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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

马瑞芳讲聊斋-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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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员官    
    蒲松龄笔下最有神采的清官是他的老师施闰章,是《胭脂》里边的人物。胭脂对秀才鄂生有情,导致了父亲杀身之祸。知府吴南岱为鄂生解脱了罪名,又误判了秀才宿介。学使施闰章出于爱护人才和维护正义,断定宿介也是代人受过,他利用心理战术让杀人凶犯露出了原形,把几个嫌疑人关进黑屋子,墙上抹白灰,手上抹黑灰,预先宣布,神灵会在杀人犯背上写字。毛大怕神灵写字,进屋后,一直用背贴着墙壁,出来时再用手捂着背,结果他的背上黑灰白灰一大片。说明杀了人做贼心虚的正是他。施闰章断清案情,把毛大正法;宿介从秀才降为青衣,开自新之路;派县令做鄂生和胭脂的媒人。真是机智多谋、怜才恤士,对相爱的青年男女有菩萨一样的心肠。    
    


第四部分:妙笔抒写民族灾难不负责任父亲的悲剧 3

    聊斋颂扬友情亲情的故事很多。《张诚》里的张讷受继母虐待,同父异母的兄弟张诚千方百计帮他。张诚帮哥哥砍柴,给老虎叼走。张讷上天入地寻找弟弟,历尽艰辛,兄弟相逢,还找到了早年失散的大哥支撑门户。大文学家王渔洋非常欣赏《张诚》,认为是一部绝妙传奇。    
    《素秋》里的俞慎认识了同姓的读书人俞士忱,结拜为兄弟,他把俞士忱和妹妹素秋带回家。素秋是绝色美人,长得粉白如玉。俞慎夫妻像对待同胞弟弟妹妹一样爱护俞士忱和素秋。不久,俞士忱得了重病,临死前向俞慎交待:咱们名为兄弟,实际并不同宗,可以通婚,既然嫂嫂这么喜欢素秋,我死后,让素秋给您做妾吧。俞士忱的思维可以理解,他们兄妹受俞慎的关怀还没报答,他死后素秋无依无靠,素秋受到俞慎妻子的喜爱,好相处,让素秋给俞慎做妾,既报答了俞慎的恩德,又安排了素秋的终身,顺理成章。俞慎却严辞拒绝:“弟弟病糊涂了,你让我收义妹做妾,岂不是想让我虽然长个人头却像驴一样叫?”俞士忱死前嘱咐妹妹,我死后立即把棺材关上,不要让人看。俞慎好奇地揭开一看,俞士忱变成了一尺长的蠹鱼,原来,俞家兄妹是书中蠹鱼!素秋怪异的身份暴露了,她很担心众人飞短流长。俞慎说,你放心,我不告诉任何人!他隆重地厚葬并非同胞大力将军的弟弟,尽职尽责地安排义妹素秋的婚事。俞慎是典型的正人君子,他身上体现了儒家道德、传统文化的魅力。    
    《大力将军》写孝廉查伊璜与将军吴六一的厚施、慨报故事。孝廉查伊璜到野外荒寺饮酒,偶然看到一个乞儿将讨得的食物“轻若启椟”地放置到古钟下,那古钟,数人“力掀举之,无少动”。查孝廉把乞儿“携归饵之”,赠金让他从军。十几年后,查伊璜的侄儿在福建任职,大将吴六一,自称是查伊璜的“弟子”。侄儿诧异:叔叔是有名的贤士文人,哪来武弟子?他告知鸿偶然来探亲的叔叔,查伊璜茫不记忆。登门看望,出迎的将军“殊昧平生”。查以为将军弄错了,将军却大礼参拜,像拜见皇帝。查伊璜如坠五里雾中。将军“笑曰:‘先生不忆举钟之乞人耶?’查乃悟。”将军留查在府中,次日清晨“寝门外三问”,极显恭敬。查欲返家,将军不让走,然后,亲自清点财物,将姬婢厮卒、古玩金银,“敢以半奉先生”,嘱咐丫鬟仆人以后“敬事先生”,亲视姬婢登舆,“阗咽并发”。孝廉厚施不问名,将军豪爽而真诚的报答,好几位文学家都对这个故事感兴趣,而《聊斋志异》从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出发,写得格外感人。    
    《聊斋志异》还写了自然界动物的动人故事。《鸿》写一个捕鸟人捕得一只雌鸿,雄鸟悲惨地鸣叫跟着捕鸟人回家,第二天雄鸿竟然叼来半铤黄金赎出了雌鸿,两只鸟儿双飞而去。《蛇人》写耍蛇人养了两条蛇,名叫“大青”、“二青”。大青死后,二青从山林里邀请来一条小蛇命名小青,小青不敢吃东西,二青就喂它。二青长得太大不能再耍蛇放归山林时,跟主人依依不舍,跟小青“交首吐舌”似乎在告别。小青长大后,又是二青来迎接它一起回归山林。蒲松龄在《蛇人》的篇末说:蠢然一物的蛇都这么讲究友情,人间有些本来有很长时间友谊的人在关键时刻却落井下石,实在“羞此蛇”。蒲松龄在动物身上寄托了美好的理想。    
    惩恶扬善是《聊斋志异》的重要特征。用生动的小说形式,用活灵活现的人物,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使聊斋成为对各时代、各层次读者有教益的书,给人以艺术审美感受的书。    
    


