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1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告别了休斯顿，也告别了尹保宇博士和我们的秘书温娜小姐，坐火车北上威斯康辛州麦地生城。火车越往北方开，天气越冷，窗外雪花在飘舞。火车一进站台，我就看到了身穿黑大衣的景云。我们又重新团聚了！他领我到“主大街”一所公寓里，告诉我这是威斯康辛大学一个教授的家，夫妇俩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寒假期间出门旅游去了。我们一进起居室，就发现壁炉里燃着熊熊的火光。我们坐下来，享受景云早就准备好了的晚餐。
第二天早上，景云从他的住处来到我这里，和我一起去法院，办理结婚手续。法官说：“你们必须提前十天在报上登出你们结婚的消息，如果没有人反对，你们在检查身体后来法院结婚，假如你们需要一个宗教婚礼仪式，可以在法院办完婚礼以后，再去举行宗教婚礼。”我们又去公理教会的教堂，斯旺牧师非常仁慈，同意我们元旦下午3时，在他家的客厅里举行婚礼。当我们即将结婚的消息见报以后，一位新闻记者来采访我们，然后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长篇通讯，题目是《她在US演讲宣传抗日，他在UW攻读博士学位》。十天过去了，我们在法院里结婚了。一位负责结婚手续的法官叫我们举起手来，口中念念有词，我一个字都没听懂，然后他就宣布：“你们结婚了！”元旦那天，我穿上红色丝绒旗袍，戴上珍珠的耳环、项链、戒指和手镯，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珍珠”。这些首饰，是1936年我们准备在汉口结婚时，父母送给我的。我还戴上一朵珍珠的胸花，那是景云送我的结婚礼物。
当我正要离开公寓去牧师家举行婚礼的时候，景云的好朋友海默霍维支的女友斯泰娜走进来问我：“你有没有旧的、新的、借的、蓝色的东西？”我回答说：“我的旗袍是旧的，袜子是新的，但我没有任何东西是借的，也没有蓝色的东西。”她立刻把她自己的蓝色的手绢送给我，并把她头上的发夹插在我的头发上，说：“这是你向我借的，婚礼完了以后，你要还给我。”我不明白地问：“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她淘气地说：“这是我们美国的迷信与风俗。婚礼中的新娘子身上，一定要有旧的、新的、借的、蓝色的东西，才能保证婚姻的幸福。”也许我们真的应该谢谢斯泰娜，我和景云虽然有过许多坎坷和烦恼，但我们的婚姻总的说来是幸福的。
有五十个客人参加婚礼，他们都是景云的老师和朋友。根据美国的风俗习惯，这种仪式叫做安静的仪式。婚礼是在牧师的客厅中举行的。牧师站在一个低的台子上，台子两边插着中美两国的国旗。牧师当着众人，问了我们是否能够患难与共、生病相互服侍，我们都发誓承诺了。婚礼后，牧师夫人举办了一个茶会，招待了我们的客人。在结婚的证书上作证的有四位证人，两位是景云的教授，另一位是我们的好朋友王宜权，还有一位是景云的房东老太太，她爱护景云，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主婚的牧师夫妇送给我们一个中国风格的银制盘子，上面雕刻着松、竹、梅岁寒三友， 象征着坚忍、纯洁、持久。我在大学时的好朋友邝荣禄，也在康乃尔大学的宿舍里燃起两根蜡烛，为我们的婚姻幸福祈祷。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旅行演讲大获成功（二）
蜜月还没有度完，我就接受了加拿大青年团和联合教会的邀请，去加拿大东部为中国的抗日进行宣传。第二天早上，我们的火车开进多伦多车站。天气非常冷。火车一停，我就看见艾伦·路根，他头一个冲到车厢门口。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结婚了没有？”我说：“结婚了，在新年元旦的那一天。”他立刻泪流满面。我吓了一跳。来欢迎我的中国代表们在站台上排成一条龙。出席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加拿大代表们，站在中国代表的后面欢迎我。我看到，艾伦把大衣毛领竖起来，挡住冷空气，也遮住了他的眼睛。我悬着的心放下了。
一对从日本回来的传教士老夫妇，邀请艾伦和我上他们的车，把我们送到多伦多市的男青年会。欢迎我的会就在那里举行。来欢迎我的代表们的车子，就像一条龙似的跟在我们车子后面。欢迎会盛大热烈。新闻记者们在与会者中间来来去去。当我端着杯子再去加咖啡时，发觉艾伦仍旧泪汪汪的。我很不安，但很快地离开了他，怕引起新闻记者的注意。
