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4-北京共识-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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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全球化的终结，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和结构也要重新洗牌。 左大培：我们通常讲的贸易都是两国模型，现在实际上是中国、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三角问题。在对中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同时，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却很少出口中国，而东南亚其他国家在对中国输入芯片等产品时，却并不需要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总之，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居于最低档。如果中国能继续快速增长，一定意味着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的升级，产品不断地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转型。这样，我们从东亚国家进口减少，同时也会降低对美国低端劳动的出口优势。 海 闻：中美贸易平衡既有结构问题，也有政策的问题。结构上，我们现在的购买力还没有达到购买美国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水平；政策上，美国方面还有一些政治和军事的考虑，高科技产品不能顺畅地进入中国。当然，我们也存在着一些保护。 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同时会带来成本的提高，但我国有这么多劳动力，注定转型的过程会比较长。其间可以采用一些短期的办法，比如更多地从美国进口、临时政府采购等。 《21世纪》：对于中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上的位置，一种有趣的说法是“欧美是董事会、印度是办公室、中国是加工厂”。 赵晋平：有一个结论是肯定的，中国现在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不是一个贸易强国。在产业这个领域来说，我们主要是通过在制造业上相对的比较优势，来赚取收入。在国际分工和要素资源的配置方面，欧美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在服务业上存在优势，所以你的比喻还是比较形象的。 为什么讲我们现在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呢？因为贸易大国是从一国贸易总的规模，包括它在整个GDP当中的贸易依存度来判断的，贸易强国则在于产业地位。我国绝大部分都是拿人家的品牌生产的，外观的设计权都在人家的手里，别国得到的是高额的利润，我们只是通过加工的方式获得收益。从附加值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得的比例是相当低的。 今后需要进一步提高我们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加快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的开拓，提高我们的竞争力，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使贸易大国真正能够成为一个贸易强国。 海 闻：附加值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本的附加值，一个是劳动力的附加值，我们现在劳动力的附加值低，但是我们的资本附加值很高。附加值跟资本、劳动力的比例是有很大关系的，二者比例在目前国内经济中的悬殊决定了我们在贸易上的强弱。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海南战略（1）
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同年5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的通知，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其中包括土地有偿使用，矿产资源有偿开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等政策。8月2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实际上，早在1983年，中央11号文件就提出，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发展，1987年，中央23号文件又提出给海南以更多的自主权。 椰风吹拂的海南，在建省之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地带。没有人能够想像，在这块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上，会演绎怎样的神话。 几乎一切与经济相关的制度都有待建构，海南不仅成为一块社会主义的试验田，更成为经济理论自我证明的交锋地带。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到北京大学名教授厉以宁，都卷入这场理论的热潮。 在这块3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得以涅槃。20000家房地产公司从生到死，十万创业大军黄粱一梦，他们演绎了中国民营经济创业史上最为悲怆的一幕。 十年的沉寂之后，海南岛重新浮出水面，这一次，它的命运会如何呢？它会漂向何方？ 4月7日，当年海南调研的主力、现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李茂生，出自海南的地产界闻人、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和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8期，历史沧桑中透视海南的沉浮与未来。 最大经济特区的定位 《21世纪》：早在海南建省前夜，1987年11月25日至次年1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带队的调查组就曾经对海南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研究，后来完成了著名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报告》，成为这个最大特区的战略指南，请李茂生总编回顾一下调研的过程。 李茂生：发展海南建省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1980年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效很大，四个经济特区的优越性也逐步体现出来，但是，当时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发展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大陆很穷，台湾地区很富。小平同志以战略眼光，提出要发展海南岛：我们把海南岛建设得跟台湾差不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当时受海南省省长梁湘的邀请，刘国光带队，我们一行共12人赴海南考察，研究海南的发展战略，另外，还有厉以宁领导的北大小组、中科院、上海的一家研究所等四五家同时研究海南的发展策略。中科院的数理经济学优势很强，我们只能扬长避短，在海南发展的大方向上进行把握，我们制定战略的一个支点就放在怎样使海南尽快地发展起来，缩小跟台湾地区的差距。 