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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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今天的人们的确无从得知他们想了些什么；然而，父亲却用毕生的实践告诉我们：他无愧于东方民族的代表，他接过了列宁的旗帜，并把它高高地擎起。
３天后的支部大会上，父亲与华林一起介绍傅大庆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４年３月。春，以其勃发的生机叩开久为冰封的莫斯科的大门。这不禁激起不满２０岁的父亲思乡、念土、恋亲人的别绪，给早已莺歌燕舞的南国家人寄去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父母亲大人及诸妹妹：
一月以前，曾寄单挂号信一封并附有照片，可否收到？你们近来的健康如何？
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自当谨慎，你们尽可放心。
莫城天气渐暖了，街衢的积雪渐溶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的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结果如何，待将来再告。
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着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多。
禹彝叔去年由法来俄，现与我们同校念书，他的情形还好。
我今天本来是没话可寄，不过因为有便人回国，特草数行以慰你们的望念，旁不多及。
此祝健康，近好！并望回音！
各亲属叩安
二南寄于莫城
三月十五日
这寄自遥远异国的家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大自然充满生机的春天的热爱和对故乡春景的无限眷恋，蕴含着对父母家人的深沉的思念。然而，一句“但我不惜……”却道出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对革命前途美好憧憬和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豪情。
5．莫斯科“东大”（4）
这是保存下来父亲在莫求学时唯一的一封家书。
这一年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自１９２３年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后，本年初国民党在孙中山主持下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此时国内急需大批干部，旅莫支部即陆续派人回国。
父亲被安排在第二批返回。行前，被派与卜世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青年国际提出，为便于发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东方各国应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父亲等３人鉴于中国国共两大政党合作已形成，并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４年历史的实际，不同意中国另建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政治色彩的青年组织，得到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中国党代表团的认同。
７月２３日，父亲结束了在“东大”的３年学习生活，和陈延年、郑超麟等启程返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取道海参崴，于８月抵达上海。
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1．团“三大”前后（1）
有一种说法，父亲是青年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的，任务是加强中国青年团的领导。而事实上，父亲一到上海即被派往上海大学担任“俄文教授”，为时不长即参与青年团中央工作。数月之后，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后又代理团中央总书记，继而担任团中央总书记。
１９２４年９月２２日，父亲参加团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任弼时担任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张伯简、俞秀松为候补委员，区委书记为张秋人。三天后，团中央局会议又决定在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一编辑部，聘任弼时、张伯简、何味辛、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南７人为编辑员，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１０月９日团中央局又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中央俄文翻译。自此，父亲开始在《中国青年》撰文，为青年团呐喊，热情地宣传苏俄，同时撰文廓清青年运动内部的糊涂认识，反击敌人的进攻。
这时，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面临着一场方针性的争论，即中国是否应当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对此，父亲在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时即持否定意见。回国后，鉴于国内仍有同志主张单独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他在《团刊》上系统地阐明了应否定的观点，坚决反对在中国另建“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认为这种组织在尚未建立民族革命政党、群众也没有团结起来的国家是需要的。但中国的社会实际说明，已建立４年的青年团，完全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之一。倘若另建一“组织上完全独立”，政治上有“独立自主的权柄”的“独立的青年政党”，发展结果将会因成分复杂、政见不一，而“成为一种反革命的组织”。因此，父亲明确指出“绝对不能有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实现之必要。”他的这一认识与主张，不但在１９２４年统一了团内认识，而且为以后同国民党青年部争夺青年运动领导权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决定采取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作为主要方式之一，但在国民党中一直有人反对。他们在政治上攻击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想使国民党逐渐变为共产党，甚至提出取消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时间右派舆论甚嚣尘上。为反击敌人，使广大青年了解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吸引青年加入青年团。