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业实录 作者:南方农村报-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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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起，上海市连续发生多起因食用猪内脏和猪肉导致的中毒事故，导致300多人须入院就医。据上海市检疫部门从病人剩余食品中采集的样本化验，瘦肉精含量高达1166微克／公斤，而按卫生标准要求是〃不得检出〃。就是说，样本含量严重超标。
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介绍，目前送上市民餐桌的猪肉要经过三道关：第一道在养殖阶段，由动物检疫部门把关；第二道是在屠宰加工阶段，把关者是企业自己，由地方经委主管；第三道在流通消费环节，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必须说明的是，在养殖和屠宰这两个阶段的瘦肉精检测，是通过抽检的方式进行的，抽检率只有5％，此其一。生猪进入流通领域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检测，据称目前该部门还是沿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兽医卫生检验的规则，主要针对疫病与传染病，却没有把药物残留列入强制性的检验范围。就是说，现行的动物检验检疫规程里面，并没有瘦肉精的项目，此其二。还有，生猪的属地化管理也为瘦肉精猪流入市场带来了可乘之机。就是说哪里产的猪肉，就由哪里检测，并出检测报告。这次造成上海市民瘦肉精中毒的猪是来自浙江海盐县的。
原来如此。虽经几道关，吃到肚里的肉却也是不大可靠的。
由人及己，生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也有〃中招〃的一天？不知咱们的行业中人，那些养猪的、做饲料的，有没有为这个问题担心过？想过以〃自给自足〃的方式来规避个人健康风险吗？这无疑是对高度现代化生产方式的一个讽刺。
美国有两位经济学家研究过一个有趣的案例：一把枪和一个游泳池，哪个更危险？他们通过大量的调查，做了大量的统计，结果是这样的：美国每1。1万个游泳池就能溺死一个孩子，全国有600万个家庭游泳池，就是说美国每年因此死亡的孩子有550个；相比之下，每100多万支枪才会杀死一个孩子，美国私人拥有的枪支约为2亿支，就是说每年死于枪口的孩子是175人。所以，前者造成的死亡率，要比后者高得多。两相比较的结果，有点出人意料。
现在不妨回过头来，试着推算一下我们自己的〃危险系数〃。
前提：据行内人士介绍，一头猪使用瘦肉精10－20天，成本是8元，净利润22元，利润率达275％，存在利益驱动，且流通商往往以市场取向为由给养殖户施加压力。
一个人，如果他一周有N顿吃猪肉，人均年消费猪肉M公斤（包括消费已加工的肉类产品），涉及X个产地的Y个批次，假设市场上瘦肉精猪肉的平均比率为F％，人的平均寿命为E，以此推算，我们未来因食用猪肉而瘦肉精中毒的概率将为？
这真是一个事关民生的经济学问题。不知这个概率，比起我们曾经得过的感冒发热，比起我们闻之色变的癌病绝症，是会较低抑或较高，低多少或者高多少？
笔者忽发奇想：把这样一道题，交给对于瘦肉精使用握有〃生杀大权〃的行业中人来算，可能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得多。
（麦倩明《养殖宝典》2006年10月10日）
谁该为食品安全妖魔化负责
因了食品安全问题的娱乐化妖魔化演绎，作为上游产业的养殖行业因此〃沾光〃，在大众新闻传播领域里，养殖业曝光率日渐提高，原本在普通百姓心目中颇为〃土气〃的这个行业，居然有了一点名气，成了不那么光彩的〃明星〃行业。
近日点击率蛮高的食品安全新闻有二则。一则是由于肉价上涨，有不良生产厂家用纸箱纸皮冒充瘦肉，制作肉包子出售，而且已经经营了相当长的时间，口感不错，卖得也好。后来，这则在电视上有图像显示的新闻被证实是假新闻。如以戏观之，此可归为搞笑片。还有一则堪称恐怖片，就是〃八成养鸡场死鸡进入餐桌〃，这个据称是某科学院专家调查结果的报道，从养殖、流通以至加工环节，揭露鸡为什么病，病了怎处理，死了去哪里，最后总结是〃在畸形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鸡，就可能给人体带来长期的威胁〃……把危害引向未来，这是发挥〃剧情〃震慑力的有效手法，但其空泛化的指向有以偏概全之嫌。
