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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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门，见到一个法国警察，我用法语讲了半天，他都不明白。忽然我想到法文与英文的“邮局”应该差不多，而且法文中的“邮局”这个词大概是属“阴”性。这样一讲，他居然明白了，马上指出前边不远处的一座绿色的房子说，那就是邮局。　　　　
　　　　我发现，世界名城巴黎的公共厕所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厕所就在人行道的中间，外面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厕所里边人的头和脚。我也很遗憾，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去参观当地有名的蜡像馆。后来，我被邀请去凡尔赛宫参加基督教国际会议。到了宫殿门口，一对日本基督徒夫妇前来欢迎我。他们表现得很有礼貌、很热情，但是我想他们恐怕是伪善者，我压着火，仍然尽力保持着礼貌。开会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发言中大骂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而且是真诚的，我很受感动。　　　　
　　　　第二天；我们那些被关押的团员到了巴黎，我们就一起乘上了美丽的“诺曼底”号邮船（曾获得过“蓝色带板”奖）前往纽约。船上的法国餐很有中国滋味。有一次午餐，上了一条大鱼，完全像中国的红烧鱼，味道十分好。我也特别喜欢法国的面包，色、香、味都很好。它们装在一个篾编的小篮子里，摆在餐桌中间，里面的面包每一块都不一样，又香，又漂亮，又松软。有一种完全像中国的银丝卷。不过我们的是蒸出来的，它们却是烘烤出来的。　　　　
　　　　我在“诺曼底”号船上的舱位在船的尾部，舱前没有遮拦，非常明亮。这间船舱里只有三个铺位，住着一个美国中年妇女、一个北欧的老太太和我。这个老太太带了一篮子的“臭奶酪”，是她精心制作、送给亲友的礼物。但是那种“臭”味令那个美国妇女实在无法忍受，北欧老太太出舱去甲板乘凉时，她就把这一篮奶酪放在舱口门外。老太太回舱，发现她的宝贝礼物不见了，十分焦急地四处寻找，并且口中叽里咕噜地说：“上哪儿啦？到哪儿去了？”那个美国妇女睡在上铺，就是不吱声。当老太太发现奶酪就在门外时，一边骂，一边把它往舱里拖。那个美国妇女顿时从高处跳下来，把篮子使劲往舱外拉，也是边拉边骂。她们彼此互骂，用了许多的脏字，连头上的筋都鼓起来了。篮子都快要撕成两半了。我用一本杂志盖着脸，等待着最后的胜利究竟属于谁。当她们闹得面红耳赤、汗流浃背时，我忍不住笑了。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美国之旅（一）

　　　　“诺曼底”号邮轮越过美丽的大西洋，抵达美国的东海岸，向哈德逊河入海口的自由女神像驶去。自由女神高举着自由的火炬，屹立在岸边，引起了船上乘客们心中对民主、和平、自由的向往。岸上军乐队的鼓声和号声响起来了。华侨来欢迎我们代表团的汽车，在码头上排成长龙。华侨们站在岸边，摇着国旗欢呼。我们被迎接到中国城，这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墙上贴满了标语，街心悬挂着很大的横幅，用中文写着“公理属于我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团结就是力量！”“最后的胜利必归于我们！”“中国人不流泪，只流汗与血！”华侨们沿着街道两旁排队站立，拍手欢呼，欢迎我们。他们的热情，感动得我流下了眼泪。我们来到一个豪华的酒店，接受宴请。女主人们都穿上了绣着梅花和凤凰的旗袍，男主人们穿上了整齐的西装。一共有十多桌，桌上都摆满了美味佳肴。我们代表团团长向他们承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在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上，宣传我们的正义和抗战的精神。　　　　
