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全传-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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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平静地说道：
“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元并非双方敲定的成交价，都表示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的商场规则。现在置地的市价才八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4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绵里藏针，话含揶揄之意。气氛氤氲着浓烈的火药味，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和谈不拢，那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以牙还牙，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你们不怕摊薄手中的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的手中置地！”
包伟士半含半露，无疑又把杀手锏抛出来。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以下结局：
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间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合占置地发行总股份的8。2％，所涉资金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略过25％增至33％多，控股权已相当牢固。怡和“更胜一筹”的是协议中有个附带条款，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间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果降下大幕。看好这场收购的证券界舆论界均大失所望。一些华文报刊在报道结局时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华商众豪联手合力战置地（4）
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为何不决一死战，较个高低胜负而就这么草草收兵了呢？市民甚感纳闷儿。
事后，传媒不断披露材料，使人们能窥其内幕之一斑。现综述如下：
包伟士抛出的杀手锏，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炮制。文华东方按4。15元/股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强怡策的控股权。
怡策认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小股东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约6元），文华东方少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和下怀，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文华东方可保万无一失，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的绝对控股量。
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被动的局面。
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8。95元/股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为约223亿港元，以8。5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略多的绝对控股权，得耗资100亿以上。
事实上，怡和不会坐以待毙，在收购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抬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远远会超过这个数。华资四财团是否能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限期内筹措这么多现金，尚是个未知数。
怡和控股数近26％，已优势在先。
怡和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本港和海外企业，仍是本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系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资产在李嘉诚之上。
即使能控得置地，必付出极昂贵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非民族斗士（虽然客观上起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将其撇在一边决一死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不舍—况且，对方仍是一头老狮子，虽垂暮，余威尚在。
华资财团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干将——中信的荣智健。这使得新财团带有中资背景。大陆读者，甚至中资机构的部分成员，都认为急剧膨胀的中资（一千多家），将是要在1997年后取代英资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中国政府有关官员多次强调：未来的特区政府将对各种资本（自然包括英资中资）一视同仁，在港中资必须按香港的游戏法则参与公平竞争，而不是去抢香港人饭碗（包括不同国籍的香港居民）；中国政府希望英资集团继续留在香港，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作用……
须知，香港的经济发展和腾飞，是华资、英资以及所有国籍的香港居民共同创造的。香港在20世纪初，还是个落后的转口商埠。
因此，荣智健的参与，新财团并不像某种舆论所说“向苟延残喘的英殖民经济势力发起总决战”。收购置地，还只是商业行为，进与退，都是自身利益所决定的。
那么，新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成为交换“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
市场曾有种种揣测，种种揣测都不足以令人信服，故笔者不想再妄加揣测。
现在，7年内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大限”已过，未见有哪家财团发起收购攻势。1988年6月收购战落幕之后，证券界透露的怡和系股权结构显示如下：怡和控股与怡和策略互控，各控有对方45％和30％股权；怡和控股控50％怡富，以及其他各种业务；怡和策略控33％置地、35％牛奶国际、41％文华东方。
