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探秘-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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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因为他想看到更深的地方。但是他答应过邻居不再向下潜了，于是他一边在水中呼吸一边拼命地想：“如果我能到海底去，那感觉一定妙极了。”
约翰十二岁那年的夏天，他和朋友罗伯·丹尼格里斯一路搭便车离开花园市出去冒险。在1963年的美国，搭便车旅行还是一项安全的活动。他们到了离家50英里处莎福克县的一处小村落。约翰和罗伯开始沿着乡村小路步行。他们偶然发现了一所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看上去这是一所弃屋：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低垂的树枝遮住了紧闭的窗户，屋里看上去幽暗而安静，就像连阳光也不忍打扰一样。两个孩子慢慢靠近，他们看过很多恐怖电影，对可能出现的情节也有所准备，两人都觉得屋里肯定藏有故事。他们推了推门，门开了。
他们在楼上发现了一堆几十年前的报纸，报纸都没有翻开过。他们坐在布满裂缝的柳条箱上，开始互相大声朗读报纸上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属于另一个年代，当时为大家所关心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约翰在地下室发现了好几坛水果蜜饯——足够吃好几年的——他被这些蜜饯所代表的想法所深深感染。这里的主人曾打算在这里住很长时间，他们曾希望能够在以后享受这些甘甜的蜜饯。两个孩子在屋里停留了几个小时，没有想过要破坏这个地方或弄乱这里的物品。黄昏时分，他们整理好了房间，连报纸也按原样摆好。
在搭车回家的路上，他们做出种种设想来解释这所弃屋和房屋以前的主人：蜜饯暗示了屋里曾住着一位女士；窗户用木条钉起来是因为房主是在突发状况下离开的；放在那里的报纸显示，自那以后，就没有人住在那所房子里了。他们在脑海中激烈地推断，而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消逝而去。
几天以后，他们尝试过再次搭车返回那所房屋，但他们无法说出他们要去的准确地点。两个孩子在乡间小路上到处寻找，但一无所获。他们之后又作过几次尝试，但都没有成功。
那个地方一直令他们魂牵梦萦。他们试过很多次，他们甚至画了地图，但他们再也没有找到那所房屋：他们永远不知道他们曾到过的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之后，两人又搭车出去过很多次，但再也没有发现过那样令他们感兴趣的地方。
1965年约翰上了花园市高中。也正是这一年，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岘港登陆。约翰个子很高，留着金黄色的短发，长着方形的下巴，看上去更像一个成年人了。他交友广泛，尤其是那些钦佩他冒险精神的人更喜欢和他交朋友，他们佩服他可以搭车跑到50英里外去冒险，也佩服他有能力改装摩托车。
约翰在高中时仍然成绩平平。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他从小学起就模模糊糊形成的想法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他想知道，花园市是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像被一层保护罩包围着，里面的居民根本不了解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这里的人所关心的问题非常狭隘——他们只关心谁住上了最好的度假屋。邻居们都倡导民权，甚至出去游行支持“黑人孩子”进入白人高中，但事实上，在花园市根本就没有少数民族居住。
升入高年级后，约翰依然对海滩充满热爱。当然，他从未梦想能够成为顶级的捕鱼人或是冲浪冠军或是下一个雅克·库斯托。除了他的外祖父以外，他心目中没有其他的英雄。他甚至没有外号。但是他总是对海洋充满向往，每次看到大西洋，他都会惊异于世界的宽广，而这个广阔的世界一定存在于花园市之外。
