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4-北京共识-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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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海南战略（3）
第二，从战略上考虑工业化。 我认为不管哪个地区要实现现代化都要完成工业化的任务，更不要说海南是一个省。只是在产业选择要严格环境标准，发展污染排放少、附加值更高的工业，现在可行的是将工业相对集中在西海岸（东海岸保留自然风光），以后跟东盟这一块经济往来更方便，怎么开发要有一个整体的设计。 一方面，要引进一些大的战略投资者，搞一批大规模制造业。不然，海南的经济很难跨越。在现有格局下，海南推进工业化也面临一个很难得的战略机遇。 另一方面也要善待中小企业，因为大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的成长会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第三，充分利用好粤海铁路和岛外需求发展本地经济。 粤海铁路是改变海南与大陆经济联系很重要的契机。粤海铁路修通以后，还有环岛铁路问题。环岛铁路建成后，海南沿海这一块的格局就会不一样了。 海南沿海地区要与港航业发展结合起来，做一些战略上的考虑。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利用岛外的需求来带动岛内经济发展。 第四，促进岛内经济的合理布局。 海南现在提“南北带动、两翼推进”。我觉得南北现在比较明朗，就是海口和三亚，发展的基本格局已定，现在最关键的是两翼。 海南今后五到十年发展取决于两翼。两翼能够发展起来，海南经济就有希望。两翼也要有一个分工，西翼就是制造业基地，经济布局的重点对两翼要有所考虑。 李茂生：中转型经济的发展思路，我看只是一个侧面，肯定是正确的。但是，从海上运输来看，香港、深圳或者黄埔港，地理位置都不差，而且已经有相当好的基础。发展海南的中介地位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面，但是绝对不能立足在这一点上。 我更倾向于海南发展成为一个候鸟型的经济。随着中国加入WTO进程的推进，或者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开展，海南在旅游上的优势会越来越淡化，但是海南的地理和环境优势会吸引内地富裕阶层，甚至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另外，钢铁厂、造纸厂、汽车、制药，海南都可以发展，但要时刻注意环境保护。 冯 仑：对于产业的选择，一个办法就是政府不要去管，由市场自然选择。那么，旅游很可能成为海南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还有一个办法，政府可以设定一些特殊政策，使海南成为免税天堂，吸引离岸公司。 在海南做药，有关海洋生物可以到海南，但是做一般的抗菌素，非要去海南吗？现在全中国的汽车都好卖的时候，怎么能证明海南的汽车，十年以后会成为海南的支柱呢？当年两万家公司做房地产，你就说海南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么？现在政府已经不是投资主体了，又没钱，招商上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特殊政策，做好公共服务是最重要的。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海南战略（4）
迎接新一轮地产热潮 《21世纪》：2003年，海南房地产开发投资359471万元，同比增长844％，其中商品房投资额达332885万元，同比增长818％；住宅销售额达到210998万元，同比增长908％。经历房地产泡沫洗礼的海南地产业，又出现重新升温的迹象。这一轮的前景将如何呢？ 冯 仑：海南的房地产，三亚、海口都比较成熟，大起大落之后，无论政府还是开发商、银行、消费者都已经比较成熟，海南经历了整个房地产兴衰的一个全过程，由最盛到最衰。 我最近去海口、三亚考察，发现市场和政府对房地产的定位非常一致。三亚的定位是观光加度假，所以它的普通酒店非常多，餐饮、服务发达，但写字楼很少。海口现在的定位是“健康生命乐园”、“第二居住地”。海南以两万家公司的失败为代价，换得了政府与市场的高度契合。 从经济增长上看，海南最近两三年的发展还是比较健康的。海南是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同时都在增长，但是外地市场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李茂生：海南的司法环境，是政府真正需要解决的一个方面。第二居住地也好，观光旅游也好，如果你的安全没有保障，都是空的。政府不要当市场主体，要去当服务主体，这就对了。 《21世纪》：对于市场风险的控制，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呢？万通的投资策略又如何？ 冯 仑：从政府的政策层面上来说，要抑制和预防所谓的泡沫。从企业这方面来说，需要有更多的理性。逐渐理性的政府加日益理性的企业，这个市场才能健康。当政府越来越有效和理性地控制自己的土地资源的时候，当金融的配合能够使投资者更加理性的时候，当市场的需求成为真实的支撑的时候，才能产生一个新的逻辑：持续、良性、健康发展的要求。这个时候市场风险应该就不大了。