母公司控子公司股权均在30％以上，能攻能守，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可乘之机委实太少。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在香港的上市地位，股票不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怡和系虽仍在香港经营，却不再是本港企业。这为外强收购增加很大的难度。
10年之间，李嘉诚主持和参与（九龙仓）4次大规模收购，有成功，亦有失利。笔者试对李嘉诚的收购艺术作一些小结。
在前面章节，曾涉及包玉刚、刘銮雄的收购，他们与李嘉诚3人，代表本港股市三种典型的收购术。
如前文提到的，包氏收购，是典型的海派作风，一掷亿金，速战速决，以实力与对手较量，更以绝对优势压倒对方。有人说包氏“勇气过人，韬略不足”，看来不无道理。倒不是包氏不善用计，是他的性格和时势所然，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与对手周旋。包氏的收购，代价极昂，是“惨胜”。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华商众豪联手合力战置地（5）
刘銮雄留学海外，他最先向香港引进华尔街商法，是一种海盗式的商法。他瞄准一间控股不牢、或经营不善、或内部不和的公司，先暗吸其股份，到一定数目，突发袭击。若成功则控得；若不成就逼对方以高价赎回他控有的股票。刘氏不成功的收购，获利甚丰，是股市人人生畏的狙击手。公司如控在其手，他必进行眼花缭乱的集资、分拆、股权重整活动，小股东怨声载道，不知所措。刘氏靠一间小小的电扇厂起家，几年内把全系资产扩张到一百多亿，跻身奋斗了几十年的富豪之列。刘氏在股市的形象颇糟，是一种“恶意”收购。
平心而论，刘氏是对香港证券史起过历史性作用的人物。他最先引进新鲜战法，使香港股市的投资投机活动跟上华尔街水平。刘氏是香港股市“第一个穿比基尼”的人，第一个穿比基尼的女性在海滩亮相，被人们斥为淫妇荡女。现在良家女子皆穿比基尼，自然不必承受舆论压力。继刘銮雄后，香港股市狙击手辈出，人们逐渐习以为常，谴责刘氏的舆论自然也就少多了。刘銮雄一拳击醒众多沉睡的狮子，这些大亨惊奇地发现，不必辛辛苦苦干实业，只需带一笔大亨看不上眼的本金进股市，就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亿元、百亿元大亨了。
笔者很赞同林士明先生的话：李嘉诚的收购是一种善意收购。
他收购对方的企业，必与对方进行协商，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他也不会强人所难。
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最典型的莫过于收购港灯，他从萌发念头到控其到手，先后历经几年，倒是西门·凯瑟克沉不住气，落入李氏“圈套”，以相当优惠的折让价出售港灯股权。他收购和黄，心术之精，让人叹为观止。他借汇丰之力，兵不血刃，战胜资产大其十多倍的庞然大物。
他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把被收购企业当做古董孤品非买不可的心理。若持这种心理，往往会付出过昂的代价。他遇到阻力，权衡利弊后，会不带遗憾地放弃，收购九龙仓、置地，他都持这种态度。
李嘉诚的收购，无论成与不成，通常能使对方心服口服。如成，他不会像许多新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与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尽可能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利益；股权重组等大事，必征得股东会议通过。他收购未遂，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
以李嘉诚为首的财团退出收购，将所持的置地股权售予怡和，售价（8。95元）仅比当日收盘价高出5分。新财团先后购入置地股票，相信比8。95元的出售价，低不了多少。新财团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约在1亿元。这对四家大财团来说，先后耗费一年多精力之所得，实在是微不足道。
李嘉诚保住了不做狙击手的清誉。对他来说，良好的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跨国投资众说纷纭是与非（1）
1984年，怡和系率先迁册百慕大，一时迁册之风甚嚣尘上。几年后，李嘉诚大举进军海外，他的两个儿子加入加拿大籍。香港舆论议论纷纷，说“李嘉诚是走资派”，“购买政治保险”。香港首富，举手投足，万众瞩目。
1982年，世界性经济衰退，香港出口量减少，经济显示出其敏感而脆弱的一面。
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赴北京，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股市是香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消息传来，股市发生动荡，持续滑落，到年底，恒指跌幅六百七十多点。
香港信心危机爆发，移民潮汹涌而起。不少国家伸出橄榄枝，欲将香港的阔佬和人才一网打尽。代办移民护照的机构与律师充斥港岛中区，赴美的黑市护照竟炒到50万美元一张。香港原就约有10多万持外国护照的居民，他们非富即贵，几乎没一个升斗小民。他们有如吃了定心丸，只差一张机票，随时可离开香港。倒是急煞了那些没有“先知之明”的富翁，他们急不可待斥资购买“太平门”的门票。
人走必财空，随之相伴的是走资潮。还有一些人，人不走财先走—早有护照在身，先将一笔资产转移到海外。
包玉刚、李嘉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分别加入英国籍、新加坡籍。这两位华商翘楚，举手投足，全港瞩目。他们都曾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将家庭迁往海外，不会将资产转移海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也看好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包李两人的声明，对稳定港人民心，起了较好的作用。
不少华商，正是趁当时的地产低潮，低价收购地皮物业，为市道转旺后发展打下厚实的基础。
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世纪80年代中，香港移居海外的人口每年约2～3万人；90年代初开始，每年以6万人的速度外流。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商业者和专业人士。
国外并非都是移民想象的天堂，不少人坐满“移民监”（移民必须按该国的移民法，居住满数年的限期，方可享受本国居民赴境外工作或投资的权益），又打道回港，经商或任职，每年回家团聚几次，成为“太空人”。
如古人所说“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回故里”。百人有百念，不可强求划一。
对香港工商界震撼大的，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