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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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常我感受到压力时的情况一样，我低头俯身，将自己沉浸到为完成下一个目标而努力拼搏。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和汤尼结婚，我为了1956年7月6日的那场婚礼费尽了心力。我们的婚礼在华丽的巴黎市政厅宾馆大厅举行。从那儿延塞纳河而上几个街区，就是协和广场、杜乐丽宫和卢浮宫。我们的婚礼是由一位身材魁梧、满面红光的副市长主持的，他在雷诺汽车的工厂里工作过，他的法语里有很重的俄国腔。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岔开话题开始恭喜我，因为我明显对巴黎的美丽就有很深的感情。我觉得所谓美丽不仅指的是汤尼的名字，汤尼从前的名字安托瓦内特•；平肖，还有我在孚日广场旁无价的住房。
参加婚宴的来宾包括他的妹妹玛丽、妹夫科德•；迈耶，尽管他们已经不常见面，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分手。还有莱昂内尔和托托•；杜兰夫妇、布赫瓦尔德夫妇、托勒姆夫妇、琼•；戴克斯以及《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伯纳德•；瓦雷里。莱昂内尔•；杜兰是我所见过最不同凡响的人，他是我的“助手”，这个头衔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公平，因为在绝大多数事情上，他都要比我聪明得多，而在有关法国的事情上更是如此。《新闻周刊》罕见的提出要增加人手，他们让我去做选择，是要一名秘书还是一个助手都行，但得是法国人（因此他们就能用法郎支付，而且可以少付点钱。）我就选择了莱昂内尔，他明显是我们所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的父亲是一位海地外交家，他母亲是法国人，他自己娶了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女孩。他又黑又高，长得很帅，人缘极广，尤其对法国文化了解甚多，这正是我孜孜以求的。他原来操着一口带有巴黎口音的法语，这在艺术家中颇为时髦，后来慢慢纠正了过来，口音变得恨纯正。他认识法国新兴电影工业的领导人，和大大小小的电影制片人。对于我和《新闻周刊》来说，他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布赫瓦尔德出任了我的伴郎，还负责了庆典现场的安排。他一直抱怨瓦雷里来迟了。我们从市政厅宾馆到了孚日广场，汽车后面丁丁当当地拖着一长串易拉罐，这是莱昂内尔•；杜兰的好意，虽然他明明清楚在法国没有这种风俗。我们一瓶接一瓶地喝香槟，为我们遇到的奇迹和即将开始的新探险而互相祝酒。
在1956年的9月，苏联总理尼科莱•；布尔加宁和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难得的越过“铁幕”，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自由世界的编辑们各自使出了无穷无尽的智能，派了一堆记者来近距离观察那些人会长得什么样子，包括我在内。问题是我的海外编辑刚刚把我派到了土耳其，去报道一个没有什么人出席的“北大西洋组织南方”会议，这种报道也不会有什么人想看。我在雅典飞机场被羁绊住了，被迫从萨洛尼卡转机到达贝尔格莱德。因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搭乘的来自莫斯科的飞机和我来的飞机同时到达贝尔格莱德，这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在苏联领导人的车队威风凛凛地进入市区时，猜猜看谁被迫停留在距离南斯拉夫首都三公里以外的地方吧！
