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4-北京共识-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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槊挥腥烁涸稹Ｔ鹑我浅Ｇ逦鼗獾礁鋈耍还苁抢返脑颍故翘逯频脑颍斐傻墓П匦胗上嘤Φ母鋈酥Ц洞邸＊ぁ ∥颐窍衷诙砸懈吖苋嗽钡淖萑莼蛘咚翟际蛔悖苁且谐鑫侍獾氖焙蛩嫡馐且桓隼返奈侍猓抢肥怯晒サ较衷诓欢系难有５轿颐�2008年看2004年的时候，我们认为2004年是历史问题。还有就是说体制问题，任何人都生存在体制下面，很多问题可以归结到体制问题？ 中国银行家在其经营管理过程中违法乱纪的行为，由司法部门更强力地直接介入，用国法而不是滥用家规，我觉得是有希望的。1980年代美国处理储贷协会危机的时候，前后有200多银行家进监狱。在安然丑闻中暴露出来的，也有不少银行家和企业家进监狱。所以我希望在中国，银行业糟糕的状况和银行高管进监狱的频率一致起来，银行业好转的状况也该反映在银行高管能获得更高的薪酬一致起来，借口体制，借口历史，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夏 斌：我在这方面曾建议过，处理人要有公示制度，不能处理天津金融系统的人，黑龙江金融系统不知道，处理海南金融系统的人，新疆金融系统的人仍在犯同样的错误。有了公示制度，能让问题的处理确确实实在全国金融系统起到威慑作用。 银行治理结构能否改善 《21世纪》：以上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核心都涉及治理结构，那么，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能否改变呢？在中行股份中，汇金公司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海外战略投资者引进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夏 斌：海外战略投资者作为股东负责任的态度，不用我们担心，我对他们是充满信心的。关键上还是治理结构，负责任的股东能起多大的作用？健全治理结构，一定要树立起董事会、股东是老板的概念，行长绝对是打工的。在解决中行进一步迎接挑战问题上面，关键是要把董事会结构搞好，就是说把董事会的作用真正发挥。 我有几条建议，第一，董事会的议事要有相当的精力，一个季度开一次会够不够？想解决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中的问题，可能是不可能的。何况刚刚转到股份制，在转轨初期董事会要多花一些时间，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二，是议事的内容。这两年为了上市，中行、建行在银监会领导下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认为远远不够。我希望更多发挥董事会的作用，议事的范围内容如仅局限于目前一些银行董事会的内容，是不行的。治理结构确定以后，行长的权力要受限制，但是，银行目前大量的内部运行制度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规章制度，要不要进行修订，老制度有没有毛病，如何修订？董事会的意志如何贯彻，或者说如何参与？仍靠原有的行政系统，我是很担心的。 第三就是议事规则。作为一家公司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不必公开。但我认为在现在情况下，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的大银行公司，公开议事规则让全社会监督有好处。有利于取信于民，取信于股东。公开接受社会批评，让社会来品头论足。有利于“一股独大”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股份制银行只有在社会议论中才能进步。 第四就是独立董事问题，独立董事权利怎么保证，占多少比例？议事规则中独立董事有多少说话的权利，是否每一项重大决策必须是少数服从多数？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在什么问题决策上，独立董事有绝对的影响力？这些都要明确规定。 第五就是选什么样的独立董事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独立董事除了要有良知，有公信力外，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国情，了解改革前银行毛病的痛处，要敢于说真话，敢于说实话，敢于说与大股东不同意见的话。要有相关的阅历。知名人士或者说有较高的文化背景不见得称职。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与未来（5）
《21世纪》：我们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是两条平行线。现在的改革，在现实层面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革？ 钟 伟：银行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更多是微观层面的，应该由董事会负责讨论。一般来说，我们更关心公权，更关心外部监管的问题。我现在担心的是，如何形成完善的外部监管框架。本来在银行监管领域当中，就非常难以在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划定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现在好歹国资委还是事业单位，是属于非盈利机构。而汇金是财政资金注资的投资公司，是纯粹的公司，下一步汇金公司还要控制建行以及更多的银行资产，很有可能头脑一热，把所有者的身份和监管者的身份混淆起来，把其通过董事会影响银行治理结构方面工作扩大化，扩大化到外部监管的职能，迄今为止汇金的定位是非常困难的。鉴于汇金是公司，不是事业单位，更不是行政机构，因此其董事会成员也就算了，可以保留公职，但是总经理以下应该纯粹就是打工的，建议汇金公司管理层集体辞去公务员职务，否则汇金就是官营的机构，不是正常的企业，也难产生要求银行获得有竞争力的分红水平。 另外，汇金从成立到现在一共公布了两条信息，一个是年初汇金对银行完成了注资，不过100多字，另一条是8月份宣布汇金的人选定下来了，也不过400字。如果汇金的神秘性持续保持下去，公众如何监督它？要知道汇金用于支持国有企业的不是国有资金，而是动用了外汇储备，是公共资金，目前连国际储备变动都可以按季公布，为什么汇金不能更及时、准确和充分地披露信息？ 李伏安：对真正外国投资者肯定还有机会，政府企业对民间实业投资，今后是什么样的走向，还不是特别明确，整个国家宏观政策，20年以后，国有股控股哪些企业、哪些行业，还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有一个可以区别，就是说目前战略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有25％的限制。当然，今后的趋势一定是可以比例更大的。 