第四部分:妙笔抒写民族灾难商业繁荣的精彩画卷

    马瑞芳讲聊斋商业繁荣的精彩画卷    
    蒲松龄是穷书生,长期做家庭教师,生活在穷乡僻壤,没经过商,可是他生活的特殊时代、特殊地区、特殊家庭,给了他商品经济的特殊感受。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商业经济相当活跃,某些生产部门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增强;他终生乡居,家乡是齐文化发祥的重利的地方,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大运河穿境而过,京城数日可至,贸易连通四海,明代中期以来,山东是经济率先繁荣的地区之一。蒲松龄的父亲科举不利,靠经商成为小康之家。蒲松龄自幼耳濡目染,对商业和商人特别感兴趣,也比较了解。《聊斋志异》有70多篇文章与商业或商人有关,数目仅次于写狐仙的篇章。《聊斋志异》描写的商业经营五行八作,天南地北。有开店出售的坐贾,有流动贩卖的行商,有隔省贩卖,有泛海远渡,有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中介性行业(牙行、典当),也有为客商提供方便的旅栈业;有手工业作坊,有开采煤矿的商人,有富比王侯的大商人,也有小本求利的小贩。《聊斋志异》写商海风险,也写到一夜致富神话,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纷繁、精彩生动的经济生活画面,像时代晴雨表标明时代商业经济的巨变。    
    一夜暴富的神话    
    故宫工笔画:王成遇雨    
    商业繁荣的精彩画卷    
    王成是官宦子弟,因为懒,日子越过越穷,但他为人耿介,不贪财,他捡到一股金钗,还给失主。丢金钗的老妇恰好是王成祖父的狐仙妻子。她拿出40两银子,让王成买夏布贩到京城,嘱咐王成:“要勤快不要懒惰,要抓紧不要懈怠,宁早勿晚。”王成没有悟出老太太是在指点他:在商场里,时间就是金钱。他从没吃过奔波劳碌之苦,遇到下雨就在旅馆等,结果贻误了商机,赔了十几两银子,如果他冒雨提前赶到,可以赚几倍。更不幸的是,王成剩的银子给小偷偷走了。有人劝王成到官府告状,责令店主赔偿。王成说,是我运气不好,跟店主何干?店主感激王成为人忠厚,送五两银子给他,让他回家。    
    王成没脸见祖母,进退两难。他看到有人斗鹌鹑,一赌几千文钱,灵机一动,买了担鹌鹑回来。结果天下雨,鹌鹑渐渐死光,最后只剩下一只。王成难过得想寻死。店主人仔细观察后说:这只鸟儿是上品,那些死去的鹌鹑,未必不是被它斗败啄死。你不妨天天驯养它,用它来赌斗也可以维持生活。半年多时间,王成靠斗鹌鹑,存下二十几两银子。店主人对王成说:有个发大财的机会,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运气。原来,大    
    亲王喜欢斗鹌鹑,每到正月十五,放民间擅长玩鹌鹑的人到宫中参加斗鹌鹑比赛。店主人嘱咐王成:斗败了自认倒霉。万一斗胜,亲王一定买你的鹌鹑,你不要答应。他勉强要你卖,等我点头才可以卖。王成的鹌鹑把亲王最神勇的鹌鹑斗得垂翅而逃,亲王果然要买王成的鹌鹑,几番讨价还价后,600两银子成交。    
    李苦禅画鹌鹑    
    像蒲松龄那样的家庭教师一年工钱不超过八两银子,一只小鹌鹑超过他工作60年的工钱。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奇迹:一只小鹌鹑和600两银子的“中人之产”绝对不成比例,却变成两相情愿的交易。    
    《王成》写的斗鹌鹑、卖鹌鹑,似诙谐谈笑,却蕴藏不少商业经营章法和经商心理。比如:要眼明手快地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要看人下菜碟地揣摩经营对手的心理。给王成出谋划策的店主显示了出众的商业才能。这位旅栈业老板见多识广,富有商场经验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他带王成进宫斗鹌鹑,先等其他人的鹌鹑斗败后才登场,其他人的鹌鹑成了王成鹌鹑的铺垫。店主深知亲王既嗜好鹌鹑又挥金如土,王成的鹌鹑一旦把宫中御鹑斗败,就奇货可居。他告诉王成要价1000两,要王成沉住气,吊亲王的胃口。王成缺乏商战经验,能得600两银子已喜出望外。按店主分析,稍一拖延,亲王肯定上钩,800两银子可以到手。像王成这样虽然懒却诚实善良侥幸致富的人物,像店主这样审时度势、思维敏锐、有经营头脑的人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聊斋舞台,成为聊斋人物的重要门类。    
    


