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4-北京共识-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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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市政公用事业民营化之路（4）
后记：2003年9月24日，就在第1期“21世纪北京圆桌”见报的当天，全国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暨项目投资洽谈会在北京开幕。参加此次盛会的投资机构近100家，会议共发布招商项目730多个，项目资金规模达1500亿元人民币。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会上强调，要围绕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以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市场监管，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政公用市场体系为目标，加快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 他表示，由于历史的欠账和市政公用行业长期以来作为公益事业由政府包办的旧观念，导致了投融资渠道不畅，设施能力不够，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速度仍相对滞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市政公用设施的服务能力仍相对滞后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突出表现为四大矛盾：城镇化高速发展与基础设施短缺相伴随的矛盾；市政公用设施短缺与既有设施运行效益的下降并存的矛盾；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跟不上与污染排放量不断扩大的矛盾；投资需求缺口大与投资渠道单一的矛盾。 10月中旬，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这一原则在2005年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之中得到进一步明确。
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中部崛起（1）
“中原定，天下安。”逐鹿中原从来就是中国的战略家、军事家关注的重点。在未来的30~50年中，中部和传统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决定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格局。 这是2003年9月林毅夫与陈剑波在《中国农业／自然资源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句经典判断。 这部关注“体制转型中的增长”的报告，主旨在于“让更多人参与增长的过程和分享增长的好处”，在分析了有关“三农”的一系列问题之后，报告提出，解决整个农村问题可“以中部地区为突破口”。 按照报告的“中部”概念，中部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到全国乡村人口的一半以上，面临最少的自然资源和最为严重的贫困问题。如果这部分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村人口能够得以顺利转移，将会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调整提供巨大的空间。 解决中部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实现大量中部地区的乡村人口转移，一是可以增加净消费性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的人口规模，大规模增加农产品的需求；二是为贫困地区的农产品供给提供市场份额；三是可能实现生态脆弱区的移民目标；四是可以对移民之后的生态脆弱区进行保护；五是可以大力抑制目前传统农业地区生态的快速恶化；六是乡村人口的大量转移，意味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工业化的发展既标志着原农业地区的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那么各级政府会有更多的公共财政用于扶贫和自然资源的保护。 林毅夫显然已经提出了一个解决区域经济和“三农”问题的核心命题。2003年10月16日，就“中部”困境及其突围的方式等问题，本报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高俊才、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调研部研究员谭卫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所教授蔡继明共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展开“21世纪北京圆桌”第2期讨论。 传统农业区定义“中部” 《21世纪》：林毅夫教授在《中国农业／自然资源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将中部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这也是本期论坛的缘起，首先请林教授阐述一下立论理由。 林毅夫：我们提出中部作为突破口，并非从平衡的角度来考虑，不能是东部有一个政策、西部就有一个政策，东北有一个政策、中部就要有一个政策。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常说的中国的问题，比如城乡收入差距、三农问题，最核心的表现还是在中部地区。 “中部”概念是什么？跟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不一样，它主要是传统的农业地区。传统农业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上曾有很大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加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调整，当时农民的收入增长比较快，中部一些地区的发展水平、农民收入在那段时间跟东部、跟城镇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在缩小的。但自1985年后，中部地区发展比较慢，跟东部地区收入的差距也开始扩大。这个扩大不仅是表现出中部的整体地区跟东部整体地区的差距在扩大，更表现出是中部的农民收入跟东部的农民收入差距在扩大。 从目前的研究看，农业地区收入比较滞后，尤其是中部地区，从农民的收入以及承担的负担来看，中部地区最滞后、最沉重。 《21世纪》：林教授对“中部”的界定是十个省区，即河北、四川、重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广西，但也有五省（豫、鄂、赣、湘、皖）等说法。那么，对于“中部”，从地理概念上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呢？ 林毅夫：每个学者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界定也不一样。我们的界定主要是传统农业地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部属于人均耕地并不是太多的地区。所以，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以及海南不包括在我们的定义内，因为这些省的耕地比较多，它们同其他各省农业发展道路不一样，它们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简单来讲有点像澳大利亚、加拿大那样的地区，但是，我们中部农区的发展方式可能会比较接近东亚的发展模式。 高俊才：我觉得界定没必要太绝对。有些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并不是西部地区都全面享受。中部地区也有一些较差的地区，参考一些西部政策，国家应该给予适当支持。 谭卫和：林教授谈的核心是人均资源，就人均占有资源量和人均占有的生存空间而言，其实，是发展水平的差异，更是区域起跑线的差异。 林毅夫：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为什么把它定位在十个省？基本上是考虑到这些地区没有靠海，没有地理的方便；第二，他们属于传统农业地区；第三，那里的人力资源比较少。
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中部崛起（2）
中部为何“塌陷”？ 《21世纪》：河北党校马副祥等人在《谨防中部塌陷——西部大开发，中部怎么办？》中提出，近10余年内，我国中部与东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两者GDP差额比已增加了6倍。而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西部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东部的73％和48％，中部地区的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为东部的66％和62％，可支配性收入甚至低于西部。为什么中部的问题会如此的突出？这些问题是如何造成的？ 林毅夫：一个比喻是，中部像是一个盆地。东部的收入高，西部如果从城镇收入角度来说，收入也要比中部高。本来，西部的农民收入不一定比中部的农民收入高，但是，西部农民的负担要比中部农民小，因为西部的干部大部分是“吃皇粮”的。所以，“三农”问题在中部特别突出。 谭卫和：我个人感觉造成中部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政策上的回避。按照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应该由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依次推进，而不是“东征西战”。为什么？这符合经济学的效应，资源、资本、资金、技术、人才要向效益最高、最有利于市场的方面集中。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起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中部地区的问题已比较严重。 林毅夫：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发展战略问题。因为传统的产业，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导下，大多属于资金密集型，这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所以若没有国家的干预、扶持，重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为了发展重工业就需要国家很多的干预和扭曲，包括对农产品价格的人为压低和市场的压制。 另外一方面就是改革、放开过程中带来的问题。东部的市场条件比较好，本身人口密度高，当地的市场规模很大，再加上它跟国际的接轨很快。所以东部放开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有优势的产业发展很快，比如说浙江这几年发展就很快。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当然就会形成从中部进口农产品，从西部进口矿产资源，在扶持重工业的战略下这些产品是比市场价格低的。这就形成了中部和西部再补贴东部发展的局面。这实际上成为1985年以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源泉。 还有，我们改革走的双轨制，在经济中不少计划的干预成分仍然存在。只要有干预，就要有很多行政部门来执行，财政体制改革把财权上收，把事权下放，中部地区就要养这些干部，大量的基层干部变成了农民的负担。之所以中部地区成为现在各种矛盾的交集，正在于这种原因。当然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