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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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父亲充分肯定了青年团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提醒青年团警惕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及闹独立性的错误偏向。“同时，应当把青年带头当先锋与‘先锋主义’加以区别。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父亲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保证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包含两个意义：一方面团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团员，必须明确地深刻地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坚决执行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决议，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作风，保证全体团员及广大青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另一方面，各级党委，不放弃或放松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职责，把青年工作放在一个应有的适当位置上，给以必要的关心和帮助。“加强对青年团领导时，又应当注意尊重青年团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不要在组织上事事去干涉青年团”。
父亲的报告，不仅深刻地总结了我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透彻地阐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更明确地提出了今后青年运动方向和青年团的基本任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以此政治报告作为今后全团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
然而，至今许多与会的老同志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报告，父亲只讲了一半，虚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在同志们几经劝说下，后一部分由荣高棠替他宣读。就这样，他仍自始至终和同志们一样坚持坐在那里，接连听完冯文彬在大会上作团的工作任务报告。
４月１８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一致推举父亲为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同日，经心脏专家与眼科专家会诊，确认父亲病情严重，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他休息养病。从此，全家随父亲搬到玉泉山休养所。傅连暲特派黄树则医生为父亲主治，并专派刘佳武医生特护。
3．最后的拼搏（9）
休养中，父亲仍坚持读书、看报、听广播，但很少参加大型活动了。５月８日，出现昏迷症状，经医生诊断，脑部血管已有器质性病变，眼底亦有小出血点。父亲的健康在继续下滑。
１０月１日，多么振奋的一天啊，首都３０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父亲从１６岁起即为之奋斗了３０年的事业有了如此辉煌的成功，怎能不令人欣喜若狂？选然而，无情的疾病却残酷地将父亲按在收音机旁，借电波享受这一辉煌。我听他对母亲连连说道：“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啊！”从他的神态中读懂了父亲那一份深沉、那一份感慨；我从他坐立不住地等待远征参加大典归来的举止中，体会到父亲被病魔纠缠的无奈，更看到父亲对胜利到来的喜悦和激动！
那一刻，我为父亲未能亲身出席开国大典感到遗憾！
那一刻，我更从心底里为父亲感到骄傲！父亲的的确确为“造成大福家事业”贡献了他的一切！这一年，父亲才刚刚４５岁！
是月底，父亲经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内科主任瓦西林科等详细检查诊断，建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治疗。诊断表明，此时父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显著硬化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脏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并有轻度糖尿病，且病情在严重发展。１１月下旬，中央决定父亲去苏联就医。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上旬父亲抵达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和巴拉维赫疗养院等处医治、疗养近半年，病情有所好转。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８日，父亲返回国内。
父亲回国后不足一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父亲又抱病出席了部分会议，６月２６日，朝鲜内战爆发次日，父亲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要求恢复部分工作。２７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自此，断断续续近一年未能好好工作的父亲，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负责的工作中去。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日，父亲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一周年庆典。这时，朝鲜战事愈演愈烈；自９月１５日美国侵略军仁川登陆后，美军明显地将矛头指向中朝边境，１０月初悍然越过“三八”线，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共和国。１０月８日，应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多次会议讨论后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连日来的会议常常开至深夜，尽管医生再三强调父亲到睡眠之时即应退席，但在这种关键时刻，父亲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并未料及生命的最后时刻已临近，只是全身心地扑向工作：
１９日，是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天。为了筹备召开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白天，父亲邀请河北武安县县委书记、部分区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到办公室座谈。像以往的习惯一样，父亲仍旧是亲自作笔记，提出询问，征求意见。会议从上午８点直至下午２点。晚上，父亲又对照地图，阅读前线战报……
１０月２１日，父亲亲自撰文纪念《中国青年》创刊２７周年，登载于《人民日报》；
１０月２３日，白天和师哲谈话，晚上出席中央会议；
１０月２４日，白天阅读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派志愿军入朝和《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等电文，晚上伏案查看地图，并随手将案头台历掀至次日……
