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女性-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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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女子教育举步维艰（3）
近代中国妇女开始觉醒，她们认为缠足是中国女性成为玩物的象征和失去人格的表现。许多知识妇女撰文揭示缠足给中国女性带来的灾难： 《中国女报》说：“观四千年来，沉沉黑狱女界之现象，曰三从四德也，培养奴隶之教育也；曰缠足也，摧残奴隶之酷刑也……” 《中国新世界》指出：“吾中国社会对于女子更有最不仁之行为，世界所未有者，则缠足是矣”。女孩尚在童年，就“以帛束之，布以缠之，极剥肤折骨之惨……致令少女之生涯，陷于悲境。迟之既久，举步维艰，周身血气，不能流通……千百年来，统二万万之妇女，已皆沦于此境界。”还以《以身殉足》为题，刊登了某翁姑逼死放足儿媳的惨案，揭示女性命运之悲惨。 《女子世界》刊发《痛女子穿耳缠足之害》、《戒缠足诗十首》、《放脚歌》等，要求破除缠足这“伤天害理”的恶俗。 北伐战争时期，北伐军所到之处，倡导妇女解放，破除缠足陋习，成了女界觉悟的首要任务。如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妇女组织号召女子剪发放足，“大脚小脚，妇女联合，清早起来，草鞋赤脚”，要妇女剪去巴巴头发髻，放解缠脚布。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正式公布《取缔女子缠足条例》，规定已缠足者十五岁以下立即解放；十五岁至三十岁责令解放；未缠足的不得再缠。一时，各地妇女组织走街串巷，见到尚未放足的妇女，便动手帮助解下缠脚布烧掉。有的还挨家挨户检查，搜出裹脚布就拿起，这样搜集的裹脚布堆积如山，当众焚毁，影响很大。据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陕西省民政厅召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缠足的群众大会，会场的大门两廊悬挂着长短参差不齐的缠脚布，其中有些血迹斑斑，臭味烘烘，未及洗净。二门内高悬莲鞋数百双，尖如角黍，令人可笑可叹。另据一九二八年《申报》报道说，江西南城县组织检查队挨户搜查，一次就收到小鞋、缠脚布数十担，埋于城内天一山，并竖起一碑，上书“小足鞋冢”。有人戏撰一联： 谁知家丑，况鄱湖曾有鞋山。当兹展货声中，省府前横添万条海带； 难化乡愚，乃秦境仍多玉笋。从此病梅尽放，农村里渐少三寸金莲。 这些反缠足行为，也有许多过火的地方，但却反映了深受其害的中国妇女觉醒后的愤懑。 五四以来，反缠足一直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进行着，尽管仍有许多妇女处于封建礼教蒙昧下的愚昧、无知之中，千方百计保承缠足陋俗，但毕竟为历史所驱，至二十世纪中叶，缠足这一陋习终于销声匿迹了。 （一）古代的女性参战参政 据古籍记载，早在奴隶制统治时期，虽然女奴隶单独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绝少，但是，却记载了女奴隶与男奴隶一起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如逃亡、毁坏工具等等。《尚书》中记载：“臣妾逋逃，器用多丧。” 春秋时代，诸侯各国争霸，混战不休。许国的许穆夫人是一个很有政治见解、热爱祖国的妇女。她原是卫国宣姜的女儿，当卫国被狄吞并后，许穆夫人爱国心切，不顾一切，奔赴国难。为巩固自己的国家，她主张联合大国，抵抗狄人，当遭到许国苟且偷安的执政者们的反对时，具有远见卓识的许穆夫人不畏众议，陈述自己的政见，排除阻力，为捍卫国家奔走呼号。 同时代还有一位贵族妇女名叫敬姜，她曾作过一段《论劳逸》的文章，文中强调生产劳动的重要，说明全国上下，自天子至诸侯，自卿大夫至士庶人，自王后至夫人，以至庶士以下，人人应该劳动，日日应该劳动，只有这样，才能振兴国家，巩固统治。她所说的劳动，是指忠于等级制度下的职守，任何人，即使是上层统治者也不可贪图安逸，放弃劳动。认为：“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这一见解，颇有远见卓识，富有辩证意味，即使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数千年来，女子从征的事，也是屡见于记载的。 《商君书·兵守篇》载：“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说明当时女子从征是普遍事。《商君书》还具体记载了任务，壮男“待敌”；壮女“待令”。 《墨子·备城门篇》载：“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 男女士兵数量对等，说明古代兵役中，女子与男子几乎有着相同的义务。《史记·平原君列传》载：李谈说：“令夫人以下，编入土卒之间，分功而作。”这里，女子已参与御敌。 此外，《三国志》等书中也有记载女子参战之事。可见，在封建礼教日益森严，女子“足不出户”后，中国的女性才失去参战参政的权益。即使如此，历史上仍留下不少女子从政从征之事。如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公元十七年，琅邪海曲县（今山东日照西）曾爆发了一场数千人的农民起义，义军领袖为吕母，她自号将军，带领义军诛贪官，开粮库，扶困济贫，短短数月，义军汇成万余人，影响很大。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以少胜多，击鼓退金兵，智勇双全。她虽非南宋正式女将，却被写入《宋史》，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史能公开承认妇女的地位，是十分难得的。明朝永乐十八年（公元一四二○年）山东白莲教大起义，首领是一名年轻女子唐赛儿。清朝嘉庆年间（公元一七九女年）年仅十九岁的女子王聪儿组织白莲教，曾领导几十万义军，转战数省，声势颇大。 古代妇女的参政参战，显示了妇女的才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历史进程。但是，对女性自身的解放和改变男尊女卑的社会偏见，却没有什么影响。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李贽等文人的男女平权观念
