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陵命运大揭秘之来龙去脉-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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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原因很简单，在中国养生送死的孝道之下，挖别人祖坟的人是不尊重自己祖先的十恶不赦之徒，所以要斩立决。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故意破坏墓葬的现象。《吕氏春秋》说，一时陵墓随葬丰厚，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于是无不抇之墓也，大墓无不抇也。抇，就是发掘。1976年冬季，考古工作者参照《史记》关于秦国历代国君葬地的记载，在陕西凤翔灵山（陵山）一带寻找秦公陵园，但一无所获。后来根据一位农民偶然提供的线索，来到凤翔南指挥村南侧一片历年生长情况不好的麦田勘察。这一带农作物生长状况不佳，是由于古墓葬一般夯土坚实，不利于作物生长的缘故。通过钻探，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规模空前的秦墓，定名为秦公1号大墓。这座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从墓葬形制、随葬品规格数量以及殉葬人数等现象看，是厚葬的典型。可能正因为如此，曾历经多次严重盗掘。发掘工作开始时，一揭开墓上的耕土层，即发现盗洞247个。发掘到椁室时，仍然有十多个盗洞。经过考古学家的检验，推测出盗洞的年代为自汉代一直延续至唐、宋时代。《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据《太真外传》云：杨贵妃缢死之日，一村妇拾得贵妃锦袜一只，如获至宝，在路边每遇客求一玩得百钱，前后获无数刘禹锡曾在《马嵬行》诗中描写道：履綦无复有，履组光未灭，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邮童爱踪迹，私手解鞶结，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人惊。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大唐盛世的缩影87
来龙去脉天将铲隋乱，帝遣六龙来。森然风云姿，飒爽毛骨开。飚驰不及视，山立伊莫回。长鸣视八表，扰扰万驽骀……（宋）张来《昭陵六骏》昭陵玄武门外，原列置唐贞观时期十四个少数民族首领的雕像，他们是突厥颉利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会钵苾、突厥乙弥泥敦侯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思摩、突厥颉利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突厥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薜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赞普弄赞、新罗乐浪郡王金真德、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曷钵、龟兹王河黎毕布、于阗王伏阇信、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勇、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那顺。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王莽覆亡之际农民军对西汉陵墓的破坏，是见于史书记录年代较早的大规模的盗墓运动。《后汉书》也说：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由于当时殓尸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发掘所见尸体往往容貌如生，盗掘者有污辱女尸的行为。那么，盗墓贼为什么要盗墓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对财富的追求。他在列举所谓工商货殖之家走上成功道路的诸种致富方式时，又指出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一例，说田叔这样的巨富竟然是因盗墓而发家的。对随葬品的特殊追求，也是值得注意的。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到宋徽宗喜好夏商周青铜礼器，于是地方官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的故事。宋88
第30节：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大唐盛世的缩影
昭陵六骏据《封氏闻见记》记载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放置有石麒麟、石辟邪、石马、石像之属，人臣墓则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人笔记《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好古，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汉朝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此说，也值得注意。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大唐盛世的缩影89
来龙去脉伍子胥鞭尸的故事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珪挖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还有很多。不过，这种情形往往与盗取墓中随葬财物的情形相互纠结，不易明确分辨。例如策划组织武装盗掘清东陵的军阀孙殿英，竟然自我辩解道，清人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盗发东陵被标榜为革满人的命，革死人的命。然而其真实动机，其实与一般的盗墓贼并没有什么区别。发掘冢墓在战争中又被作为心理征服的一种手段。明军发掘李自成家族墓地，清军发掘郑成功家族墓地，都是典型的史例。还有一些人纯粹是把盗墓当成了一种乐趣。据《陈书》记载，陈叔陵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库中。他历发丘墓、昭陵的陵园，在唐代还称为柏城，这是由于当时在陵园周围种植大量柏树的缘故。陵园周围为什么要种植柏树？