这就意味着，在我通讯记者生涯里，我第一次要写出一份关于没有亲眼所见的事件，而且要把报道写得有声有色。这篇报道还得赶在电视上把这件事给炒得沸沸扬扬前出炉。当时我已经足够老道，能够找到自己足以信赖的“线人”了。“线人”就是临时填补空缺的人。对于那些经常被对手超过的新闻机构来说，这些线人是不可或缺的。我的信息来源是洛斯比•；诺伊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阿历克斯•；肯德里克和那时为《科里尔》杂志工作的塞•；费里丁。在我当场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弄清楚了情况后，我要面对的麻烦就是住宿问题，因为当时所有的宾馆房间都已经爆满了。当时的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名叫罗伯特•；胡克。他和妻子多莉都是我父母的朋友，但和我并不熟。他们之前拒绝了自己新闻界朋友的要求，包括《纽约时报》的亚瑟•；苏兹伯格，他们极不情愿接纳我，但是最后多莉还是同意了。第二天早上，她还开车将我送到贝尔格莱德，我们在车上担心的是万一大使夫人遇到车祸，会发生什么让人害怕的事。想想吧，万一大使夫人遇到了交通意外，而且只穿着拖鞋，睡袍外面只披了件外套，别人看到这番场景该作何感想。
苏联人终于前往戒备森严的布里俄尼岛，和铁托元帅会见，但是在他们去那儿之前，先访问了萨格勒布，然后往北到了布雷得，那是位于原奥匈帝国腹地的一处风景名胜。从萨格勒布到布雷得的驾车旅行的一路欢声笑语不断，每四名外国通讯记者分乘一辆汽车，汽车由南斯拉夫情报人员驾驶。这些情报人员至少都懂点英语，我们在说到各种反共的俏皮话时，他们也会在一边陪笑。我和诺伊斯、美联社的爱德•；科里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比尔•；斯通曼共乘一辆车。我们老是被南斯拉夫的士兵拦下，没有我们司机的帮助，每遇到一个路卡，我们必须自己解释清楚才能继续前进。我们最后推举斯通曼作为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直到有一次他大发脾气才作罢。他如果是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时候，脸上会带着孩子气的笑容，在一个士兵的眼前晃着他的身份证明，绅士气派地笑着说：“我料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吧？你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我们的司机几乎无法压住自己的笑声，但是我们永远都被挥手放行。
1956年10月28日的清晨，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丹•；阿佛尼打来的，他是以色列大使馆的新闻随员（可能职位比这还要高），他是我做美国使馆新闻随员时认识的朋友和同行。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9）
我能从他短促有力的语调中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和很多以色列人一样，他年轻时，曾在英国陆军里服过役。）这种紧张是有理由的。头条新闻都很不祥。在埃及，当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时，在沙漠中划了一条不可侵犯的疆界线。而英国、法国和以色列都准备做出反应，也就是侵略。在匈牙利，民众反苏的情绪已经演发成了反苏的革命。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在为自己的连选连任进行最后一个礼拜的宣传。
没有人会猜到10月24日会发生什么：一支包括重型坦克在内的苏联军队占领了匈牙利，肃清了反苏的革命。
在10月29日，以色列打算通过入侵埃及来“清洗埃及游击队员在西奈的据点”。
11月5日，在经过差不多一周的炮击和空中轰炸后，英法入侵了埃及，伞兵分别降落到了在苏伊士河口的塞得港和福阿德港。
11月6日，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而艾森豪威尔将要撤出对英法的支持，这会大大加快停火协议的达成。
丹•；阿佛尼知道我有多么盼望第一次前往以色列，他在10月28日清晨的电话里提醒了我。我们很多次地谈论过这个话题。他说现在就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时机。就是现在。实际上，他告诉我，就有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会在今晚离开，要是我抓紧的话，他觉得我还能在飞机上找到个位子。实际上，就是认为我要离开的，还特地为我在预定了一个座位。
