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女性-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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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数年相守，盼得丈夫归，却被休弃。白居易的《妇人苦》中叹息：“生人莫作女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历代也有少数妇女为反对不合理的“七出”而抗争的，如被载入《妒妇记》中的东晋时期谢安的妻子刘氏，她反对丈夫狎妓纳妾，夫家人以周公的诗斥责她性妒，刘氏说：“周公是男子的缘故，如果是周姥撰诗，就不会有这样的诗了。”又如东汉末年的黄允，年轻貌美，才华出众，司徒袁隗想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黄允巴结袁氏高门大族，隐瞒已婚事实。但是，黄允的妻子夏侯氏十分贤淑，实在挑不出休出门的毛病，于是，黄允以实情相告，要妻子主动离去。夏侯氏知情后表示同意，但要求召集诸亲六眷告别。在亲属会齐后，黄允的妻子当众揭穿黄允十几件劣行，然后自己离开了黄家，至此，再也没有人赏识黄允了。 当然，真正男女公平地处理离婚，只有到了现代社会。
第二部分：女性的婚姻再婚（1）
在群婚时代，男女之间暮合晨离，无所谓嫁娶，无所谓离婚再婚。但随着个体婚的产生及嫁娶礼仪日益隆重后，再嫁再娶也就有了限制。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子再娶，一夫多妻，被视为“礼”所当然，而女子再嫁却大有非议。早在战国时期，已有“贞女不更二夫”，“从一而终”之说。《礼仪·丧服》中，把再嫁称为“再醮”，含有贬义。对于女子再嫁，历代波折时起，忽难忽易，并一直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丢人事，就连妇女本身对再嫁也觉得羞辱难当，认为自己不干不净，因此，“宁死不当再醮妇”。 在宋朝以前，对妇女改嫁虽有种种非议，但人们并不以女子再嫁为非礼，尚未形成严格的社会习俗。虽然，也有人倡导“贞女不适二夫”，认为女子改嫁是违反妇道的，朝廷表彰贞节，提倡妇女守寡。也有不少女子接受这种观念，节烈、守寡。如东汉女诗人徐淑，丈夫在外做官客死他乡，当时，徐淑年轻美貌，她的兄弟们要她改嫁，徐淑毁形明志，誓不再嫁。 南朝梁国卫敬瑜的妻子王氏，年仅十六岁，丈夫就死了。她的父母公婆都劝她改嫁，她执意不肯，并割下耳朵放在盘子上，以誓决心。 这些事例，一方面反映了不少妇女崇尚贞节，誓不改嫁，但从兄弟、父母和公婆劝她们改嫁上，也说明了当时妇女改嫁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历史上载有不少妇女改嫁的史实。 比如汉代，社会对贞节并不怎么看重，妇女有再嫁的自由。西汉朱买臣家贫，砍柴为生，但他刻苦读书。朱买臣的妻子嫌他贫寒，打算再嫁，朱买臣说：“我五十岁就能富贵，今年已经四十九，用不了多久了。”他妻子愤然说：“今天都快饿死了，还等到五十呢！”于是，离他而去。不久，朱买臣考试及第，做官上任途中，他看见前妻与她的新丈夫，就把他们带回府中，供给食宿。但朱买臣的前妻自觉无颜，自缢身死。这说明，妇女再嫁还是自由的。 东汉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最初嫁给卫仲道，卫死后，蔡文姬回到娘家，被匈奴掠去成为左贤王之妾，相处十二年，生两个儿子。后又被曹操以重金赎回，再嫁给董祀，夫妇恩爱相处。蔡文姬连嫁三次，也没有遭到非议，这也说明当时社会对改嫁的认可。此外，汉代的吕后、文帝、成帝、哀帝等均放出宫女，并允许她们再嫁。中下层人家妇女再嫁也较自由。 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宋，女子改嫁基本上也是自由的。尤其是唐代，对女子的改嫁没有约束。唐太宗贞观二年下的诏文中，还有鼓励再婚的：“男二十，女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服纪已除，自己不愿守志者，其鳏夫年六十，寡妇年五十以上，及妇人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节者除外，宜令有司，所在劝勉，令其婚媾，以解旷怨之情，免奔淫之辱。” 