我在加拿大的演讲与在美国没有什么不同。加拿大人的组织能力没有美国强，但是他们比美国人更诚恳。我在汉默顿市第一次演讲以后，第二天的晚报就报道说：码头工人拒绝向开往日本的船上搬运军火。在安大略省的最后一次演讲完了以后，主席问听众：除了捐助伤兵、难民的款项及医药以外，还有什么实际的帮助？马上听众要求组织医疗队，去加强白求恩大夫的工作。
一次演讲完毕后，有一个听众主动开车送我去白求恩住所参观。某次会议结束后，我会见了白求恩的姑妈和表弟，他的姑妈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没有见过白求恩。他的表弟就向她解释：中国土地几乎和加拿大一样大，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一个人见另一个人并不是很容易的。加拿大的华侨也非常热情，一个年长的豪华的中国餐馆的老板，待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怕我才从中国来，不懂西方餐桌上的规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我，当天晚宴，欧托瓦市长和所有的人向我敬酒的时候，我不要站起来。他说，假若我出了错，就是给中国丢脸。他问我想吃什么菜，我告诉他想吃中国的大白菜。他就叫佣人到屋后的菜园里去摘了来，用大虾烧出来，吃着真是香呀！
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教堂去演讲，时间订在8点。时间到了，听众也都到了。虽然外边是狂风大雨，但会场里仍然座无虚席。开会的时间到了，会议就是不开始，我问会议的主席为什么。他就支支吾吾。我想还是不要再问了，别让他难为情。时间已到9点，时间已经过了一个钟头。风雨也已停息，但是，没有一个听众退席。9点半，我被请上台演讲。掌声雷动，久久不息。原来是听众们以长久的等候来表示他们的诚恳。我一开始就讲：“我带来全世界五分之一人民向你们的问候！”他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说：“中国这个东方的睡狮醒了，她不仅仅是在为自己战斗，而且是为了全世界与法西斯战斗。但是她现在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我们不要求人们给我们任何援助，但坚决要求你们不要再继续帮助日本。至今加拿大和美国每天都在运送军火给日本，你们这是在支持那个你们在道义上谴责的日本！”话音刚落，听众的掌声如雷贯耳。他们举手高呼：“中国万岁！”“打倒日本！”我演讲完以后，听众没有一个站起来回家。他们唱了一首又一首的圣诗，祈求和平和正义。
暴雨又下起来了。人们在互道再见。在教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艾伦帮助我穿上雨靴。他说：“珍珠，你这次在加拿大旅行宣传演讲取得了很大成功，我祝贺你！明天一早，我就要赶回汉默顿去上班了，你也要回到威斯康辛麦地生城去了，我愿你一路平安！可能我们这一生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你是否可以与我一同去喝一杯咖啡？这可能是一种最好的辞别方式。”他边说眼泪边流下来。我说：“不管这次有多大的成功，功劳都应记在你的身上。是你的努力工作，才实现了我这次旅行宣传。请把我的谢意转达给加拿大的代表、加拿大青年团和联合教会的朋友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吧。”
我们的汽车停在一家咖啡店前，它正要打烊。但是侍者还是非常友善地欢迎我们进去。我们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长久地沉默着。每一张桌子上，都摆上了椅子，侍者们该回家休息了。我们只好告辞。艾伦说：“让我们吻别！”这次别离，充满了甜蜜的忧愁！
我想给景云一个惊喜，所以事先没告诉他我要回来了。但结果是他给了我一个不快乐的惊异。
火车黎明前到达麦地生城。当我走进我们的住所时，太阳刚刚升起。我进屋后发现，所有的窗户都紧紧地关闭着，一股香烟味扑鼻而来，桌子上、地板上、书架上、窗台上，到处都是书和文稿。床上睡着一个人，在他周围也堆满了书。屋子中间有一个字纸篓，里面堆满了烟头和烟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男人能够如此糟糕，他的房间能够如此乱七八糟。景云这个人，平时都是非常整齐干净、井井有条的啊！