第一个他们进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这次马上拿到控股权，而是说下一步从25％扩大到45％，是可以做的。外国投资者不会因为减少股份而退出投资；第二个问题是，董事会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董事会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董事会在制度上的职责划分和确定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想干预经营的做法，都应该排除。要保证每个董事会的激励机制是正向的，让每个董事会成员，真正想把银行搞好，想跟银行长远健康发展，而不是一两年；第三个就是汇金公司的作用，我觉得政府投了这么多资，一定有决定性作用，只是未来股份制结构当中的一个股东，一个股东所有者代理者，而不是银行或者是董事会的全部。如果政府决定百分之百国家持股，汇金公司可能成为现在的国资委。但是，如果是多元化股份结构，真正让自己投资者进来，谁都不负责任肯定不行。 股份制改造会一步一步进行，目前的状态不会是未来的模式。可是问题就是说已经有一个股份制框架，尤其是下一步战略投资者进来以后，会变成股东的一部分。第二个就是说引进独立董事，我相信比这个专业水平和自己的利益都要大。这是董事会架构基础和框架。还有董事会的议事规则，我就是一个行当，交给我，董事会并没有规定行长来领导银行，只是要他来召集开会，协调各方的利益。大家可以就具体问题辩论，最后能不能通过，独立董事不能是看谁官大就听谁的。 王元龙：完善股份制银行的治理结构，董事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董事会各个董事职责的发挥，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要达到1／3。从国际先进银行的情况来看，通常独立董事要占到董事会的50％左右。我觉得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独立董事要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果独立董事达到1／3就会相当有影响，如果以后达到50％，那么作用就会更加显著。因为现在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没有人提出异议，而且也是今后努力的一个目标。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健康负责的董事会，优化董事会的结构、形成制衡机制。因此，至少需要完善以下几个方面：引进外部非执行（独立）董事；建立董事会所属的委员会；建立制度保证董事会尽职工作的机制；明晰需由董事会决定的事项；保证为董事提供详尽的所需信息；建立董事评价制度。 李伏安：董事会还是决定银行的战略，准备管理架构的设计，尤其对风险控制，董事会一定要有控制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对人员的考核和认定，而绝对不应该介入到业务上面。业务的成败，关系到银行的成败，董事会不介入到业务上面。反过来，不是说大家在这个地方妥协，妥协出一个行长，银行一定需要有一个有远见、有胆量、有挑战精神、有冒险精神的人来当行长，行长在所有问题上都与董事会妥协，银行是很难经营的。那么，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映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出来，反过来董事会有可能失控，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董事会有很好地定位和建议。 夏 斌：要了解中国的银行行长最怕什么？最怕不良贷款增长，还是怕自己的行长被撤？从目前看，显然答案是后者。这是中国银行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所以一定要把行政官位取消，要打破官本位制度，吸收更多的优秀人才，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李礼辉当上总经理以后，能不能决定部门经理的职位，还是党组集体决定？这就是挑战。应该让总经理有绝对的行政执行权力。同时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不行就炒鱿鱼。董事会要有提名权，或者是罢免权。特别是独立董事通过提名委员会，更要有相当的提名权利。否则的话，少数服从多数，绝对是大股东说了算，由组织部门考察，不长期在第一线摸打滚爬，很难选准人。 王元龙：现在两家股份制改革试点银行都在进行人力资源改革。我觉得，人力资源改革向市场化方向扩大，有利于银行健康的发展。人力资源改革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德才兼备。关键在于观念和机制的转变，如果没有国际一流的薪酬，肯定也是得不到国际一流的人才，这是一个规律。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中国金融面临高额风险
《21世纪》：从整个银行体制来看，我国主要面临哪些风险呢？ 钟 伟：从2003年以来到现在，以银行改革为标志，实际上是第一次真格的进行金融改革。原来政府管理之下，银行危机就是财政危机，也就是政府可信度的危机。在宏观调控条件下，我们还是担心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就是金融风险集中的问题。金融风险不是集中在基层，而是从下向上一点点向中央政策集中。 金融风险第一就是券商的风险。目前券商基本上都有问题。所以，仅券商这一块，理想化一点大概需要1000亿元来挽救，悲观一点就是一千四五百亿元。第二点就是宏观调控过程中，经济大起大落，是银行坏账积累的一个高峰，到2004年上半年差不多已经有42万亿元的信贷，这一块保守一点估计，有2000亿元的坏账是完全可能的。第三块就是，由于过去几年中长期建设国债发的比较多，银行给财政配套的这一块资金不少，总量配套下来，大概有两万亿元资金。那么，应该说在宏观形势比较好、经济比较景气的时候还没有事，但是，现在实际上经济在滑坡，以前的优质资产都有变劣的趋势。这块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可能出现四千多亿元的坏账。然后，还有一个国债的问题。因为现在银行比较漠视市场风险，这倒不是人民银行的责任，因为人民银行把利率基本放开了。国债过去几年差不多吸引的都是中长期利率投资者，是无限量走高的国债，这块又会赔钱，赔3000亿元很正常。还有政策性银行的问题，恐怕农业发展银行没有两千多亿解决不了；城市商业银行这块，资本充足率不到1％，理论上都可以破产；农信社这块比较差，至少需要3000多亿元。 这些问题加起来，有些是隐性的，有的是显性的，比如国债危机肯定是显性的，过去一年到现在，信贷资产恶化肯定也是显性的。我们把渠道分成隐性和显性，可以看到显性金融负担在今后两到三年，每年增加2000多亿是很正常的。隐性负担大概每年要增加4000多亿元，之后差不多是6000多亿元，所以银监会压力会非常大。所以，并不是我们在改革银行过程当中把金融风险释放了，只是将金融风险显性化、集中化了。显性化就是原来压在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