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风俗通》云：《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而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或说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杀之，以柏东南枝捶其首。由是墓侧皆树柏。陕西关中唐代陵墓分布图90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死时，唐太宗下令营建昭陵，他曾对侍臣说：古者因山为陵，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此诚便事，九嵕山孤耸回绝，因而旁凿可置山陵处……足容一棺矣，各从俭约。唐太宗宣扬薄葬的目的是为了使奸盗息心，免遭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之难。事实上昭陵建制并非简易，而是相当奢华。石斤棺露骸的行为，与他幼而很戾，长肆贪虐的心理特质有关。所谓自幼性情凶狠怪戾，似乎有某种神经系统功能上的障碍，或许可以理解为反社会人格迹象在童年早期的明显表现。所谓好开发冢墓，似乎也可以看做病态人格的一种反映。心理学者对于盗窃癖这种冲动障碍的分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增益对盗墓嗜癖的理解。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g迈耶、保罗·萨门在《变态心理学》一书中指出，盗窃癖中，许多人都为了获得刺激，许多人都是盗窃狂，因为他们并不真正需要或使用被偷来的物品。他们寂寞的行为就是对一种无法抵抗的冲动的反应，因为这样接着就可以获得一种放松感。盗墓行为的猖獗，使得反盗墓技术也逐渐完善。最普通的反盗墓方式，是隐蔽墓址，使盗墓者不知其处。据说先古陵墓不封不树，不在地面设置突出的标识，其主要出发点之一，就是防止盗掘。《太平御览》卷五五七引《交广记》说到吕岱发掘南越王赵佗陵墓未能成功的故事，指出赵佗鉴于牧竖所残也，乃令后不知其处。汉末三国时期盗墓现象的严重，致使种种反盗墓的形式不断更新改进，曾经出现了所谓疑冢、虚墓，即以真假墓葬迷惑盗墓者的情形。其中，我们前面提到的曹操有疑冢为典型代表。南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冢也。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也写道：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大唐盛世的缩影91
第31节：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大唐盛世的缩影
来龙去脉
惩治盗墓贼
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能够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历来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蕃王俨侍立层层，天马排行势欲腾。自是登临多好景，岐山望足看昭陵。（明）刘伯温死者应使生者忆，今人当重古人绩。昭陵一望长安道，万里今非旧马蹄。贺敬之：《参观昭陵有感》
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清人褚人获《坚瓠集》续集有漳河曹操墓条，说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旁有一隙，入行数十步得一石门，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以疑冢防避盗掘的做法，后世仍有沿用，如石勒、石虎、慕容德、高欢等都曾采用这种史称虚墓、伪墓的形式。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中人骨无存，骨骸朽毁和被盗墓者毁坏的可能都被排除，因而有学者推断，这是经过科学清理的第一个潜埋虚葬的实例。（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三十一辑）传统的反盗墓手段，又包括石椁铁壁以求坚固，储水积沙以防盗凿，以及以机弩飞箭、伏火毒烟来杀伤盗墓者的方式。92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这也是穿毁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唐代法律也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唐律疏议》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也是值得注意的。从《明史》的记载看，当时法律有严治盗墓之罪的原则。而《大清律例》有关于发冢的内容，对三十六种情形分别处罪。其条例计二十二条，内容备极详密。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昭陵壁画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大唐盛世的缩影93
来龙去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因为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民众的不悦，民众的失望，都表现了一种对于发墓毁棺的做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倾向。《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宋人程大昌在《考古编》写到：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如果有人不畏惧这种保护墓葬的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异苑》写到，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晋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袁枚《子不语》有掘冢奇报条，说以发冢起家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诵咒百声，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琤琤有声。朱某后来也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类似表现盗墓恶报的故事还有许多。这一现象，也是民间否定盗墓的社会舆论倾向的一种反映。回过头，我们再来探讨李世民的昭陵，如果不是它殉葬品的繁多，它不可能遭到被盗挖的下场。在昭陵上，我们引申出盗墓的问题，无非是因为昭陵符合了盗墓贼的心理。无论世界发展到什么程度，盗墓贼的最初动机都是为了获得财宝。由此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