第五部分:从贱商到重商从贱商到重商

    从贱商到重商    
    《聊斋志异》描写了由贱商到重商的情况。中国是个长期重农抑商的国家,以躬耕田亩为荣,卑薄经商取利。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货殖列传》,就受到后世学者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人员组成“士农工商”,商处最末一等。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有所变化,人们对经商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蒲松龄就把商排到农的前边,他在《赌符》里说:“夫商农之人,俱有本业。”    
    聊斋名篇《黄英》生动地描写人们从贱商到重商的变化。《黄英》写了保守文人马子才从“贱商”变为安心与商人为伍的过程。菊花是黄花,黄英蕴含菊精之意。傲霜挺立的菊花,向来是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黄英》里陶家姐弟和马子才偶然相识,因为种菊话题谈得投机,马子才邀请陶家姐弟住到家里。马子才本是个带“贱商”思想、自命清高的文人。他喜欢菊花,把种菊当作陶渊明式雅事。他虽然很佩黄英服陶氏姊弟种植菊花的才能,但当陶三郎跟他商量卖菊为生时,立即嗤之以鼻,说:“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生反驳马子才说:“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陶三郎的观点反映了新时代潮流:经商不“贪”也不“俗”,是“自食其力”的正当事业。陶三郎还说:“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陶三郎的话,显示出鲜明的商人意识,显示了市民阶层成熟并努力占据社会主流意识的思想倾向。马子才对卖菊花不以为然,认为是“以东篱为市井”。所谓“东篱”,指的是文人雅士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安贫乐道的高洁生活态度。马子才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种菊、赏菊是文人雅事,是精神享受,绝对不能和做买卖这类俗事联系起来。马子才和陶三郎因卖菊的争执不欢而散。    
    马子才丢弃的残枝劣种,陶三郎都捡了去。到菊花开放时节,到陶家买花的人车载肩负,门庭若市。马子才发现陶三郎所卖的菊花都是他从没见过的异种,他厌恶陶生的所谓“贪”,又羡慕他的菊花,“恨其私秘佳本”,想登门问罪,却发现这些所谓异种正是自己抛弃的劣枝。原来陶三郎有变劣成优的本领,木雕美人他用天才的艺菊本领,让尽可能多的人欣赏到高洁的菊花,卖花为业,何俗之有?马子才佩服陶三郎非同寻常的育菊绝技,两人喝得大醉,和好如初。    
    在这之后,陶三郎的卖花业从北到南发展,甚至“于都中设花肆”,大张旗鼓卖花。陶家姐弟卖菊的结果是富甲一方,财大气粗,有了大片土地,雇佣很多人种花,他们靠经营菊花,从过去靠马子才接济,到享用过于世家,从过去借住马子才的荒园,到自己盖起讲究的楼房。    
    马子才丧妻以后迎娶了黄英;马家所用的东西,都由黄家供应。几个月后;马家的东西都是从陶家拿来。马子才耻以妻富,认为黄英破坏了他的清风高名,他特别不能忍受卖菊亵渎东篱,不乐意过仰仗妻财的华贵生活。他埋怨黄英:“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    
    马子才的话语,表达出两种传统观念:其一,传统男性观。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有社会生存能力,仰男人鼻息生活。黄英不仅养活自己,还养活了丈夫,马子才非但不以她为荣,反而伤害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其二,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在传统士子眼中,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躬耕南亩是清高,从商是追逐铜臭。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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