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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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校长对我说，他出生在苏州，为自己是苏州人而感到骄傲，虽然他的国籍是美国，但他的感情与中国人民是相通的，因为人对真理的追求是没有国界的。其实，司徒雷登并没有校长的头衔，他是教务长。他认为，燕京大学是中国的大学，应该由中国人任校长，所以他请了一位著名教授黄子通任校长。而实际管事的，是他这位教务长。燕大的学生都叫司徒雷登是校长。
燕大不但十分注重学生品德的培养，而且还注重培养我们爱国的热诚。“九一八”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又垂涎华北。中央政府没有动静，东北出了个马占山，领着他自己组织的游击队，单枪匹马，出兵抵抗。燕大女生组织起来为马占山的队伍编草鞋，做棉袜，男生做腌菜，挑起担子，带着草鞋棉袜咸菜，步行去前方，慰劳战士。出发时，司徒雷登校长站在行政大楼前面，致送行词，鼓励这种爱国的勇敢行为。
1935年一二·九运动，清华燕京学生进城游行，要求政府抗日，燕大的教授们驾着自己的汽车，左右夹着游行队伍，在北京的大街上保护和支持学生。某夜，当宋哲元的士兵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时，司徒雷登校长立即决定晚上不许开大门。当宋哲元的士兵敲燕大的门时，他亲自从门内告诉他们“不能开门”！并且在深夜和进步学生一同，将重要文件用不透水的包，装起来，埋到地下。这是参加埋藏工作的区棠亮告诉我的。她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与我是同宿舍的舍友。
人人都说康乃尔大学是美国最美丽的大学，1938年我访问过那里，觉得它无法与燕京相比。燕京除了校园美以外，人与人的关系——学校教职员与学生之间、和工友之间——都是和谐的。人人都说，燕京是一家人。这是真实的。燕京给年轻人以机会，向各方面充分发展他们的才能。当时，美国各州包括夏威夷的青年都来燕大留学。每逢佳节总会有一位老师，邀请家在万里之外的学生，去参加这位老师的家庭宴会。
被请到教师家吃饭，你不但得到感情的温暖，还无形中学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例如，有一个暑假，我没有乘火车回武汉过暑假的路费，就每天在图书馆写书卡，二角五分一张，赚度过暑假的生活费。学校的教务长梅贻宝老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弟弟）接我上他家吃午饭，还请了一位男同学。梅夫人倪逢吉也是燕大的教授，待我们学生非常热情。饭后，她拿出他们在美国恋爱时的相册给我们看。我们也谈到美国离婚率高，梅老师就说，自由恋爱就给男女青年结婚前提供了互相交往、彼此认识的机会，这样才会使婚姻建立在志趣相投、品德互敬、对人生价值观有共同的认识上，而不是建立在美貌、金钱、家庭的社会地位等等上，这样婚姻才能永久，才能幸福。他的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三）
有一次，我也被冰心请去过圣诞节。她家是三代同堂，她就讲起代沟问题，在思想上上下两代不能调和而使一家人相处难以愉快，她认为中国人的“忍”字很重要。她说，父母总是爱儿女的，但是思想却不能够相合，因为各自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中成长的。所以，年轻一代要深深地体会父母是爱他们的，无论思想是如何不一样，相处时一定要学会“忍”，不能一不高兴就怒形于色，要忍一下，多为对方想一想再说话，就可能给家庭带来和睦温馨。这些话也在我脑子里留下深深的印象。我体会到，上老师家玩、吃饭都能受到教育。还有一次，在英文系主任斯毕耳女士（Spill）家过圣诞联欢会，每个客人发了一张交谊舞舞伴的预约条子，每张上有六十次跳舞的机会。我的六十次一下子都填写满了舞伴的名字，我说我没有休息时间了。系主任是位四十多岁的单身女士，站在一边玩笑似的拍着手说：“交朋友结舞伴要多多的，谈恋爱只能一个。”我认为，这也是个很好的教育。