　　　　当天晚上，他们开车送我们到长岛出席开幕式。与会代表有五百多人，代表五十八个国家，而全部与会者一共有二十万人。会场是个临时的建筑，席位是阶梯式的。当我们中国代表团十六个代表高举国旗进入会场的时候，全场二十万人肃立致敬，拍手欢迎。纽约市市长拿瓜地耶首先致词。他的演讲非常精彩动人，直到今天我还能回想起他演讲时的容貌。然后主席宣布，全场静默三分钟，向中国抗日军民致敬。我顿时热泪盈眶。我们这个古老而贫弱的民族，被帝国主义欺侮了一百多年，现在站起来了，保卫自己并带头与法西斯战斗。会议到午夜12时才散。五百多名代表被送到纽约郊区华沙女子大学住宿，我们将在这里开八天会。为了各个国家的代表们彼此交流，所以在安排住房时，是错开安排的。我和一位印度女子医科大学的学生住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每个代表团的团长高举各自的国旗，五十八面国旗排成长队非常壮观，以进行曲的步伐走上主席台，旗帜在台上插成一个半圆。大会主席是一位美国姑娘，副主席是一位印度姑娘，她们很成功地主持了大会。每个与会者都戴上了耳机，会议用三种工作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汉语。每一个国家代表都讲了几句话。五百多个代表被分成许多组，每个小组不超过五十人，对政治、经济、宗教分别进行讨论。我参加的是宗教组，组长是天主教徒，一位美国的孤立派。他的和平观念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参加任何战争，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战争才会消灭。”我们这个小组里有一个国家的代表提议，在大会结束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带一份写好的大会宣言，给自己的组织，并说明：“日本的战争是侵略的，是非正义的。”而我们的组长坚持认为，我们的与会者不应该站在任何一边，煽动战争的火焰。但是有些人坚持：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不义之战。这位组长一再坚持他的想法。辩论了一整天，这个提案也未获通过。　　　　
　　　　第二天，我感到会议的趋势是向着孤立派的，就去拜访加拿大朋友。因为我知道他们中间有好多人的思想和我们中国人是一致的，我希望他们能来参加我们组的辩论，增加我们的力量。最后请来十多个加拿大朋友，他们辩论得十分有力。那个组长虽不大高兴，但是小组秘书是个荷兰人，非常快活，他站在我们这一边。忽然，一个日本青年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组长非常高兴；他以为他的力量加强了。于是就宣布，这个日本人的发言是最后的发言，之后就举手表决，而且特别留给这个日本人较长的发言时间。这位日本人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发言，说他坚决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并且提议想办法来制止这场战争。他十分赞成用联合的力量来抵制日本的侵略。组长最后只好宣布：“停止发言，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那位代表的提案，对日本发动的战争进行谴责。　　　　
　　　　大会闭幕以后，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个大型茶会。许多代表团都受到了邀请。美国代表团与加拿大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表示了极大的同情，邀请我们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旅行演讲，宣传抗日。还有一些欧洲和南美洲国家，也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当我们选派代表的时候，美国与加拿大代表团指定要我与杨慧敏担负这个旅行演讲的工作。最后，指派我与尹保宇去美国的东南各州，彭乐善与杨慧敏去西北各州。在美国的宣传完成后，我一个人再独自前往加拿大。其他代表被派往欧洲与南美洲宣传。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华沙大学告别了。当我从房间里取出我的行李时，立即被一群加拿大的姑娘抢走了，要我陪她们去纽约。她们是多么有趣呀！我同意了。上车以后，发现有五位姑娘挤在前面司机的位置上，将车后的位置留给一个青年男子与我。我就说：“前面挤成这样，警察一定会罚你们的，后面的座位非常空，你们至少可以过来两个人坐。”她们说，去纽约的这条路上，根本没有警察。我注意到，开车前她们把车上的后视镜转一个角度，使得前座的人完全看不到后座的人。那些姑娘给我介绍了那个男青年，他身材高挑儿，头发深黄色，眼睛大而黑，名叫艾伦·路根。我似乎在哪儿见过他。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在宗教组织会以及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茶会上，作慷慨激昂演说的人。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他愿意牺牲生命为中国正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奋斗。