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女性-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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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戊戌时期女性的发现（图）
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维新变法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观念已被引人中国，男女平等思想逐步为维新派人士所接受，并把妇女的解放与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开始冲击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观念。 最先提出男女平等思想的是康有为，他在变法前写的《大同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妇女问题。他列举种种“妇女之苦”，描述了中国妇女所处的“可惊、可骇、可嗟、可泣”的悲惨处境，责备人们对妇女“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予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天道之至甚者矣”。康有为觉得压制妇女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之事。他提出的解放妇女的纲领是：设立女学，使妇女能接受教育；婚姻自由，女子可自行择夫；废除缠足等摧残妇女的旧俗。康有为说：“男女平等，各自独立”是天赋人权。他抨击封建宗法制度，把妇女问题提到国家、民族前途的高度。 维新派梁启超则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女性依附男性的原因，他认为女子社会地位低下是经济不独立的结果：“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女极苦。”（《梁启超：《论女学》） 此外，梁启超突出地阐述了维新派关于发展女子教育的观点，他从强种保国，培养贤妻良母这一目标出发，论述了兴女学之必要。他的观点突破了“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把发展女子教育同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联系起来，并付诸实践，兴办女学，制定女子学堂章程等。 而谭嗣同，却十分关注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迫害，批判宋明理学对妇女的压制。他认为片面要求女子守节，男子却可以妻妾成群，这是不合理的。他认为男女之间是平等的：“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应该是“平等相均”。潭嗣同的《仁学》一文中，认为“仁”就是要“通”，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包括男女平等。他反对夫妇间的从属地位，并主张婚姻自主，不得强人为婚，不得索取聘礼，不相合可以自由离去。这些观念，对近代妇女运动有积极的影响。 总之，维新派们以西方“天赋人权”为武器，把改变妇女非人的地位，争取妇女权利作为他们变法的内容之一。概括地说，维新派们在妇女问题上与封建传统势力直接对立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维新派批判缠足、守节、从一而终等摧残妇女身心的陈规陋习，提出“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观念。 2．主张恢复妇女的人性，赋予妇女应有的权利。提倡妇女受教育，掌握自谋生计的本领；提倡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以取得经济独立，改变女子从属地位。 3．维新派把妇女解放同救亡图存和社会改良联系起来，并提出男女一起“治内治外”，共同管理国家。 维新派对于妇女问题的论述，冲击了数千年的封建堡垒，打开了探索妇女解放的大门。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妇女，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女学会，并办起了中国第一张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女学报》。该报以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为宗旨，主笔约三十余人，都由妇女担任。其中有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等。《女学报》刊登有关妇女问题的种种见解，如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抨击男尊女卑，号召女子关心国家大事，要求妇女参政，反对片面贞节观，反对封建婚姻等等，提出恢复妇女独立的人格。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女性的觉醒，并对唤醒广大妇女的独立意识有直接启蒙作用。 在维新派的影响下，不少有识之士身体力行，作出许多空前之举。