就如养殖行业存在不少问题一样，媒体亦时有处置不当的地方，自会接受监督。现在有个说法是，防抢防盗防记者，记者也被妖魔化了。然而食品天天入口，人命关天，食品安全问题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都不为过，注定是一个广受关注的热门题材。问题的披露正是问题得到重视进而得到解决的开始。
但是，了解问题真相，让真相大白的过程，作为媒体往往要面临很多困难，包括来自权力部门的阻拦甚至干预，或者以〃敏感〃为由，不予配合，不予回应，不提供任何信息，或者干脆下禁令不许报道。于是猪敏感，鸡敏感，鱼也敏感，样样敏感，最终的结果，是担当管理与服务职能的这些部门失去了服务公众的〃敏感〃，在公众中失去威信，从而可能也被妖魔化。
而且，在这〃不〃那〃不〃背后，是否掩盖了对真实情况了解不清，对发展趋势把握不准，对解决问题缺乏手段，进而对面对公众缺乏自信？这样，回避是最好也是最简便的选择。
食品安全问题的妖魔化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政府、媒体、企业工作中均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只有三者各司其职，积极作为，才能维护各自的〃正面形象〃，特别是在涉及民生的事件，涉及产业安全的时候，普及常识，信息透明，更是文明法治社会的要求。在生产方式落后，动物疫病多发，防控工作严峻，矛盾日渐尖锐的养殖行业，这个要求来得更为迫切，也给各方特别是相关管理部门开出了一道高难度系数的考题。
（麦倩明《养殖宝典》2007年8月）
谁该为食品安全妖魔化负责
因了食品安全问题的娱乐化妖魔化演绎，作为上游产业的养殖行业因此〃沾光〃，在大众新闻传播领域里，养殖业曝光率日渐提高，原本在普通百姓心目中颇为〃土气〃的这个行业，居然有了一点名气，成了不那么光彩的〃明星〃行业。
近日点击率蛮高的食品安全新闻有二则。一则是由于肉价上涨，有不良生产厂家用纸箱纸皮冒充瘦肉，制作肉包子出售，而且已经经营了相当长的时间，口感不错，卖得也好。后来，这则在电视上有图像显示的新闻被证实是假新闻。如以戏观之，此可归为搞笑片。还有一则堪称恐怖片，就是〃八成养鸡场死鸡进入餐桌〃，这个据称是某科学院专家调查结果的报道，从养殖、流通以至加工环节，揭露鸡为什么病，病了怎处理，死了去哪里，最后总结是〃在畸形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鸡，就可能给人体带来长期的威胁〃……把危害引向未来，这是发挥〃剧情〃震慑力的有效手法，但其空泛化的指向有以偏概全之嫌。
就如养殖行业存在不少问题一样，媒体亦时有处置不当的地方，自会接受监督。现在有个说法是，防抢防盗防记者，记者也被妖魔化了。然而食品天天入口，人命关天，食品安全问题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都不为过，注定是一个广受关注的热门题材。问题的披露正是问题得到重视进而得到解决的开始。
但是，了解问题真相，让真相大白的过程，作为媒体往往要面临很多困难，包括来自权力部门的阻拦甚至干预，或者以〃敏感〃为由，不予配合，不予回应，不提供任何信息，或者干脆下禁令不许报道。于是猪敏感，鸡敏感，鱼也敏感，样样敏感，最终的结果，是担当管理与服务职能的这些部门失去了服务公众的〃敏感〃，在公众中失去威信，从而可能也被妖魔化。
而且，在这〃不〃那〃不〃背后，是否掩盖了对真实情况了解不清，对发展趋势把握不准，对解决问题缺乏手段，进而对面对公众缺乏自信？这样，回避是最好也是最简便的选择。
食品安全问题的妖魔化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政府、媒体、企业工作中均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只有三者各司其职，积极作为，才能维护各自的〃正面形象〃，特别是在涉及民生的事件，涉及产业安全的时候，普及常识，信息透明，更是文明法治社会的要求。在生产方式落后，动物疫病多发，防控工作严峻，矛盾日渐尖锐的养殖行业，这个要求来得更为迫切，也给各方特别是相关管理部门开出了一道高难度系数的考题。
（麦倩明《养殖宝典》2007年8月）
第三部分 养殖者之民生