1968年，约翰上高中三年级，这时，有关美军在越战中严重伤亡的报道铺天盖地。每个人都对此事持不同看法，约翰仔细聆听所有人的意见。但是约翰越是深入思考这些观点，他越是怀疑这些人是否真的理解这件事情。他不是质疑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他非常佩服他们的热情，也深受这个时代气息的鼓舞。但他开始问自己，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他们自己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他不断问自己，同时也更加确信，他们中没有多少人曾经到过外面的世界，曾经找寻过自我。
那时，约翰的父母已经离异，他的父亲搬到加利福尼亚。一天傍晚，约翰的父亲给家里打电话，问儿子对未来的打算。约翰知道他父亲想听的是什么——他会考上耶鲁，然后找一份与他相配的工作。但是约翰却特意说了些让他父亲感到不可思议的话。他告诉他父亲，他想去探索世界，不是作为旅游者或学者意义上的探索，而是要去寻找生命的答案。他告诉他父亲，他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只知道他必须要走下去，他必须要去寻找自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他父亲暴跳如雷。杰克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为自动饮料机发明了电路系统，用这个装置，酒吧的招待可以一次从一个饮料机里倒出好几杯苏打水。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有钱，约翰可以到他那里工作。
“这只是你的计划，不是我的，”约翰说。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约翰，你一辈子只能当一个普通的工人。”
约翰挂断了电话。
1969年初，约翰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一个戴着黑臂章的女孩走进了他们的教室。当时B52轰炸机对柬埔寨边境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美国反战运动者要求美军撤离越南。那天那个女孩做了有力的演说，她完全相信自己反战立场的正确性。约翰将自己想象成一名冒着生命危险参战的战士，然后询问自己是否会赞同女孩所持的立场、佩戴的臂章以及挥舞的拳头，但他没有答案。他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约翰生命的中心问题。就在这间教室里，就在这个戴着臂章的女孩旁边，别的同学都附和着“对极了”，但约翰对此却没有答案。他从来没有出去寻找过自我。
一个想法出现在约翰的脑海中：军队可以将他带到那个广阔的世界中；参军可以帮助他寻找自我。他问自己，是否敢去杀人，是否肯为自己鄙视的事业而搏斗，他再次无法给出答案。而后他有了主意：他可以志愿参加军队医疗队。不管事情变得多么糟糕，作为医疗志愿者，他只需帮助别人，而不用去杀人。这样他既可以心安理得地留在军队里，又可以获得亲身体验来解决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他首选了海军，他外祖父的那支部队。但是海军为英雄的后代提供特殊照顾政策，约翰不想受到特殊照顾。但其他部门不能保证所从事工作的专业性，只有陆军同意，作为医疗志愿者参军可以等同于服四年兵役。于是约翰应征入伍了。
1970年1月，陆军将二等兵查特顿分配到了驻日本濑户内岛的第249总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当年他18岁。设立该病房的目的只有一个：治疗战争恐惧症。每天都有大批伤员从山的那边被送进病房，有的被打掉了后颅骨，有的脊柱断裂，有的神志不清哭天抢地，还有的只剩下半边脸。查特顿为伤员擦洗身体，为他们更换衣服，然后把他们抬到病床上，让他们从残酷武器造成的伤害中恢复过来。很多伤员是查特顿的同龄人。有时在进手术室之前，有的伤员会看着查特顿然后对他说：“我瘫痪了，伙计。”查特顿有时会在病房里呆呆地出神，他想弄清楚一个十八岁的人突然失去了一部分身体的感觉是怎样的。
第一部分 数字之书第13节 约翰·查特顿（2）
如果有个士兵可以在1970年保证身体完好无损的话，那么这个士兵一定是查特顿。他经常乘火车出行，在濑户内遍的火锅店里吃饭喝酒。他喜欢他的工作——需要投入感情，而且对别人至关重要。他正在观察这个世界，同时又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但是当他看到成队的伤员被送到神经病房的时候，他却无法停止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这些事是怎样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呢？山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查特顿开始研究这些伤员。当医生讲解轮椅和呼吸管时，他基本上都在观察伤员的眼睛。他们的眼神穿过面前医生的身体，直直地看向前方。对查特顿来说，他们并不是《英烈传》里的冲锋队员。他们呆滞、恐惧、孤独，但他们似乎知道一些查特顿并不了解的东西。
