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女性-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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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性交。如“竭”，指夫妇纵欲无度，精液虚损时交合不利健康；“绝”，指当女方性欲冷淡，而丈夫若强行交合，将给女方带来病痛；“费”，房事前不经过双方和谐，激发双方性欲，而急速图快，卒上暴下，则耗费精气，有损身体健康。 《玉房秘诀》中有《施泻》一节，主要讲节欲，珍惜精液： 素女曰：“人有强弱，年有老壮，各随其气力，不欲强快，强快即有所损。故年男十五，盛者可一日再施，瘦者可一日一施：年二十盛者，日再施，羸者可一日一施；年三十盛者，可一日一施，劣者二日一施；四十盛者，三日一施，虚者四日一施；五十盛者，可五日一施，虚者可十日一施；六十盛者，十日一施，虚者二十日一施；七十盛者，可三十日一施，虚者不泻。” 唐代，性较自由开放，性生活也较为健康。 唐朝的许多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民间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故事，而且感情自然纯朴奔放，封建礼教观念相对淡薄。如刘禹锡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对生活于中上层的女子，男女相悦，以诗通情或者私奔等，也往往不至于视为大逆不道，有的反而传为风流佳话。 据一些学者考证，在敦煌遗留的文献中，还发现了唐代的《优先婚前同居书》，这是一种男女双方婚前先行试婚的契约。此外，当时对于夫妻性爱也极为重视，认为性爱是人生快乐之本。在《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描述夫妻性爱：“或高楼月夜，或闲窗早春，读素女之经，看隐侧之铺，立鄣圆施，倚枕黄布。”这是说夫妻性爱之前，先阅读教以性知识与性技巧的房中书，并布设较为隐蔽的床帏。而性生活过后，“侍女乃进罗帛，具香汤，洗拭阴畔，整顿裆，开花箱而换服，揽宝镜而重妆。”这说明夫妻性生活既讲究私密性，但并不避侍女，夫妻性交后，还进行清洗和换衣，讲究卫生。这也可见性生活的健康与文明。 至少在清代以前，中国人的性生活是健康开放的，这不仅表现在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极具系统的房中术理论，也从野史、小说中可以见到。如《金瓶梅》、《红楼梦》里提及的有关性生活的画册，流传于民间的《春宫画册》，还可以知道当时类似的册子在书画铺可买到，是夫妻或其他男女性交时用以指导性技巧的。 如李渔的淫秽小说《肉蒲团》中，未央生娶了书香门第的女子玉香为妻，她长得如花似玉，但因家教太严，对两性关系一无所知，这使未央生大为扫兴： 对她说一句调情的话，就满面通红，走了开去。未央生极喜日间干事，好看阴物以助淫性，有几次扯她脱裤，她就大喊起来，好像强奸她一般，只得作罢…… 未央生见她没有一毫生动之趣，甚以为苦……就书画铺子中，买一幅绝巧的春宫册子，是学士赵子昂的手笔，共有三十六幅……典与玉香小姐一同翻阅，可见男女交媾这些套数不是我创造出来，古人先有行之者…… 未央生拿给玉香小姐看，玉香小姐“面红发性”，要把它烧了，未央生说：“只因是开天劈地以来第一件正经事，所以文人墨士拿来给以丹青，裱以绫绢，卖于书画之肆，藏于翰墨之林，使后来的人知所取法。不然阴阳交感之理，渐渐沦没，将来必致夫弃其妻，妻背其夫，生生之道尽绝，直弄到人无噍类而后止……” 这些记录虽为小说中的情节，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性开放和一部分文人学者主张性开放的一面。（这里的性开放仅指性知识的开放） 以上是从部分古籍资料中，对古代的性观念作一个略述，从中也可以了解中国女性在古代的性角色。 