１０月２５日晨，突发脑血管意外；
１０月２７日１２时３６分，连日多方抢救无效，溘然长逝。时年４６岁！
父亲就这样匆匆离去，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终身的事业。但是，人民没有忘记他，党更给以他极高的评价，中共中央于父亲逝世当日即发布讣告：
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从一九二〇年他十六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四十六岁病故止，任弼时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建设和领导红二、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艰险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任弼时同志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任弼时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由于他对于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
3．最后的拼搏（10）
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８日，父亲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战友情深
1．文武得彰与贺龙（1）
父亲与贺龙相识并成为亲密的战友开始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７日，父亲等率红六军团到达甘溪，突然遭到桂军袭击，主力被截成三段，彼此失去联络。战斗失利，部队减员一千六七百人。此时，父亲正被可恶的“摆子”折磨得精疲力竭，躺在担架上与肖克、王震指挥作战。
正是在这几日，贺龙和关向应从敌人的旧报纸上获悉：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已由江西遂川出发西征，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同行。他们分析，红六军团可能是前来同红三军会师的。贺龙拍着报纸说：“报纸上是８月份的消息，如今已是１０月了，如果六军团是来和我们会师的，应该快要到喽！”于是，他和关向应率红三军团主力南去迎接红六军团。
１５日，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以及晏福生、苏杰率领甘溪失利与主力失去联络临时组成的特务团４００余人，转战９昼夜后，在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遇到贺龙。次日，他们即率部队兼程南下，接应正在分路突围的红六军团主力。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４日，在父亲与贺龙的记忆中都成为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在贵州印江县木黄父亲同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主力和接应他们的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合了。
当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不是当事者，又有谁能体会到他们当时的激动心情呢！
贺龙，这位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洪湖，从开始仅仅是少数人，发展而为大兵团的红军，率部队赴汤蹈火，独立作战。现在，终于见到党中央的代表，见到兄弟部队，怎能不兴奋万分。父亲率军西征，艰苦跋涉，两个多月数千里转战与湘、桂、黔三省敌军周旋，终于实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目标，又怎能不激动异常！
两天后，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的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会上，父亲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父亲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由他们三人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二、六军团。
在主席台上，父亲指着贺龙，向台下的六军团的指战员高声地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选”话音未落，即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这时，贺龙却走上前来，握着旱烟袋杆，笑着，不无诙谐地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昏昏沉沉的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大家都被贺龙逗笑了。接着，他又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代表红三军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们！你们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本该休息两天，睡个好觉，可是蒋介石不会让我们休息，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想蒋介石也睡不着觉喽！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说着，他用烟袋杆敲敲自己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天，我贺龙请客，大家轮流睡上一天一夜！”
会后，贺龙把军医处长贺彪喊来，对他说：“六军团的马大部分失落了，你把军医处的马拨一部分给他们。你要挑几匹最好的马送给六军团的领导人。设法让营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一匹坐骑。”又指示经理处，给六军团送粮、送肉，并吩咐部队连夜到山上割细草为六军团战友打草鞋。他还告诉军部值班参谋，两军会合后站岗、放哨等勤务全部由红三军承担。贺彪把自己最心爱的坐骑、段德昌送给他的纪念物——“小钢炮”送给了父亲。
父亲也命红六军团的同志把一路缴获的战利品，枪支、弹药、医药、香烟、被服等，送到二军团同志手中……
1．文武得彰与贺龙（2）
当天，父亲与贺龙促膝交谈至深夜。他俩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为此后长期共同战斗中的密切配合建立了良好的开端。多年后，贺龙还在说：“两军团六七千人，六七千个心，可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１９３５年１月，总指挥部接到电令，命红二、六军团分兵单独行动：贺龙率红二军团留守黔东；任弼时率红六军团向凤凰、乾城方向前进，建立根据地，以吸引更多的敌人于湘西北，配合中央红军突围，进而与二、六军团会合。
贺龙不同意分兵，他认为：一是二、六军团各自只有３ ０００多人，分开活动势单力薄，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二是凤凰一带为军阀陈渠珍长期盘踞之地，反动统治根深蒂固，并且地处苗族居住区，语言不通，六军团单独前往，将难立足。他主张两个军团一起行动，开往永顺、桑植一带，那里群众基础好，国民党力量比较薄弱，进，可以到常德、澧县、沅陵，威胁重要城市和长江交通；退，可以到四川、贵州。这样更有利于钳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
对此，父亲很以为然。认为贺龙的分析很有道理，中央不了解二、六军团目前的具体情况。分兵，两军团前途难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