如一九○○年，当时贵为翰林的蔡元培先生，就曾反对封建婚姻，贴出过一张惊世骇俗的“征婚启事”。 蔡元培在中翰林以前，曾在家乡跟随上虞宿儒王佐研习经学，并结识了王佐的妹妹王蕙如。蕙如端庄秀丽，知书能文，且十分钦慕蔡元培。但是，王家父母嫌蔡元培家境清寒，且认为蔡元培长得“非寿者相”，借故不予提亲。后来，蔡元培外出求学。一八八六年，他母亲病故，蔡元培回乡为母服丧，他的兄长为他订了一门亲事，蔡元培心中不愿，痛哭流涕，以母亲丧期未满订婚不孝为由，要求取消婚约。但是，父母死后，长兄就是家长，蔡元培无奈，一八八八年，和王昭女士结了婚。 蔡元培由哥哥做主成了家，王蕙如还全然不知。一八九二年，蔡元培中进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消息传来，王蕙如欣喜异常，她母亲也当即差人去蔡家提亲，当得知蔡元培已成亲后，苦苦思恋数年的王蕙如从此郁郁成病，卧床不起，一年后，竟病逝了。蔡元培闻讯后哀痛不已，他对“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深恶痛绝，从此大力提倡女权。 一九○○年，蔡元培三十三岁时，他的夫人王昭病逝，消息不胫而走，媒人纷至沓来。蔡元培想起了被封建婚姻害死的王蕙如，他愤然回绝了媒人，磨墨挥笔，写下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宣布择偶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合，可离婚。” 这张征婚启事公然主张“不缠足”、“离婚”、“再婚”，且出自封建时代一个翰林之手，使人们摇头咋舌，目瞪口呆。一些自认为用心良苦，访得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的媒人看了后，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此事传到绍兴城里一位年事已高、专讲程朱理学的老先生耳朵里，老先生气得捶桌怒喝：“大逆不道，淆乱纲常！”他不顾年高体弱，气急败坏地坐轿飞奔蔡家。蔡元培热情相待，却丝毫不肯改变自己择偶、婚配的观点。老先生见他如此“执迷不悟”，长叹一声“孺子不可教也！”忿然上轿而归。一年后，蔡元培终于觅得江西黄尔轩先生的女儿黄仲玉，一双天足，知书识礼，擅长书画，两人互敬互助，恩爱无比。 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少数女子开始勇敢地尝试自由恋爱。由于“男女相悦，终不免于私通”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已根深蒂固，因此，尝试自由恋爱比反抗包办婚姻更艰难。 清乾隆年间，浙江仁和有一位姓高的姑娘与邻居一位姓何的男子相爱，但父母不知，要将高姑娘嫁绐别人。这位姑娘坚不肯从，约了情人外出，说明情况，先争取父母准许，如不成，就双双殉情。父母不允，当一对恋人自尽后，双方父母以他们“越礼”为耻，竟不前来收尸。当地县令知道后，主动出钱买棺，合葬了这对恋人，并让城中文人学士作诗歌咏他们的爱情。此事流传甚广，因为这位县令竟然支持了“淫秽”、“伤风败俗”之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已为社会各层人们所认可了。 戊戌后，因兴办了女学，男女社交已渐渐开始。爱国女学有一位名叫吴其德的女学生和上海公学学生饶辅庭相恋，并订了婚。但是，当他们将要结婚时，有人造谣言，说吴女士有不端行为，婚礼因此而中止。吴女士见饶辅庭有疑心，自己又无法辩解，苦闷中服毒自尽。吴其德是戊戌后较早为自由恋爱而献身的女子。（《神州女子新史》） 总之，戊戌时期对于中国女性问题的论争和反缠足、兴女学、办女报等，使女性的发现日渐深入，拉开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1）
1．《女界钟》等倡导女权 维新运动方兴未艾，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兴起了，他们把妇女解放作为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他们对禁锢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大大超过了维新派。他们提出妇女应挣脱封建家长制的压制，摆脱父权、夫权的束缚，争取公开社交和婚姻自由，培养独立的人格；他们提倡女子教育，主张妇女学会自营生计的本领；鼓励妇女参战参政，与男子一样尽爱国天职；并反对纳妾、缠足、为娼等封建陋习。一大批反映妇女问题的论著相继问世，影响颇大。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金天翮写了署名为“爱自由者金一”的《女界钟》，这是一本划时代的提倡女权的著作，也是近代中国论述妇女问题的第一部专著。在《女界钟》里，明确提出男女人格是平等的，妇女应迅速摆脱隶属地位，恢复受教育的权利，公开社交和婚姻自主。金一论述女子拘束之害：“中国女子尊严如帝王，而卑屈不异于囚虏，堂高帘远，居恒不得望见颜色；至于权力圈限，去筐笥数十步即不敢闻问，出门半里不辨方向，世间普通情事，说之犹多茫昧；此非其生而愚也，金闺深邃，绣阍寂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别嫌明微而智识之隔绝者多矣。”作者认为，中国妇女所处的地位自古以来都是畸形的，“究其原因，是没有让她们享有受教育、读书、社交和正当娱乐的机会和权利。缠足不可取姑且不论，化妆的装饰品布满全身，结发空费时间（宜断发），虚有其外表，实际都是愚昧透顶……女子教育即便是从人格教育的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