几个月过去了，一车车患上精神病的伤员被送到了第249医院。查特顿更加迫切地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贪婪地阅读报纸、书籍，并和伤员交谈。但这些消息来源只能告诉他一些政治性的东西。他们无法解释世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他的心里再次充满了求知欲，就像小的时候站在海边时的感受一样，他要自己去找寻答案。
查特顿开始告诉朋友，他可能会要求转到越南的部队中去。他们对他的决定做出了迅速的反应，而且意见一致：“你疯了吗？”他试着将这个想法告诉家里，他们也恳求他重新考虑一下，并解释说神经外科病房的救护员肩负着最高的使命。但他告诉他们，他并不是出于爱国主义或其他什么崇高的目的——他只是想了解那些士兵的处境。最后甚至连伤员也恳求查特顿，“千万别去——你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说。一个瘫痪的士兵告诉他，“待在这，服完役，赶紧回家。我已经残废了，但是你还是完好无损的，你一定不能像我这样。”但是查特顿仍然申请了调动。1970年6月，他登上了飞往南越朱莱的飞机。
查特顿被分配到第23步兵师第31团第四营。他着陆后，被告知要到位于老挝边境一处重火力点的战地救护站报到，那个地方被称为西登陆区。他当天上午抵达了重火力点。
中午前后，基地的电话响起来。一个人接了电话，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然后低声向话筒说道：“他妈的。”很快，基地所有的人开始混乱起来。一个军官把查特顿叫了过来，“带好你的装备！一名救护员在战场上刚下直升机就被炸死了。你去代替他的位置。”查特顿不敢相信听到的是真的。他要取代一个死了的救护员？在直升飞机上？去战场？然后这个对他说话的军官开始抽泣，眼神越来越疯狂，就像查特顿在日本医院看到的那些精神崩溃的士兵的眼神一样。
其他人抓起武器和装备从他身边跑来跑去，而查特顿却待在原地无所适从。他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要做些什么，一分钟后，一个满头棕色乱发的小个子男人抓住他的胳膊，对他说：“听着，我也是救护员。跟着我，我们准备去阵地。”这名救护员看起来年纪不小了，至少有24岁。他说自己的名字叫“毛斯”。
“跟着我，”毛斯说。
毛斯领着查特顿藏到了基地的一个掩体处。在直升机来接查特顿到丛林去以前至少还有好几个小时。到时候，毛斯说，他会告诉查特顿直升机的吊索在哪里。“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聊天，”他说道。
在掩体中，毛斯将查特顿的救生包中塞满了战地医疗工具——疟疾药片、四环素片、吗啡、绷带、剪刀，以及战地服装等——他还向查特顿解释了如何在丛林中使用这些工具，这远比查特顿在医院的时候要复杂得多。在讲解中间，他还穿插了自己对越战的看法。
“我痛恨战争，”毛斯说，“但既然我已经到这里了，我就要尽我所能为这些人做些事情，我要当个好救护员。这场战争与我没有太大关系，做一个好救护员就是我的全部工作。”
毛斯将疟疾药片和痢疾药片分别做好标记，将查特顿的包扣紧，然后告诉他，一般来说，救护员除了要带一个大的救生包以外，还要另外准备一个小的，这样才可能够用。一边巡逻，他一边告诉查特顿，一个优秀的救护员会将外伤药与治过敏和肚痛的药区分开、单独放置——你不可能用过敏药去治疗一个头部中弹的伤员。
“这些人就是你的责任，”毛斯接着说，“对我来说，我就对我的伤员负责。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治疗这些伤员。他们是最重要的。”
看到毛斯挂在后面的0。45毫米口径手枪，查特顿问道——难道战地救护员的武装就只有这么简单吗？
“很多救护员都背着来福枪或机关枪，”毛斯回答道，“我携带武器的唯一原因是我要用它来保护倒下去的伤员。我不愿意因为我没有武器而让敌人杀死我正在救治的伤员。但是我不会携带有攻击性的武器，我不是勇士，我把手枪挂在后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一个象征。它不断提醒我，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