据《公主传》载，唐代公主中，再婚的有二十三人：高祖的四个女儿，太宗的六个女儿，中宗的两个女儿，睿宗的两个女儿，玄宗的八个女儿，肃宗的一个女儿。其中高宗、肃宗、睿宗和玄宗各有一个女儿嫁了三次。这是皇室女子再嫁。书香门第，文官武将等也是如此。如韩愈的女儿先嫁给李氏，后又嫁给樊宗懿；孤独郁娶相国权文公寡居的女儿为妻；杨贵妃本是寿王瑁的妃子，后嫁给玄宗为妃……至于普通百姓家，再嫁也是很流行的。 宋朝前期，再嫁也被认为是合理的。范仲淹曾主张给寡妇再嫁的费用，范仲淹的母亲就是改嫁入朱家的，因此，范仲淹曾用名朱说，富贵发达后，才改姓原姓。范仲淹的儿媳年轻守寡，正好他的门生王陶丧妻，范仲淹就把儿媳妇又嫁给了王陶。王安石的儿子与媳妇不和，并时常打骂妻子，王安石便找了户好人家，劝儿媳妇改嫁他人了。 但是，自从宋代后期，以及元、明、清以来，妇女再嫁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了。元代的统治者极力宣扬和提倡贞节观，各类束缚妇女的礼教、书训被奉若神明。明代程朱理学家们为此更是竭尽全力，“节女烈妇”在明史中留名的竟达一万余人。崇尚守节、殉夫，贬斥妇女再嫁已成为社会风尚。明清两代统治阶层下诏令表彰贞节妇女，为之免除本家差役，并设牌坊，建祠堂，一时，守节风盛行。至此，中国的女子改嫁已成为伤风败俗、为人不耻之事。在中国男子多妻多妾的同时，妇女却集终身幸福于一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死或殉节，或守节，在婚姻权益上丧失了自主性，沦为封建式婚嫁观念的祭品。 山东省曲阜是孔子的家乡，其中孔姓家族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孔氏宗族势力强盛，且族规稳固，两千多年来，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有一条就是妇女不许再嫁。一位十七岁的姑娘许配给孔家，还未过门，男方去世，姑娘殉夫自缢，于是，为她立了贞节牌坊。有一位被誉为“贤良大太太”的妇女，订婚后便死了男的，她抱着牌位拜天地，脱下嫁衣换丧服，守寡几十年，连院门都未出过。孔氏宗族中的妇女贞节守寡，尚立牌坊表彰，孔氏宗族外的贫家妇女境况更惨。她们死了丈夫后，在舆论、习俗的压力下，又不得改嫁，不少妇女拖儿带女衣食无着，不得不以死寻求解脱。世世代代延续下来，不许再嫁的规矩已成为人们心理上的沉积物了。此外，对于包办婚姻下产生的种种不幸婚配，妇女们也只能“从一而终”，无离婚再婚的权利，就是孔氏嫡系后代也不能幸免。如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五十多年前成婚的孔德齐和孔德懋。孔德齐嫁的是名门望族的后代，但出嫁后不久便忧郁成疾，原来她丈夫不仅在外寻花问柳，宿娼狎妓，而且拼命索取她的财产。由于妇女不许离婚再嫁，她只得苦守，年纪很轻便含怨去世，临终时，凄冷怨愤。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女子改嫁也会受到非难的。 广东海康县在一九八五年曾发生过姑娘与一只雄鸡成婚的怪事。原来新郎新娘是由父母包办订婚，任年轻人反抗、哭闹，全然不顾。结果，成婚前一天，新郎与别的相爱已久的女子逃跑了。新娘父母却说：“你的出嫁已祭拜祖宗，告诉过家神，你已是他家的人了，一定要嫁过去，不能改嫁！”于是，逼着新娘与一只雄鸡拜天地成亲了。 江苏某市有一位妇女，二十五岁时丈夫病逝，她带着幼子，含辛茹苦十几年，儿子读中学了，三十几岁的她与同厂一位未婚男子产生了感情，他们背着人，互相约会谈心。但是，被人们察觉后，视为丑闻，男方父母坚决反对，并上门威胁她，不许她勾引男人，败坏男方名声。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也冷嘲热讽，指指戳戳。厂领导还找她谈话，要她清清白白做人，不要背上坏名声。就连自己已十几岁的儿子也暴跳叫骂，嫌母亲丢人，不要脸。这位在孤寂凄苦中压抑十几年的妇女深感绝望，屡次想自杀了事。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来说，再婚已是极正常的事了，并且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预示了中国女性对束缚了几千年的不平等婚姻的解脱。
第二部分：女性的婚姻再婚（2）