中国代表团的那些男代表们正在指指戳戳，眼睛望着我说：“还不如说这位先生是为了你而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我知道他们在逗我，所以没理会。车开了，我与艾伦开始谈话。一开始他有些腼腆，自我介绍说是安大略省汉默顿城基督教男青年团的干事。他问我的家是否住在美国。说：“我只是来开会的，我家在武昌，任务一完毕，我就得回去。”他就问：“那天拉你上旗台，大声地宣布‘这是我的姑娘’的那个人，他是谁？”我笑了，说：“那个疯小子，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又说：“为什么他今天不来接你去纽约？”我说：“他现在正在加拿大参加一个关于土地经济的国际会议。”他问：“你们要结婚了吗？”我说：“没有，他忙于学业，我忙于救亡工作。虽然我们已是八年的知交了。”他问：“他到美国有多久了？”我说：“两年。他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时，我们的小车已经到达纽约的国际公寓。我们俩都在这家公寓办理了入住手续。黄昏时，艾伦·路根来邀我去公寓的花园散步。我们坐在石凳上，我感觉到有一滴水滴到我的右臂上。我说：“在中国深秋才有露水，没想到西方的露水来得这么早！”月光通过树叶的空隙，照在他的脸上。我看见他眼睛里面闪着泪花。我很惊异，没再说下去。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美国之旅（二）

　　　　他说：“当他喊这是我的姑娘时，我看见你冲下旗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对自己说：她是如此美丽，如此有魅力，我必须征服她。从那时起，我千方百计来认识你。在那次宗教会和茶会上，还有几个其他场合，我都失败了。你就像一阵旋风，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抓不住你。那些姑娘真是好心人，她们为我创造了今天这个机会，但我总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给了他八年与你交友的机会，给我呢，连八个钟头都不到！但是，就在看见你的那一刹那间，你教育了我，爱是什么，为什么爱。我的假期后天就到了，明天就要开车回加拿大。你能不能大发慈悲，给我一年时间，来向你表示我的感情。我要用这一年来战胜他的八年。请你千万在这一年内，不要与他结婚，看到底是他还是我在爱情中更真实。”我对他说：“我尊重你的情感，我感到你是真诚的。但在人生中就是有一些不可能的事。最明智的还是忘记爱，建立友谊。友谊在我们之间可以无穷尽地发展，但爱只可能使我们立刻分离。”他叹息道：“上帝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第二天上午，艾伦·路根开车送我到纽约第11街张希先和唐锡朝的家中。张希先是我燕大同宿舍的同学，唐锡朝是清华一位很进步的学生。当时他们新婚不久，我因为等待旅行宣传的安排而暂时住在他们家。他们俩都是从小生长在美国的华人。唐锡朝是唐人街一份共产党报纸的主编，张希先在一家私人办的托儿所里工作。夫妻俩的收入很低，每月入不敷出。张希先的父亲是美国西海岸的一家大庄园主，缺乏远见，很反对他们的婚姻。没有想到那时很穷的女婿，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联合国的大使唐明照。当时他们家里穷得连一把椅子都没有，吃饭都是站着吃的。他们借了一张折叠床，让我睡在他们的客厅里。我住在他们家等待美国十四个民间团体为我们中国代表筹备旅行演讲的一切事宜。这十四个民间团体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干事是玛丽·瑞得小姐，她的办公室设在纽约第40街8号，借用的是美国青年团的办公室。委员会有一位先遣人员，是美籍墨西哥人，他负责事先联系、具体安排我们的演讲活动。　　　　
　　　　住在张家，我了解到，支援中国抗日的美国民众团体有援华会、美国大学女生联合会、美国青年团、中国之友等等。我还经常被一些美国家庭妇女邀请去出席她们的聚会。这些聚会轮流在各家举办。这些会是很有趣味的，邀请不同的人士来演讲，内容包括了政治、社会、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儿童教育与父母教育，开美术展览会，请音乐家来弹奏乐曲给大家欣赏。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节目委员会，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家庭妇女们去寻找合适的演讲者。　　　　
　　　　9月快结束的时候，通知来了，我们四个被指定的代表，要到纽约市政府大礼堂做第一次宣传演讲。那天晚上，男女听众们都是穿着礼服来参加的。据说，那一次入场券的价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