他醒了，发现我站在那儿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地板上再也没有一点空儿让我向前迈第二步。他连忙爬起来，可是找不到眼镜。我看见他的眼镜竟然挂在床脚下的钢丝网上，而且还正在摇晃着。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他自己能够挂得上去的，一定是有人替他挂上去的。我指着眼镜告诉了景云，他低头一看，大骂道：“这是谁做的鬼事？一定是隔壁的那个混蛋王宜权！”王宜权是他在威大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当面质问王宜权，他赌咒发誓说不是他，看上去是真诚的。一直到今天，他们两个都已作古，还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这真是一个谜！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香港遇险（一）
12月8日，日本飞机飞临香港与九龙上空，两地居民乱成一团。我们曾与旅行社商定，当日由他们派车，将行李先行由滇缅公路运回重庆，人则等有了飞机再走。但是当天因时局突变，旅行社没有来取行李。飞机的舱位也早被权势人物占领，例如孔祥熙的二小姐与她的五条狗就占用了一架客机。普通老百姓何时才能排上号，只有天知道了。不久，加拿大与印度的士兵应召来到香港，维持秩序，但是他们都不中用，后来在与日军交火中溃不成军。
当时，我在燕大读书时十二个好友之一江汉章的父亲住在九龙，战乱发生时，他嘱咐景云去香港把他在那边银行的所有存款取出来，带回九龙交给他。那天下午，景云从香港打电话告诉我，轮渡已经停驶，他回不来了。我告诉景云，我马上就要逃往半岛酒店（半岛酒店位于尖沙咀码头附近，它有一个比较牢固的地下室，可以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我有两口大箱子，其中一口交给房东葡萄牙老太太，请她代我保管。箱子中放着我与景云结婚时以及离美回国前朋友们送的所有礼物。另外一口箱子，我就雇人抬到半岛酒店。途经弥登道时，看到许多歹徒在抢商店，而这家商店就在葡萄牙老太太家的隔壁。我向前走时，碰到我们家的远亲颜惠庆（中国出使苏联的第一位大使）。他头发苍白，带着五个小孩子。他说：“我要领着这些孩子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我问他：你的小汽车呢？他说已经被歹徒抢走了。
我走进半岛酒店时，里面已经乱作一团。我请一位侍者将箱子送到四楼我事先订好的房间。这时我看到，景云竟然站在我的身旁，一手提个皮包，一手握着一只烤鸭，样子非常滑稽。他对我说：“已经没时间了，我们赶快到香港去。因为香港和九龙不同，无论如何，英国人是不会把它丢掉的。”我对身旁的女佣（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说：“你快与我们一起坐船去香港，你是我们家的一分子，只要我们家有饭吃，就不会饿着你。”她拒绝了，说她参加了一个“十姐妹”的团体，她们要患难与共，永不分离。我就将身上的钱分了许多给她，并告诉她家中还有许多咸鸭蛋，她都可以拿走。我与景云出了酒店的大门，就看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朝尖沙咀码头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都有。年轻人背着老年人，朝轮渡口拥过去，后面的人又争先恐后往前挤，以致有的老年人裤子都被挤掉了。当我们挤到趸船边时，轮渡已经离趸船有一米多远了。因为这是最后一条船，我们只好返回酒店。当我们走近酒店门口，门正在关上，只剩下一个五寸的空间。我赶快塞进我的脚，并且大喊：“你压着我的脚了！压着脚了！”我们总算挤进了大门，感到饿极了，但那只烤鸭早已不知在何时何地丢掉了。酒店的大厅里，服务员正在指导客人如何组织起来，如何保护自己。因为歹徒们已经在挨家挨户地抢劫，并且有卡车跟随着运送赃物。服务员组织一批旅客站在大门的凉台上，抱着瓷盘，用来击打歹徒。又组织了一批旅客手执椅子腿站在楼道转弯处，准备阻击冲上楼的歹徒。还有一些身强力壮的旅客，就手持皮鞭铁棍，站在跳舞厅的前边，保护着那些躲在里边的女性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