那天晚上，我一直跳到凌晨4点才回宿舍。最后那个舞伴，是一个读硕士学位的美国留学生。燕大的男生都很懂得交女朋友的一些礼节，他们在旅游和聚会中总是很照顾女生，帮我们拿重东西，最后总是负责送女生平安回到宿舍才分手。那个美国留学生问我在几年级，我说我仅仅是一个二年级学生。他马上就批评我说，“仅仅”那两个字表明你比我低许多，你错了，以你的年龄你应该是读二年级，以我的年龄我应该读研究生了。“仅仅”二字说明你认为我高你一等，你和我在一起玩就感到有点束缚，这是错误的。我觉得他对人观察得很仔细。我笑着说，你真是一个研究生。我在燕大的男朋友比女朋友多。其中一个男朋友姓吴，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他对我妈妈说，德伟看起来很有女性的美，可是跟她交上朋友以后就感到，她比男性更男性。
所有教员的宿舍都围绕在学校四周：南边有“燕南园”，东边有“东大地”，是很西化的建筑；西边有“蔚秀园”，北边有“朗润园”，则是中国传统的古代建筑，自然的园林风格。
校园内有两个亭子在山头上。一个雕梁画栋，还悬挂着一口巨大的铜钟。它二十四小时每隔一刻钟都敲击一次，每小时则按照它的实际时数敲击。燕大的生活，就被这个钟声引导着。另外一个亭子的建筑风格与这个亭子相反。它的顶是茅草做的，它的四根柱子和四周之间的木头条凳，都是原始天然的。围着这个亭子的石阶，也是用很毛糙的毛石建的。我与景云时常坐在石阶上看天上的星星。站在亭子里还能看到校园美丽的风景：南边是湖光塔影，北边是垂柳依依，西边有一艘石船。在月圆的晚上，人们在石船边徘徊。冬季，湖面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溜冰场所。很可惜，燕大没有游泳池，我们只好到清华去游泳。我们在他们那里游泳时，也依然大喊大叫，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客人。这是我们燕大的传统，快乐、自由而放纵。而清华的人都是很稳重的。校园的东门与西门各有一个饭店。东门靠近清华，有一个饭店叫“长三”，它的菜谱是根据喜好它的学生们的名字取的，例如，“张国荣鸡”、“刘云志排骨”等等，所以我们觉得它更亲切。西门那边是一个茅草盖的夫妻老婆店，地道的北方口味，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没有店名，学生就给它取了一个“普罗饭店”的名字。当时，燕大是共产主义学生的大本营，他们爱这个茅草棚饭店如同自己家里的厨房。这两个风味完全不同的饭店，学生们对它们都一样喜欢。毕业很久以后，工作、工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到过很多地方，进过很多饭店，我们对这两个饭店依然时时地思念。
我主修英国文学，副修乡村社会学。我非常幸运，两位伟大的作家冰心与郑振铎，是我的老师。冰心讲中西文学比较时拿起英文书不需要念，看着句子就立刻能译成很美的白话文。郑振铎教中国近代文学史，一开口句句都是很美的白话文，他那江浙口音说的国语现在还言犹在耳。他说，“‘五四’的名声惊破了一般浪漫者的迷梦……”还有一位很好的老师，姓徐，教我们唐宋诗词，教得非常好，即使我生了病也不愿旷课。他在讲课的时候，非常投入，似乎忘记了自身的存在。我们感觉他与那些诗人们已经合而为一了，似乎那些诗就是他写的。有一次我病倒在校医院，教我英国历史的一位教授来探视我。她是一位英籍的老姑娘。她坚决要知道我失眠的原因，她疑心我是失恋了。她一贯对我很感兴趣，时常邀请我到她家吃饭。她独自一人住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古寺中，随身只有一个老厨师照料她的生活。她也把我当成她家的一员。那一天，她不离开我，要我说出失眠的原因。我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是因为读书开夜车，喝多了咖啡，才睡不着的。这时，萧乾（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了名作家）带了一大包水果前来看望我。他是我们班上很出色的一名学生。上诗词课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但是这历史老师偏偏不肯走，非要听我的“恋爱”故事。为了急于脱身，我就借着萧乾即兴地编了一个故事，说我与萧乾恋爱了，但是我的父母不赞成，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老蒙古，职业是北京老城门的看守者，彼此太门不当户不对了。这个编出来的故事冤枉了萧乾，但是帮助了我立即脱身，没有耽误这一堂诗词课。我把这个虚构的故事说完以后，历史老师满意地走了。我马上从医院病床前飞跑去上我心爱的诗词课。虽然迟到了五分钟，但总比缺课好。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四）