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美贸易博弈棋局（1）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将于2004年4月22日到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和商务部长埃文斯会面，共同主持中美商贸联委会，这将是中美商贸联委会升级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会晤期间，中美近期一连串的贸易纠葛，都将被触及。 对于两国间的公案，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从知识产权、纺织品、农产品到钢铁，从“301条款”到“337贸易大棒”，从争取最惠国待遇到艰难的“入世”进程，无不如火如荼。 在多极化的政治格局之下，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更多的决定于经济利益。基于双方已经形成高度的贸易依赖，争吵往往无伤大雅。但是，不可否认，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中，中方一直处于弱势。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输出通缩论”和人民币升值施压，我们都可以以理服人，在策略上，却不得不更加迂回。 根据有关统计，中国2003年的进口额比过去增加了40％，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进口国。除了正常的进口额度的增加，我们还有大规模的采购——在2003年11月12日，中美双方就签署了三个大的采购合同，总价值超过60亿美元。但是，采购大单似乎并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没过多久，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美贸易纠葛就又成了新闻热点。 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经贸问题不要政治化，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却是很难实现的。在美国大选临近时期，中国问题又将成为竞选者哗众取宠的砝码。 对于美国，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贸易策略，能够在中美经贸的大大小小的博弈中，战略上不低于人，战术上也不输于人，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2004年4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洲研究室牛新春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9期，就中美贸易的症结与策略进行深入探讨。 中美贸易顺差探源 《21世纪》：最近中美贸易出现了一系列摩擦，从1979年建交以来，两国的经贸关系出现过哪些变化？ 隆国强：从历史上来看，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中发展最快的，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9年以前，中美关系都非常好，两国的贸易额也迅速增长。当时的统计数字实际上是被大大低估了，因为在19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还处于初级阶段，大量的贸易实际上都通过香港转口进行，而这些并没有进入到中美贸易额的统计中。 另一个拐点在1992年。从双边的统计来看，1992年中国对美还是31亿美元的逆差，1993年开始一下就跃到627亿美元的顺差，以后进入长时间的顺差状态，而且数字越来越大，以致这些年来贸易不平衡成为一个突出的双边问题，很多其他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由于双边贸易不平衡带出来的。 对于双边贸易的差额，统计差别很大，2002年的顺差，中方的统计是472亿美元，美方统计是1030亿美元。原因在于美方把从香港地区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品按原产地规则统计为中国出口，却把它经过香港地区出口到中国的商品，统计成了出口到香港地区，所以美方的数据高估了中国的顺差。当然，中方的数据也存在低估，我估计实际顺差大概在600多亿。 马 宇：在贸易顺差方面，还有一个利害关系不对等的问题。1993年以来，对美国一家的顺差额要大于我国的整个顺差额，尤其是我们前些年的出口导向，鼓励出口成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贸易伙伴对我们来说也更重要一些。 而对美国来说，与中国的逆差对它的消费者肯定非常有好处，但是，相比经济增长，它更加关注失业问题。这也就造成了中美贸易基本上三年一大打，一年几小打甚至十几小打，1994年知识产权谈判一度恶化，但无论如何摩擦，两国贸易关系都难以断裂。因为两国实际已经形成非常大的依赖关系，中国的加工贸易产品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隆国强：中国人看美国市场，对其重要性看得比较清楚，而且公开承认。但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看得并不是那么透，也从来没有公开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