事实上，这是在以色列军队第二天早晨侵入西奈、加沙并占领苏伊士运河前，最后一班降落在特拉维夫的商业航班。我一个人待在丹宾馆，周围和平常一样，都被一帮《生活》杂志的记者和摄影师给包围，更别提他们手下的那帮听差了。他们会帮忙租车，预订，分类拷贝，应付审查员，让通讯记者可以自由地采访报道。这帮听差也是最难对付的敌手。在《新闻周刊》，我们感到很受信任，因为我们所写的每一个字都会被登在杂志上，而不是会经过杂志社里的专门写手重写。
这是我自在太平洋的驱逐舰上的日子之后，第一次直面战争。我很紧张，我需要写出自己的报道，来记载以色列快速进占埃及的过程。我的报道就在宾馆外面那些排成一行等候的计程车里向我招手呢。我早已经忘记了那个司机的名字，但是当我问那个司机我要怎么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简单地我说，“我怎么样啊？”他其实是从军队里周末休假，就在我们交谈时，他所在的军队还在加沙地带外围奋战。他说，他打个招呼，我们就能深入90公里的哨所，再往前十公里就是前线，能亲眼观战，还能和士兵谈话。他保证说：“那儿有很多美国人。”，然后他还会开车把我带回去正赶得上吃晚饭。
他真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在那天晚上整理好自己的资料，这篇报道被一字未改地刊登了出来：
乘坐出租车感受战争
本杰明•；布莱得利，《新闻周刊》欧洲通讯记者，现在正在报道以色列的前线状况。他久历阿拉伯世界的战争和反抗（有一次他因为在阿尔及利亚的采访太过深入，而被逮捕）。布莱得利及时从巴黎飞抵了特拉维夫机场，来亲眼见证以色列占领加沙和攻破埃及军事部署的过程。
这是一场奇怪的斗争。从特拉维夫沿高速公路取道雅法到加沙战场，只用驾车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坐在一辆七座的克莱斯勒冒险家豪华计程车前往前线（以色列的军队指挥官禁止新闻记者随军采访。）
一个半小时后，我看到了以色列和埃及军队之间决定加沙命运的战争。这场战争就在我的眼前打响。
我听到美制的野马飞机（二战中常用的一种机型）在上空懒洋洋地盘旋，然后分别穿过埃及稀疏的高射炮火，用炮弹、火箭和机关枪攻击锁定目标。
战争的情景让我从乡村和煦明媚的虚假和平迷梦中惊醒。在梦里，番石榴和桔子林都郁郁葱葱。而在路边的吉布茨（农舍）里，孩子们会在空袭掩体里玩着射杀伞兵的游戏。
民兵：作为在加沙附近的人来说，田野被抛荒了，即使有农民在田野工作，背上也扛着枪。距离加沙大约八公里的地方，一名以色列的卫戍士兵从前线的一座城堡里向我们挥手打招呼。而在距离埃及城市加沙不到三公里的一座山峦顶峰，两军鏖战正酣。一开始，除了城市投射在蓝色地中海上的黑色剪影外，我什么都看不见。忽然出现了一道橘红色的闪光，接着浓烟四起，并响起了迫击炮让人震耳欲聋的声音。敌方回以闪光，炮火齐鸣，最后是机关枪扫射的声音。
我面向加沙，以色列的军队在炮兵齐射的掩护下，向前进军。我爬到了一块高地上去，从这个孤零零的看台上我可以近距离观察战争的进展。
4架歼击机从面呼啸而来，在离地面一两百米的地方掠过。鉴于它们的飞行方向，我觉得它们是埃方的飞机，正在寻找一条并不存在的壕沟。但它们其实是以色列的飞机，通过地对空电波信号指示，它们在寻找很小的军事目标。
我往后看了一眼，确定等待我的出租车的位置。在这个荒芜的乡村，整整一个营的力量忽然一下真实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由坦克出任先锋的另一支特派军从另一侧向加沙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并不算是什么战役。圣经中的歌利亚就诞生于斯。加沙的身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伤痕。大多数战斗都是在外围打响的，埃及人在那里修筑了工事。
举起手来：一位以色列的高级指挥官哂笑。埃及人可不是什么好士兵。他们将枪举过头顶，接着就想逃跑。然后，他们会丢掉枪，将手举过头顶投降。在我们返回特拉维夫的一路上，我们都能看到埃及人同样的自大、骄傲和轻蔑的情绪。
在以色列的城市里，你几乎找不到战争的痕迹。人们排队等待乘坐公交车（很多公共交通设施已经被征用了）和买汽油。有几辆车被涂上了水和泥的混合物做掩护。偶尔可见一扇窗户上被糊上了纸，用来防备埃及实际上从来没有进行过的空袭。陈年褪色的窗帘实际上就发挥了灯火管制的作用。汽车的车灯上装了蓝色的透光镜，发出幽暗闪烁的光芒。因为新闻审查员的严谨工作，报纸上留下了一块块白色的天窗。
当我驾车从特拉维夫向北前往海法时，沙伦平原安详地沉睡在漫天璀璨的繁星下。只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