性变态包涵的范围很广，凡一切超越常轨的性行为，都可称之为性变态。但严格的定义却很难确定，而且性行为现象也复杂到几乎不能归纳。文化程度的高下，社会习惯和特殊环境，个人生理、心理因素的差异等等，使人类的性行为不易决定怎样是常态，怎样是变态。可以说，每个正常的社会人都必然有性行为，但几乎没有两个人的性行为在任何方面都完全一致。个体性行为作为获取性感满足的自我行为，有明显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效应，本文不从理论上对涉及诸学科的性变态行为作研究，因为这是一个性科学课题。在这里，我们仅仅把中国女性历代以来性变态的现象作一初步探究，而这里论及的性变态现象，也只能以“被广泛接受的是正常性行为；不被普遍接受的则是异常性行为”作为粗略的界限。 从中国古代与现代的性行为看，性变态是客观存在的。而对于中国女性来说，性变态的主要原因是心理的和社会环境的促使。
第五部分：中国女性的性古代女性的性变态
由于中国古代女性封闭式的生活，女子大多只限于在女眷、婢女间活动，由此，女性同性恋的现象各代都有，有的是上流社会的以精神恋为主的同性恋，如小姐与婢女之间、女友之间等。 如明代作家李渔的剧本《怜香伴》中，就描述了一则女子同性恋的故事。它说的是少女石云笺谒庙，遇见一个聪慧美丽的姑娘，名叫语花。她们彼此倾心相爱。石云笺向语花许诺，要想方设法让其丈夫纳她为妾，两人可以长期在一起，后来，果然如愿以偿。 古代许多小说和史书中，对女子同性恋存在容忍甚至赞赏的观念，人们认为女子同性恋是闺阁中必然存在的习俗，只要不触犯“男女之大防”，女子之间相恋无伤大雅。还有，在类似《红楼梦》这样的古典精华中，也记述了不少同性恋的事。 古代女子同性恋，也有发生性关系的。如互慰、手淫、口交等等。《秘戏图考》中画有一种“双头淫具”，是一种用木头或象牙制成的带棱短棍，并用两条绸带系在当中。女子把这种淫具放人阴道，以带子绑在身上，类似男子的阴茎，使另一女子得到性满足，又通过磨擦使自己得到快感。 《医心方》中，也提到过女子用以自慰的淫具。明代作家陶宗仪在他的《辍耕录》卷十中，对春药和女用淫具的植物这样描述：“鞑靼地野马或与蛟龙交，遗精人地。久之，发起如笋，上丰下俭，鳞甲栉比，筋脉连络，其形绝类男阴，名曰锁阳。即肉从蓉之类。或谓里妇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阳气，勃然怒长。土人掘取，洗涤去皮，薄切晒干，以充药货，功力百倍于从蓉也。” 《金瓶梅》中，描写了女子用来手淫的东西——“勉铃”，即放人阴道内的空心小银球。 女子同性恋大多是以手淫互慰的，但也有一种叫“磨镜”的性行为，即两个女子互相磨擦其阴核及阴唇。《秘戏图考》中有这样的画面和文字：“鱼唼式。令二女子一仰—俯，互搂抱以为交接之状。牝户相合，自磨擦，则其鱼口自开，犹游鱼唼萍之形……” 女子同性恋在下等娼妓中也非常流行，“姐妹”之间生死与共，日夜厮磨，也许是因为娼妓长期卖淫，对于男子的性交已感麻木，精神上也渴求同病相怜式的温柔而造成的。 古代妇女与兽性交的记载也有不少，如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引《文海披沙》说：“磐瓠之妻与狗交。汉广川王裸宫人与羝交。灵帝于西园弄狗以配人。真宁一妇与羊交。沛县磨妇与驴交。杜修妻薛氏与犬交。宋文帝时，吴兴孟慧度婢与狗交。章安史悝女与鹅交。突厥先人与狼交。卫罗国女配英与凤交。陕石贩妇与马交。宋王氏妇与猴交。” 这本书中还说：“临安有妇与狗奸。京师有妇与驴淫。荆楚妇人与狐交……天下之大，何所不有？” 从古代房中书及色情小说中，记载男子在性交中施虐于女子的情况很少见到，有时记录了性交中的一些“撕咬”“扭打”之类的，也是男女两性同时有快感的。《金瓶梅》中写男子为提高性快感，如何在性交前把三个香码儿放在女人身上，一个在两乳间，一个在肚子上，一个在阴阜上，然后点燃。但这却是写女子愿意这么做，而且增加了性快感，也许，这是女子性变态中的受虐淫癖。 而女性对女性施行性虐待的例子却不少，大多是妒嫉和报复情敌，并满足自己的快感。 如《汉书》有记载，广川王去有两个宠姬，名叫王昭平和王地余。