父亲在《中国青年》第４９期发表《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文章旗帜鲜明地宣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群众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他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少年国际之一部”。它“绝对不与一班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妥协”。又指出：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他们明白中国国民革命之必要”。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７日是苏维埃革命胜利７周年纪念日，次日在《中国青年》第５２期（苏俄革命纪念特刊）上发表了父亲撰写的三篇文章：《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向中国青年介绍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业绩，号召学习和研究列宁主义；列举事实阐明十月革命后苏联经济、政治地位的巩固及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特别详细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青少年的组织状况、政治和文化教育状况及青年团、童子团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
由于父亲还担任团中央的俄文翻译，这一时期他还负责翻译有关文章在党和工会组织的刊物上登载。如他曾译赤色国际工会总书记洛佐夫斯基所写的《国际工人运动与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一文，刊于《中国工人》第二期；翻译列宁著《中国的战争》一文，刊于《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等。
据不完全统计，父亲自１９２４年８月回国到１９２７年先后在党团刊物上发表文章计１５篇，探讨革命理论与实践问题。难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访问一些与父亲有过接触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他们常说：“当年，我们是先读了你父亲的文章，后来才认识他的。”
1．团“三大”前后（2）
１９２４年，华夏大地大革命兴起。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发展壮大，成为党的得力助手。为了迎接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筹备召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父亲除了担任《中国青年》编辑员外，主要时间投入于团中央局的工作，尽管当时他并不是团中央局执行委员，但却担负起团“三大”筹备工作。他与恽代英、张伯简、张太雷、项英、林育南、张秋人等７人组成议案准备委员会，并和张太雷、张伯简、张秋人、恽代英共同负责起草关于非党青年运动草案，提交“三大”讨论。
１９２５年１月２６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有表决权的代表１８名，代表团员２ ４００余人。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代表旅莫斯科地方团组织出席大会，并与华林、刘尔崧、刘伯庄、恽代英组成５人主席团，同时为教育训练问题委员会和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刘尔崧、夏曦、刘伯庄等９人当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父亲又与张太雷、恽代英、张秋人、贺昌５人组成中央局，分工任组织部主任。
自此，父亲正式走上了团的中央领导岗位。
共青团“三大”在团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会议确立党对共青团的绝对领导，按照青年化群众化的要求，即按照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建设团，提出四个口号“学习列宁主义”、“严守本团纪律”、“参加实际工作”、“获得青年群众”。此次大会为动员广大青年团员积极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１９２４年冬，家乡传来噩耗，祖父病故。正值紧张地筹备“三大”之时，无法脱身的父亲按捺下思念、悲痛与负疚，全力工作。
自１９２０年夏天离开长沙，到上海、去莫斯科，一晃四年有余，一回国父亲就想回故乡看望久别的双亲，看望妹妹们，看望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可是，工作离不开，革命需要他，他没有回去。
“三大”胜利闭幕。紧张繁忙的工作终于把父亲累倒了，直到２月中旬，父亲仍在康复中。２月１８日在给旅莫团的罗亦农、王一飞信中他写道：“现在身体亦感衰弱得很。”这便是父亲的付出。这时父亲只有２０岁！
2．叱咤风云亭子间（1）
自莫斯科回国，父亲就住在上海福康里一个小小的亭子间。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是他的全部家当。然而，正是这小小的亭子间，却成为中国青年运动早期领导者叱咤风云的大舞台。
“三大”结束，正当父亲全神贯注于中国共青团的组织建设时，２月，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取得部分胜利。但日本资本家在工人复工后却不履行所答应的条件。于是，工人在５月间再度罢工。
５月１５日，上海的日本资本家为对抗工人罢工，关闭内外棉工厂。工人按计划去上班，冲进厂内。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野蛮地向工人射击，枪杀了青年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人。
事件发生，当即引起团中央的密切关注。这时父亲正代理团中央总书记。
１９日，父亲代表团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召集的宣传联席会。会议决定５月２４日公祭顾正红，由雪耻会出特刊在大会上散发。父亲负责绘制特刊所需的讽刺画。
２４日，内外棉厂工会在潭子湾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父亲早早赶到会场，映入视野的潭子湾三德里依旧是荒芜的土地、坟墓与杂草。烈士的灵柩安放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前。渐渐地人多了，不久就汇成了人的海洋。一万多名各界代表如潮水般涌进了这片洋人与高等华人足迹罕至的沪西纱厂工会所在地。有慷慨陈词讲演的，也有散发传单、宣言的，人们以各种方式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军阀孙传芳的军警在严密监视工人，他们如临大敌。这情景不禁使父亲回想起二月罢工时的潭子湾；也是这片空地，同是万多工人齐集，半空中悬挂着“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战旗，在充满生机的春风里飘扬。而今，帝国主义却向工人开了枪……看着，想着，一个决心下定：根据中共中央３３号通告精神马上起草通告，告诫全国团员，把上海纱厂事件扩大为反帝斗争！这一夜，成都路福康里亭子间的灯光通宵未熄，是父亲与恽代英在伏案疾书。
２５日，晨光熹微中，父亲与恽代英揉揉干涩的双眼，整理好已写成的通告，会心地笑了。
一份份油印通告，按组织系统迅速发放到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