中国男女平等思想萌芽于明王朝中后期。当时，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因此，在意识形态上随之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反映在妇女问题上，则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与否定。 李贽，生活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他批判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他肯定妇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反对“夫为妻纲”，“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等论调，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李贽认为男女智力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才显得妇女见识不如男子。他例举历史上杰出女子的事迹，说如果让妇女也有学知识广见闻的机会，“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见短书》上册） 李贽还从朴素的男女平等观念出发，主张妇女婚姻自由。针对封建卫道士责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自由结合是“淫奔”，他却赞赏说“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歌颂他们结合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藏书·司马相如传》）他还反对要求妇女守节的吃人礼教，主张寡妇改嫁，也反对男子多妻。李贽自己年老丧子，宁可无后也不纳妾。他的这些言行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清朝初年，出现几部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讽刺程朱理学等的文学作品，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 此后，曹雪芹的《红楼梦》，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摧残妇女的罪恶，并反对男尊女卑，赞美了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女子，歌颂自由婚恋。 特别是李汝珍的《镜花缘》，明确表示出他反对妇女缠足、穿耳等矫揉造作；反对算命合婚；反对讨妾；承认男女智慧和主张女子参政等观念。他在书中通过武则天的谕旨，宣称“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异”，书中一百位才女，与男子一样读书、科考，并都名列高科，做官的做官，封王的封王。他不但完全打破了贱视女子的心理，而且把女子的智慧、地位提高与男子平等。这种朴素的女权思想是前所未有的。稍后，道光年间的著名学者俞正燮著有《节妇说》、《贞女说》，认为要求女子守节守贞是不公平的，如果“妇无二适之文”，那么“男亦无再娶之议”。他主张夫妇之间不分尊卑，反对一夫多妻，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 明、清这些思想家、文学家的男女平等思想，是中国社会经济上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这些主张虽未形成思想启蒙运动，也未对中国妇女的解放产生根本的影响，但是，对以后的妇女运动却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太平天国的男女平权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一个农村知识分子，他接受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观念，创造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理论，也包括对妇女问题的观点。在《原道觉世训》和《天情道理书》等书中，他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兄弟姐妹，皆是同胞，共一魂爷所生，何分尔我，何分异同！”他主张男女完全平等。因此，太平天国的许多立法资料中体现了男女平权。如《资政新篇》中，在禁溺婴儿、济施孤寡上，男女一视同仁：“禁溺女子。不得已难养者，准无子之人抱为己子，不能作奴视之，或交育婴堂，溺者罪之。” 太平天国实施男女平等思想，首先体现在妇女参政上。 太平天国很重视妇女的参政权，他们独创了一套女官制度，让妇女和男子一样正式参与管理政事。女官主要分为朝内（中央政权）、军中和职同（后勤、生产机构等）三种。在“朝内女官”中，有左辅正军师一员，前导副军师多员，这属于高级政权管理职务，中下级女官的数量就更多了。“军内女官”，女军中各军的总制、监军、军师及各级负责人都由妇女担任。军队的女负责人完全是以平等权力和男性负责人共商军中大事。“职同女官”，主要有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