一夫多妻，带有变形群婚的性质。而在中国，一夫多妻是古代的通例，中国的婚姻重在宗族的嗣续，因此，平民可以买妾；贵族可以娶妻置妾养妓；而帝王更是妻妾众多。 据《史记·五帝本纪》和《礼记·檀弓》中记载，传说黄帝把嫘祖作为正妃，帝喾、帝尧各有四妃，舜的三个妃子娥皇、女英、发比被称为三夫人。 夏商周奴隶制时代，有奴隶主蓄大批妻妾和掠夺女子的记载。到了周代，对奴隶主的妻子的数量有了规定：“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这都是指正妻，此外，还有许多妾，“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各级文武百官也相应置配。如春秋时，齐桓公明媒正娶的妻子就有三个，还有妾六个。战国时期齐国的权臣田婴，有子四十多人，可见其妻妾众多。《孟子·尽心下》中记载，诸侯的侍妾竞有达到数百人之多的。民间，一妻一妾或一妻数妾也是很流行的。 秦汉时期，封建君主效法奴隶主的多妻制，并有过之而无不及。秦代后宫逾千人，西汉皇宫内，嫔妃美女成群。据记载，“武帝之时，宫人达数千，宣帝之时，诸侯有妻妾数百人，富豪吏民蓄歌妓者有数十人”。这种婚嫁对偶的不平衡，导致社会上旷夫日益增多，引起公娼的合法化。 东魏孝静帝时代，大臣元孝请孝静帝允许百官按官价等级置妾，他在奏章上说：“晋令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品有三妾，第五第六品有二妾，第七第八品有一妾。令仿效之，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备九女，二品备七，三品四品备五，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 史实上，历代帝王后宫充塞，士族官僚及富绅权贵乃至小官吏、小业主等，多多少少均一夫多妻，连平民百姓，以延嗣后代为目的而买妻妾的，视若正道。一方面是妇女严守妇训，为丈夫守节殉节，幽于内室，禁止接触丈夫以外的男子；另一方面，男子可以购置妾妓，一大多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遗症，说穿了，是把男子的纵欲玩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掩饰下加以道德化、合法化。这种不合理的婚姻绵绵延亘，成为中国社会的惯例。德国性学家希尔须菲尔特在他著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游记·男与女》中说：“现在全中国的男子中约计百分之三十，各人只有一个妻子。由于种种理由，或是道德的、经济的，也或者是性心理的，约百分之五十，这里包括许多苦力在内，有两个妻子；约百分之十有三至六个女人；此外百分之五据说有六个以上的妻子，甚至三十个，以至更多的妻妾。关于张宗昌将军听说他有八十位，但在他败后定居日本之前只留下一个，其余都给钱打发走了。我在香港时，有人指示一个乞丐给我看，他除正妻之外还养着两位姨太太。” 在漫长的封建宗法制的中国社会，“花钱买小的”，或娶几房姨太太已成普遍习俗了。即使在当代，这种多妻关系还在某些地区死灰复燃。 浙南温州有一位黄姓采购员，家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妻子，但没有生育。他南来北往，隐瞒实情，又与千里之外的一位妙龄少女同居，少女痴情于黄，又怀了孕，急于嫁到黄家来，黄领回少女，并对妻子坦然相告，妻子想到自己未能为黄家承继香火，本已有罪，便忍辱负重，在家服侍丈夫带回来的妾生育儿子。可是，天天目睹丈夫与妾亲昵温存，她深怕危及自己做妻子的地位，害怕离婚，终于，她鼓起勇气投诉法院。而黄某已定下三个对策。上策：两美并存，妻妾分居，妻为生活夫人，妾为享乐夫人。中策：劝说妻子离婚，以妾扶为正室。下策：万一自己以重婚罪入狱，则吃两年官司，出来后，休了妻子，与妾再做夫妻。当黄的妻子知道丈夫的三个计策时，她竞选取了“上策”，以保全自己的名分地位，她哭诉着执意收回诉状。然而，法律无情，黄某被捕入狱，“妾”凄惨离去，剩下她一个人，望前景不寒而栗。 类似情形，在当代社会中绝不是个别的，可见，要驱除封建社会一大多妻的遗风，彻底除去中国女性身上无形的婚姻枷锁，是何等艰难！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知坑害了多少青年男女，尤其是中国的女性，惨遭摧残或为之丧生的数不胜数。同时，千百年来，人们也以各种方式与封建婚姻抗争，试图改变它。同时，也有几个较为杰出的思想家为妇女的不平等婚姻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