送了。因此，他们既要搞批判，还要防地震。要搭地震棚子，开始时又没有材料。我们就建议拆大批判专栏。这一建议，居然获得造反派领导们的同意，人人动员，个个动手，把原来那些用高级木料、崭新席子搭起来的大批判专栏，拆了个鸡零狗碎。为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就大大减弱了，对那张反“四人帮”小字报的追查，相对地也放松了。但是，他们还要组织会议，还要批“三项指示为纲”，批三个文件。当时的领导专门点名让汉语教研室的领导和教师要发言。他们这样做，也是要看看我们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经过研究，觉得完全拒绝批判不行，要批。于是，有的同志说，听人说邓小平家包包子，买了两斤猪肉馅，我们家包包子才买一斤肉馅。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呢！工、军宣传队的一位领导说，他们家人口多，买两斤肉馅包包子，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另一个同志马上插话说，那可不是这样，我们食堂卖的包子，咬两口还见不到肉馅，这怎么不算什么呢！弄得那位领导眨眨眼睛，只能留下苦涩的笑。有的同志说，我要为我们妇女同胞说几句话，你看，方海珍、江水英、李铁梅、阿庆嫂、柯湘、白茹、李奶奶、阿妈妮，都是我们妇女中的佼佼者，谁否定革命样板戏，谁就是否定我们妇女，这能够容忍吗？一位院领导说，也不能单说是对妇女怎样怎样。我们另一个同志又插话道，马克思说过，所有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怎么能够不把妇女的英雄放到主要地位上呢！那位领导也无可奈何。院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下了一个结论：这些咬文嚼字的知识分子呀，看问题抓不住重点，就知道旁敲侧击，打哈哈，政治思想水平总是提不高。逐渐地，也就对我们失掉了兴趣，丧失信心了。以后，召开全院性的、部门性的批判大会，他们也就不组织我们发言了。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写《请示》那首诗的同志从城里来到学院，悄悄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广播电台被接管了，负责接管的主要领导人是耿飚同志。这可是杨、罗、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啊。听他讲了这个情况后，我们感到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我无法平静下来，赶忙向宣传部的陈明灿借了一辆自行车，蹬车进城，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有老同志、老朋友在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公安部到处打听，终于得到了确实消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全部被逮起来了。我买了卤猪头肉、二锅头、鞭炮，邀约了几个互相信得过的同志，晚上在我家喝酒放鞭炮，以示庆贺。这时，学院军、工宣传队和院、系、大组两级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还蒙在鼓里。
第二天，院革委会的主任碰到我，问我昨晚为什么闹腾。我只笑笑，未做回答。正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逮捕了“四人帮”，大概是在10月10日。这以后，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我们客气多了，生怕我们“闹腾”。但是他们手里又握了两张王牌，一是两个“凡是”，一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仍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了。于是，我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找一个印刷厂钢板字刻得好的同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出版诗抄，要有一个名义。“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我们明人不做暗事。起初，大家说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名义，正式打出招牌来。后来，考虑到教研室有两三个同志，与主持搞这件工作的同志，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个人之间的芥蒂，总是合不来。于是，我们采取了出榜招兵，签名参加的办法，完全自愿。签名参加者，有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汪文风，共十六人。其实，徐政良、张敬棠、宋来魏、胡锡珍、徐祖武以及新来的一个同志，虽未签名，也积极参加了选诗词、编辑、核对，参与鉴定是否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和经历了战斗的硝烟的诗词，他们也参加了校对、印刷等工作，工作中也很积极。已签名的，我们商议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起初说叫“佟怀周”，后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叫“童怀周”，这是共同怀念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