当他生病时，有个叫昭信的姬照顾他并获得了宠爱。此后，昭信就嫉恨其他的姬妃，她曾诬蔑中伤一个叫望卿的姬，说她在画师面前赤身裸体，并用鞭子笞打望卿，令诸姬用烧红的铁签灼她，望卿逃跑，跳井自杀，昭信叫人把她拉上来，用木棍捅入她的阴道，然后割下她的鼻子、舌头和嘴唇，并烹煮她的尸体。昭信先后杀过十几个女人，还时常狂饮，使伎乐裸舞，这完全是一种变态的施虐淫癖。 清代小说《隔帘花影》中，也记述了有位宋夫人，发现她的丈夫在外暗养了一个情妇。宋夫人带上仆人找到那个姑娘，带回家来，叫人剥光那姑娘的衣服，裸露于堂上，亲自动手用马鞭把那女子打得浑身是血，并剃光了她的头发。宋夫人从施虐中感到了性满足。 女性受虐癖与施虐癖在古籍中（特别是野史、笔记、小说中）颇为多见。许多怕老婆的故事，描述“河东吼”等，其实有不少是女性施虐淫癖的表现。 古代女性在性爱手段方法上的异常现象，在色情小说类书中可见到一些。 如《金瓶梅》中，常常提到了女子给男子口交，即称为“品箫”。还有写到女子（如书中王六儿）喜欢肛门交和手淫：“原来妇人有一种毛病，但凡交媾只要教汉子干她后庭花，在下边揉着芯子才过，不然，随问怎的不得身子。” “先令妇女马伏在下，那活放入后庭花内，极力硼二三百度，硼得屁股连声响亮，妇女用手在操着厌心子，口中叫‘达达’如流水。” 此外，其他色情小说，如《肉蒲团》等也常提到女子喜肛交的事例。 但古代女性的性变态，大多出于心理反常和环境的闭塞。女子对男子或女子的性虐待，大多出自偏狭心理，唯恐失去自己的性对象，至于肛交等异常性方式，也是出于对性生活的刺激、求新，或淫荡变异。特别是同性恋，不能不说与中国女性特别的被禁锢和传统的视男女之交往为犯罪行为的偏见有很大关系。 几千年来，被封建帝王束缚于后宫的大量女子，尽管丰衣足食，但她们却长期遭受着性压迫和性摧残。代代流传的所谓宫怨诗词，其实是性苦闷的倾诉，“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明代杂剧《长生殿》中，有一节“窥浴”，描写宫女偷看唐玄宗与杨贵妃同浴，借宫女口说：“自小生来貌天然，花面；宫娥队里我为先，归殿；每逢小监在阶前，相缠；伸手摸他裤儿边，不见。”宫女性苦闷，连太监身上都想发泄。还有一段宫女与太监偷看唐玄宗与杨贵妃同浴时的对话，太监调笑说：“两位姐姐看得高兴啊！也等我们看看。”宫女说：“我们侍候娘娘洗浴，有甚高兴？”太监笑说：“只怕不是侍候娘娘，还在那里偷看万岁爷哩！”一语道破了宫女们的性饥渴。
第五部分：中国女性的性性愚昧的牺牲品
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在“万恶淫为首”、“存天理，灭人欲”、“男女授受不亲”等等有关男女交往和性理论的束缚下，“性”被视为丑恶的、带有罪恶感的行为。中国人在教养子女时，对于性尤为严格，总想创造一个无性的氛围，让子女对性十分“纯净”，这种无性的文化，使子女除了性本能外，陷入“无知无欲”的性压抑状态。 对于女性来说，一方面，被抹杀了其聪明才智，创造力，个性……只被作为“性载体”，几乎是一个被夸张到荒唐地步的“性载体”，衡量“好女人”与“坏女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女性的性表现。而另一方面，又遏止女性身上流露出的性欲因素，哪怕只是“眼波流盼，含情脉脉，浅笑盈盈，风情万种”，也被斥为“招蜂引蝶之举”，女性从生理、心理，直至外形都处于压抑状态。而从女性自身因素看，也驯服于传统文化，历史上不少女子作了贞节牌坊的牺牲品。 但也有特殊的反映另一种愚昧状态的女性“性”行为，比如：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在进宫前，就与邻居一位男子私通，入宫后，伪装处女瞒过皇帝而得宠，并屡次与宫奴私通。后来，她安置一室，除了左右侍婢外，任何人不得进出，而用小牛车载装扮成女子的少年男子进宫通奸。“日以数十，无时休息，有疲怠者，辄代之。”也就是说，赵飞燕每天要和十个以上的年轻男子通奸。 西晋惠帝时的贾皇后为了满足性欲，和许多男子通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