相比台湾地区，大量的外援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只能靠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把海南的经济搞上去。调研之后，我们确立的总体战略思想就是要搞市场经济，这是坚定不移的。其次，就是要加大开放力度，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自由经济区——既不是自由港，也不是加工贸易区。 产业结构上，当时我们提出以工业为主导，工农贸旅并举，三资产业协调发展。那时，海南的工业基础很薄弱，农业有一点，旅游也没有多少，贸易有一些走私。 以农业为主，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整个海南岛的经济实力；以旅游为主，当时国内人均生活水平很低，旅游业几年内没有太大的希望。而且，旅游也不完全是一种自然景观的消费，它是一种综合的消费，海南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不能相比。我们甚至私下提议，把三亚附近的几个岛划出来，搞红灯区、开赌城，但这显然和我们党的政策相冲突，更重要的还是现代化不能离开工业化，否则整体经济就没有根基。 当然，海南的发展策略也要与时俱进，并不是我们那一套就是惟一正确的。原来发展海南的政治任务很重，现在随着大陆经济的飞跃发展，这方面的色彩已经淡化了，现在更多的要从海南岛本身的发展，从增加海南人民富裕这方面考虑。 海南发展现在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领导班子之间政策的继承问题。我经常讲，现在的领导干部丢了一个最优秀的传统，就是当自己的本事不如前任的时候，不能勇敢地按照前任的路线走。历史上很有名的例子“萧规曹随”，很值得借鉴。 冯 仑：海南的开发跟很多省份一样，都是以长官意志为主导，而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海南最早的导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战略报告，后来是一任领导一个主张，任期最短的是王岐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说法，每一个新的定位就意味着资源要重新配置。海南的教训都是后一任没有把前一任的主张延续下去，都是改变的积极性大于延续的积极性。 其实，从多年的实践来看，一件事情的好坏，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短时间内很难有是非，一个战略可能坚持一百年就对了。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举着这个杯子喝一口水是正常的，如果举了五个小时，就是神经病，举50年，我就是文物，最后我们家圈一个绳去卖票，都可以养活一家人——时间可以改变一件事的性质，而不是这个动作。每一个定位只要坚持20年，30年都可能成功，比如海南有一段时期要搞智慧岛，跟中关村竞争，短期肯定很荒唐，如果200年都坚持这一个做法，没准儿也行。所以海南要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战略改变不要太轻易，这是全国很多省市资源配置浪费的重要原因。 发现真理的事太容易，因为真理这种产品是低成本的，坐牢都可以发现真理——成本是负数都可以有收获。所以每个领导不要急于自己宣布一个真理，把一个事持续干下去就行了。 《21世纪》：冯总1988年从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到海南组建改革发展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职务，并很快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凭您对海南多年的直接感受，您对海南的发展条件如何定位？ 冯 仑：我跟李总编差不多同时去的海南，第一次是1988年下半年，当时我还在中宣部，是搭广州空军的军用飞机去的，1991年着手创办万通。 现在回过头来，对于海南经济重新认识，有三个方面比较清楚。第一就是它的依附性。从房地产市场来说，海南本土市场非常小，海口的房子50％以上，三亚80％以上卖给内地，它的房地产市场好不好，不取决于本省居民收入有多高，而是取决于大陆的经济发展。王岐山讲了一个“后花园”的概念，很形象。 第二，海南的发展有后发性，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在中国整个经济增长中成为一个龙头的省份。他一定是等着别人发展了以后，在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当中，创造自己的市场。它一定是服务型经济，服务大陆经济的一个经济体。 第三，海南是一个流动性的市场，是一个飘浮的经济，只要大陆有一点灾难，它就垮了。不像辽宁有自己的工业基础，怎么样都有一个底拖在那儿。 从这些特征来看，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服务型的岛屿，旅游、度假消费的地方，最近的统计表明，三亚、海口的VIP客人在全国是第一的，这个地方已经被认同为全国最好的度假场所，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是，政府现在又在强调工业的发展，比如汽车、医药，这些发展的困惑在海南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海南战略（2）
地产泡沫破裂的逻辑链条 《21世纪》：在整个海南建省之后的发展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场地产泡沫，冯总能否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境？ 冯 仑：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也刻骨铭心的过程。那样一个兴奋癫狂的时代，一生也不多，就像儿时的快乐一样。那个时候是非常兴奋的，晚上都不睡觉。大家开玩笑说，天天过年，夜夜结婚。一个楼盘，一楼签合同买进，到四楼就卖出去了，接着就是点钱，晚上就数小费了，就是这么快活。 市场经济越进步，人越理性，越不好玩，那个时候很好玩，我们公司做饭的女孩儿炒楼都挣钱了。海南最多的时候将近两万家公司都做房地产，而海南整个岛才600多万人，城市人口不到100万——50人就有一家公司做房地产，这就叫泡沫。 《21世纪》：当时支撑这个泡沫的主要是哪些人呢？ 冯 仑：那时到海南创业的除了被甩到体制外的文人，就是所谓的“三不幸”女人（不幸恋史，不幸情史，不幸婚史）和不安分的男人，有逃避感情危机的，还有怀揣梦想的，都是要解决人生第一个的基点问题。当时十万大军闯海南，政府赶都赶不走，街边有很多“不回头饺子店”、“绝不走小吃铺”。 《21世纪》：泡沫破裂之后留给我们什么呢？ 冯 仑：留下的最可贵的财富就是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海南的企业家精神是中国最彻底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无非组织创新、技术创新、承担风险和负责任。海南将近两万家公司，95％都垮掉了，没有人在政府门口坐着要钱的，相反，后来全中国各处都可以看到海南的企业家们的身影。 从北京来说，CBD800万平米住宅，有一半都跟海南的创业者有关系。 海南是中国名义上商人最多的地方，而且是商业故事最悲惨壮烈的地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怎么一败涂地，又东山再起。海南省政府如果把这些企业家，包括失败的企业家，只要没有坐牢的，都请回去，再把那些低效的国有资产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折腾，肯定有出路，甚至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21世纪》：对于整个从高峰到低谷的过程，您对其中的内在逻辑如何分析呢？ 冯 仑：这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从市场和政策角度看，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