第一篇 基层动物防疫体系
亲历基层兽医体系起落兴衰
一位老兽医的33年
黄利贞今年62岁，按规定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他现在还是高要市金利镇畜牧兽医站站长，乡亲们亲切地叫他〃老黄〃。
老黄在兽医站已经干了33年，站长也当了10年，现在每个月能发900元左右的工资。老黄一直说他命好，因为就在隔壁的蚬岗镇，与他年纪相仿的兽医老麦，做着和他同样的工作，一个月只有500元，〃我们站的收入是高要（兽医站里）最好的〃。
老黄最大的愿望就是〃转正〃，但是直到现在他的身份还是〃大集体〃，这个称谓似乎早已经封存在历史教科书中，只属于〃学大寨〃、〃人民公社〃那个遥远的时代。
20世纪60－70年代：拥有城镇户口
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乡镇兽医站都归县畜牧局直管，兽医虽然没有正式编制，但可以享受国家事业单位待遇。于是做一名正式兽医，成了年轻时候的老黄的理想，终于他有了让村里人羡慕的城镇户口。
〃那个时候的兽医可是农村里最吃香的〃，老黄讲，在他十几岁的时候，镇里面有了兽医站，每个村还有专门的防治员。所谓的防治员就是村里面的土兽医，不算兽医站的正式人员，受镇兽医站和生产大队〃双重〃管理。
〃谁家的猪、鸡生了病都找防治员去看，没有工资，但是可以在生产大队记工分，每个月下来十几个工分，可以换3－5毛钱〃，读过几年小学的老黄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上村里的防治员，那可是生产队里风光的〃技术工作〃，于是老黄开始跟着村里的兽医学习给猪、鸡打针、看病。没有想到当时出于好奇的选择，竟成了他一辈子的职业。
1962年，18岁，年轻力壮的老黄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当上了金利镇东坝村的防治员，而且一干就是11年。渐近而立之年的老黄发现，做防治员的收入不能支撑他已有妻儿的家庭开支，于是他渴望着能够进入镇兽医站，像其他正式兽医一样，每月都能领到工资。
〃当时的乡镇兽医站是县畜牧局直接管理的单位，属于集体所有制，兽医员虽然也没有国家正式编制，但是享受国家事业单位待遇，按照统一标准发固定工资〃，高要市畜牧技术推广中心岑松芳书记说。
只有小学文化的老黄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资格进兽医站工作的，直到1973年金利镇兽医站需要增加人员，当时的站长看中了老黄11年村级防治员的经历，于是老黄似乎在一夜间就突然完成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转变，因为从那一天开始，老黄有了城镇户口。
每个月28元工资，还可以像城里人一样去粮店买国家统购的供应粮，老黄虽然当时还住在村里，但是已经感受到生活的改善，而他所在的兽医站也在县畜牧局的统一管理下，正规地运转。
〃当时兽医站收取的检疫费、防疫费要上缴到县畜牧局，各站采取报账制，每个月向畜牧局领取工资和工作经费，人员编制、经费开支、设备器械都归畜牧局统一管理，每年省、市、县还都有一定的经费拨下来〃，岑松芳介绍。
20世纪80年代：自收自支自主
改革开放初，乡镇兽医站下放到镇政府，渐渐地变成了〃两不管〃。老黄失去了在村里分田的资格，却暗自庆幸自己生在金利镇，因为这个镇的兽医站是全市效益最好的，他能够领到的钱也是最多的。
20世纪80年代，老黄身边发生的两件事，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件事都与改革有关。
一件是80年代初，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分田到户。世辈农民出身的老黄却没有了分田的资格，村里的干部告诉他，户口已经不在农村，自然没有田分，这样的解释让老黄觉得很委屈，但又没有办法。
另一件就是镇畜牧兽医站的下放。〃兽医站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下坡路〃，岑松芳说。
1985年，高要作为综合改革试点开始精简机构，原来农业部门直管的〃七站八所〃下放的下放、合并的合并、撤销的撤销。镇兽医站没有撤销，但〃三权〃（人权、物权、财权）改为镇政府全权管理，县畜牧局只负责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