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十四行诗研究》。十四行诗是二十世纪才来到中国的。现代名诗人闻一多，是第一个采用这种诗体的诗人。他当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他的辅导。他当时是我们学生的具有抗日和民主思想的领路之一。我很崇拜闻一多，也很想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对国对民有用的人。所以我每天不论天气多冷，6时一定起床，想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也能以写作救中国的人。我发表第一首诗时才十二岁，高中三年级我的英文老师就教我写英文诗。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一次英文诗写作的比赛会上，我和一位男生同时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但是，我们英国文学系只准备了一份第一名的奖品，那就是《莎士比亚全集》。我的英语教授波林顿（Borantin）女士赶快跑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拿出一个很美的玉石手镯送给我。那是很特殊的好玉石，名叫丝瓜藤。五十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在写作上并无任何成就，我对自己当时的过分期望，感到可笑。
清华和燕京在校风上是各不相同的，前者是非常严肃和典型的中国味，后者是非常自由浪漫西化的。一个清华的男生，不会去与一个女生约会，除非他对她很感兴趣或在追求她。他如果对那位姑娘作一次拜访，必须西装革履像一个绅士。燕京的男生却常常约女生们一块玩，出去爬山游泳，并不一定是在求爱。即使他想和某一个女生恋爱，他也穿得很随便。我当时只跟那些用心读书、吃苦耐劳、抱有爱国救国之心、忠诚于友谊的男女同学们做朋友。我认为，这样的人对我将来的事业才会有所帮助。大一时，我们有十二个男生女生，总在一起玩。下课以后，晚饭以前，我们这十二个人在一起吃西瓜，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大叫大喊，快乐无比。当大家发现向景云穿着整齐来找我的时候，就会说：“那个银行家又来了，我们快跑吧！”这些人就从女生宿舍旁边的花园里抱个大西瓜，到其他建筑物后面躲着，谁都不愿景云把我从他们中间拉走。我们这十二个人中，有一个女生同三个男生，后来都成了我终身的好友。这个女生名叫陈路得，是一个孤儿，从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圣希理达的舍监、寡妇陈老师认领为养女。陈路得在读中学的时候，成绩就非常好，每门功课都在85分以上，得到学校悬榜的荣誉。她进入燕大后主修的是护士学预科，后来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高级护士学系。老年以后，她成为天津医科大学的名誉校长，创办了高等护理学系，并且荣获国际南丁格尔奖。
另一位男生叫郑乃涛，十一岁丧父，家里有九个孩子。他妈妈靠给人洗衣服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把这些孩子养大。他从小学就享受奖学金，一直到大学。他用心读书，坚持锻炼身体，肌肉很发达。他说，一定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吃苦耐劳，将来救中国。他疾恶如仇，敢说敢做。我很羡慕他，也开始锻炼。原来我冬天怕冷不敢早起，晚上不能离开温暖的宿舍上图书馆去读书。我就对自己说：“乃涛办得到，我怎么不行？”就立刻拿着书往图书馆跑去。郑乃涛到大三的时候，转学到南京金陵大学。我知道他是要专修植物病理，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在这方面是最强的。他在金大毕业以后，学校留他教书，并允诺两年以后，送他出国读博士学位，再返回金大教书。
1935年燕大毕业后，我去上海见景云，路过南京时去金大找到郑乃涛。他成天都在实验室工作。当天晚上他陪我去游中山陵。我们坐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